九、 歷史悲劇的印記
大戰結束,從中國東北回到東京,發現短短不到一年,當時留日學生,很多完成學業的台籍學生早已陸續返鄉。醫學部前輩柯源卿、江萬煊、林秋江、郭維租都已返鄉就業。一九四六年夏天來台「接收」的國民政府宣布:舉凡在戰爭中未能完成學業但持有大學修業學籍證明的學生,包括來自大陸各地或在日本留學未完成學業的學生,可以分別進入台灣大學或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師範大學)復學,我雖然晚了一年回來,仍以具有東京大學醫學部修業二年的學生身分得以進入台大就讀醫學系三年級,在日本的同班同學劉沼光,前面說過他因早一年回到台灣,所以在台大成為我的學長,另外二位同學則留在日本東大醫學部完成學業,當然我們四個人未來的命運也各自不同。
李登輝以京都大學農學院學籍進入台大農經系,彭明敏、劉慶瑞以東京大學政治科編入台大政治系復學,成為東京帝大政治學博士薩孟武教授的得意門生。
我回到台灣編入台大醫學系後不到三個月,228事件就發生了。1947年2月27日晚上,公賣局一名警員,在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緝煙販婦人林江邁,由於警員要沒收她兜售的私煙。婦人先是求情,後來眼看警員要強行取締時,掙扎不從,於是查緝警員就動手毆打她,引起路人憤慨。圍觀的群眾聚集過來,想要主持公道。警員一時慌張拔腿就跑,群眾在後面追趕,倉皇中警員回頭拔槍射擊,誤殺路人陳文溪。
第二天,2月28日市民集體遊行抗議。這個示威隊伍,蜂擁至公賣局,要求處罰兇手並保證今後不再有類似情事發生。此時中國官員聞風逃生,示威隊伍衝入裏面,把貯藏的煙酒搬到外面焚燬。示威隊伍怒火一時尚不能平息,又繼續前往長官公署陳情,孰料遭到機關槍掃射,造成不少無辜路人死傷。
這時市民群情憤慨,佔領台北市廣播電台的一支隊伍,呼籲全島居民起來反抗不公不義的政權。228事件歷史悲劇的烽火,自此一發不可收拾,蔓延全台灣。
1945年10月25日蔣介石派陳儀接收台灣,擔任行政長官。不到兩年發生了228事件,陳儀因為兵力不夠,又以事出突然,一時狼狽不堪,開始時不得不偽裝,盡量擺出和台灣人妥協的低姿態。因此台灣人內部很快出現以為能夠輕鬆取勝或以和平手段解決問題的幻想。其實這時陳儀已向蔣介石報告情況,要求迅速派軍增援。蔣介石當時因整個江山已被毛澤東吞噬大半,當然下令迅速展開全面鎮壓。
3月8日晚上到9日,蔣介石急派第二師團、憲兵第四團來台鎮壓,援軍陸續登陸,看到人民就瘋狂開槍掃射。陳儀認為軍隊已掌控當時情勢,下令全島戒嚴,解散處理委員會所有民間團體,開始大舉逮捕有關人士,其中包括應該是將來建設新台灣法律界、實業界、醫學界、藝文界的精英,如王添灯、林茂生、陳炘、吳鴻麒、王育霖、林桂端、張七郎父子、陳澄波、陳能通、宋斐如、王石定、楊熾昌、蕭朝金、林旭屏、李瑞漢、施江南、吳金練、阮朝日、楊元丁、湯德章……有的被殺,有的迄今連屍體都找不到。
3月10日,電台播出蔣介石處理方針,對陳儀二年間的貪腐暴政隻字不提,斷定228事件是共產黨煽動引起的叛亂,忘記自己沾滿血腥的雙手。
228事件,包括後來有計畫地肅清、逮捕。地方名望仕紳、知識份子、留學日本的精英都成為獵捕的對象。連同一般被殺傷的民眾、學生計算在內,正確的人數到現在還是一個謎。數字在二、三萬人之譜是逃不掉的。
其實最恐怖的是緊接而來的戒嚴時代。這長達38年的高壓政策,由1949年5月20日陳誠宣布台灣地區戒嚴開始,直到蔣經國去世前一年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嚴才劃下句點。這是二十世紀全世界僅有的一個蔣家父子神話集權統治圖騰。事實上,對於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和家屬而言,228事件造成的歷史性悲劇的印記,到今天還在延續,根本沒有結束,因為造成這些悲劇的劊子手,沒有一個人受到審判,沒有一個人公開出來認罪,或向台灣人為此事道歉!
陳儀在事件過後,本人不但未受任何處分,而且蔣介石還把他調回南京擔任國民政府顧問,第二年更出任浙江省主席。後來因預謀投共之嫌被帶回台灣在新店槍決,因此陳儀之死,並不是因為他是「228事件」元凶之一而定罪伏法。
至於「228事件」中扮演重要劊子手的彭孟緝、史宏熹、柯遠芬、劉雨卿、張慕陶……,也沒有一個人被定罪,而且反而因為屠殺、鎮壓有功,一路平步青雲,位居高官,甚至遠走海外,至死無悔,沒有一個曾經為自己的罪行認罪,想來真是令人扼腕!「高雄屠夫」彭孟緝在八十多歲時還發表一封公開信,信中仍然毫無悔意地表明自己忠於職守,做了他應該做的事。他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奉行「上級」命令,難道有了命令就可以肆無忌憚,放手屠殺自己的同胞嗎?那命令他屠殺同胞的蔣介石能逃脫歷史的裁判嗎?
二次大戰結束後逃過「紐倫堡大審」的蓋世太保頭目艾克曼,戰後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逃亡生涯,最後被一名猶太裔情報局幹員,於1960年在阿根廷首府布宜諾斯艾利斯逮捕歸案,並送回1948年立國的以色列接受審判。
這個幹員家人在大戰中全部死於集中營,他是僅存的活口。家破人亡的少年,在心中偷偷發下重誓,天涯海角,務必要把這名殺人魔王逮捕定罪。由於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政策,結果二次大戰中有六百萬猶太人喪失生命,這是當時歐洲全部猶太人口的三分之一!
這時年近七十垂垂老矣的艾克曼,在歷經十五年的亡命生涯,蓄鬍、變裝、隱姓埋名,以為可以逃過緊追不捨的通緝,無奈人算不如天算,最後他還是落網了。
艾克曼坐在防彈玻璃的受審席上,耳朵重聽,帶著助聽器。當法官問他屠殺六百萬猶太人是否有罪時,艾克曼和彭孟緝二人的答辯,其冷血固執與無情簡真如出一轍:「做為希特勒手下的忠誠部屬,我只有採用最快速的手段完成上級的命令,因為貫徹紀律乃是軍人的天職……。」
這時在席上聆聽判決的猶太人個個血脈賁張,真想將其食而吞之。以色列建國之後本無死刑,可是最後還是通過絞刑,把這個至死無悔,冥頑不靈的殺人魔王送上西天,正確來說應該是送他入地獄吧!
蔣介石派令陳儀來台灣出任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總司令並接收台灣,從歷史上回顧這是最大的敗筆,台灣人判定這是「劫收」,並非言過其詞。他擁有比日治時代的武官總督更大的權力──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和兵權,如果是一個廉政、有能力的行政長官也許台灣不至於這麼悲慘,可是陳儀和他的隨員冷酷腐敗、貪婪,台灣暗無天日的夢魘終於開始了。二次大戰結束,台灣人歡欣鼓舞,熱烈歡迎「祖國同胞」到來,但是等到基隆碼頭登陸的士兵,腳穿草鞋、肩挑鍋釜、雨傘、被褥,連綁腿都綁不好的中國兵出現,前往迎接的人民、學生……一下子全都嚇呆了。
日本在統治台灣半個世紀中,確實把台灣當作殖民地,台灣人也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暗地裡罵他們「狗」(四腳仔),但是普及全島的國民教育,中學、商業學校、工業學校、師範學校及足以和日本本土帝大水準相比的台北帝大,卻使台灣人脫胎換骨,此時台灣的教育、衛生水平和中國大陸任何一省相較之下,都可說高出很多。但國民政府以治理北平、上海是歷代名都和國際大商埠的自傲與經驗,他們認為要來統治的台灣只是日本留下的殖民地,便以化外之地視之,想不到儼然以征服者姿態君臨台灣的陳儀,竟在短短不到兩年時間,把台灣搞得天翻地覆、民不聊生。1949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因大陸戰事失利,逃難到台灣。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同年10月1日在北京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54年8月甚至提出「血洗台灣」的恫嚇,與國民政府隔海形成水火不相容、「漢賊不兩立」的對峙敵國。經過228事件屠殺之後,陸續展開的獵捕肅清政策是由於戰敗逃到台灣的蔣介石,這時已別無退路,「一次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因此得到指令的陳儀,一方面與228處理委員會虛與委蛇,一方面等待增援部隊抵達,等軍隊上岸,3月8日立刻進攻228處理委員會,警備總部下令台灣全面進入戒嚴,3月9日展開大屠殺,日治時代的戶籍資料做得很精密,日後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在全面逮捕肅清的白色恐怖政策下,至少有十萬以上人口在戶籍上失蹤、死亡,以當時台灣六百多萬的人口計算,這個數字也算相當驚人!
知識份子被捕,有的是因為看了一本馬克思或左翼思想的書、有的參加了讀書會、有的在學校自治會頂了一個職銜、有的參加了學校的合唱團,或參加了地方性的文化協志會……任何一個看來無啥相干的團體,往往因為一個人被捕,其他一連串的人全部受到牽連,有的在學校教室被帶走、有的深夜睡覺時被捕、有的未經公開審判就被處決、有的送往火燒島長期禁錮……
228事件的悲劇,顯然種因於文化上重大的差異,蔣家政權本身的貪污、腐敗,他把台灣人民視為比殖民地更低下的四等國民。難怪歷史學家李筱峰教授曾指出:林茂生和蔣介石二人都出生於1887年,前者比後者早一天出生。前者是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後者是軍事士官學校出身的軍閥,結果拿筆的林茂生最後被拿槍的蔣介石殺害!
總之,228事件是一個歷史悲劇的印記,雖然近年來經過許多有志之士的努力,訪問、搜集,從出土的史料證據逐漸看到歷史的真相,可是從各縣市文化中心刊行的文獻看來,我們所見的依舊是冰山一角,受難者並未真正得到平反,他們的家屬仍然被漠視踐踏……
我們這些留學日本的台灣學生,分別利用二、三年的時間,在台大不同的科系修完課程,拿到畢業證書。就讀醫學系期間,當時成為我學長的劉沼光擔任台大醫學院學生自治會常務理事。等他升上四年級忙著在醫院實習,我順理成章也被選為常務理事。我們當然都不知道自己已成為國民政府的眼中釘。228事件之後,大戰期間讀過滿洲國建國大學的學生,不管畢業與否(有的因為戰爭結束沒有畢業),幾乎也都一一成為被獵捕的對象。我們這些埋首醫學課程,不問世事,也沒有餘力從事政治活動的醫學院學生,誰會想到也一步步走進國民黨情治人員佈好的羅網呢?
曹先生,你認識交往多年的涂南山先生,就是建國大學最後一屆未畢業的學生,大戰結束,他和我一樣一度也猶豫是否要留在中國唸完大學,等他決心回台灣後,他順利考入台灣大學工學院,因為他是日治時代嘉義中學第一名畢業,能夠考入「影武者」為東條英機總理的滿洲帝國建國大學,當然都不是泛泛之輩。涂先生回來考入台大工學院化工系,唸完一年,發現課堂有不少大陸來的教授用已經泛黃的舊講義,操著南腔北調的「方言國語」。涂先生聽了一年這樣的課,再也無法忍受,立刻跑到當時執教台大法學院東京帝大法學博士陳茂源教授家向他求情申訴,希望寧可降一年也願意轉讀商學院一年級,由於當時學子都以台大醫學院、工學院為第一志願,涂先生的要求屬於「怪胎」的罕見例子,於是以大一課程有許多共同科目學分而得以轉讀經濟系二年級(當時屬法學院),結果與郭婉容同班。
可是228事件發生後,這些留日精英,都一一被列入清查對象,建國大學的學生當然也在全面緝捕、獵殺的優先對象之列。涂先生就是升上大學四年級時被盯梢了。當時涂先生為準備撰寫畢業論文,一邊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讀了三分之二,為了測試自己理解的程度,甚至把矢內原忠雄的《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譯成華文,涂先生當時這樣做對一個大學經濟系快畢業的學生來說是很正常的,但是在1940-50年代卻是一種萬分危險的行為。你想想看,當時在大學唸經濟系的學生從亞當斯密斯的《國富論》到凱因斯,能夠不知道馬克思的《資本論》嗎?但是當時如果去碰觸他的著作,這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山中行嗎?現在我們都已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大家碰面以後才知道涂先生也是1950年被捕判刑,被捕前當他獲悉許多朋友一個個落網,他心裡已預感會出事,他在嘉義中學時和名畫家陳澄波的長子陳重光(不是實業家養樂多那個陳重光)同班。涂先生盤算當時擔任嘉義市第一屆省參議員的名畫家陳澄波在此風聲鶴唳的清鄉獵捕下會有生命危險,他從台北連夜趕回嘉義轉告陳重光勸其父親陳澄波畫伯趕快躲避風頭,涂先生的判斷雖然正確,可是還是遲了一步。因為228事件延及嘉義,嘉義市長和國民政府官員紛紛走避機場等待兵援,3月11日國軍空援嘉義,也是這一天,嘉義地方士紳組成的和平使節,帶著米糧前往水上機場溝通,陳澄波即是其中一人。3月12日軍隊進入市區逮捕當地民眾。不久陳澄波、潘木枝、盧鈵欽與柯麟等十六人,於不同時間各分三批,被軍方用鐵線捆綁起來,3月25日從嘉義警局用一輛卡車載著出來遊街,卡車經過中山北路來到噴水池,快到車站時,一個個被連摔帶拖推到地面,公然就地槍決。台灣傑出藝術家也是世界級的大畫家就這樣慘死槍下,陳澄波而立之年赴日深造,考進東京美術學校,曾以油畫「嘉義街外」入選第七回帝展,畢業後他曾去上海新華藝專任教,1933年返台定居,1945年8月15日,二次大戰結束不到兩年他竟這樣慘死故鄉,被槍殺時其長子陳重光和也是畫家的女兒陳碧女都在現場。中國兵仔不分青紅皂白的蠻橫行徑令人髮指,陳碧女從此丟棄畫筆遠離她熱愛的藝術創作。
228事件發生兩年後,民國38年(1949年)4月6日國民政府從大陸全部撤退來台。當時隨政府流亡來台的學生,以省立師範學院(日治時代為台北高等學校前身,現在國立師範大學)的學生最多,這種原因不外乎因為師範學院有宿舍,公費、吃住沒有問題,畢業後又可以分發到學校教書,職業出路有絕對的保障,這是當時家境較差或隻身來台的學生最想就讀的學校。
師範學院的學生中流亡學生當然不少,鬧學潮時有所聞,政府懷疑是共產黨潛伏其中,甚至判定後面有共產黨徒的老師和學生暗中煽動、策畫。當時的學生不知政治的複雜和可怕,只要參加什麼讀書會看了什麼書,在什麼小型會議出席簽名,那就慘了。
政府此時決定採取全面鎮壓政策,主張「寧可錯殺九十九人,不可放過一人」,陳誠召集台大傅斯年校長、教育廳副廳長兼師範學院謝東閔院長及浦薛鳳會商,決定貫徹取締,1944年4月6日早晨命令省立師範學院即日停課解散,所有學生一律聽候重新登記,違者除名,當時逮捕師範學院學生二百餘人,人稱「四六事件」,從此台灣三、四十年不曾發生學運,校園內可說噤若寒蟬。
後來我得知涂南山先生也是1950年大學四年級時被捕,和我一樣在1951年踏上「賊船」送往綠島大學坐政治冤獄,他和胡鑫麟醫師一樣被判刑十年,我們不在同一隊,當然彼此也不認識,不過他知道獄中診所坐鎮的胡醫師,我是外科醫師,除非有重要急症的手術我才會參與醫療團隊。雖然我和涂先生一樣都在「重勞動」的行列裡,也沒有機會交往,聽你說才知道他竟在綠島做苦工、種菜的十年歲月中,涂先生翻譯了矢內原忠雄的《耶穌傳》、《羅馬書講義》,這兩本書後來都交由台灣教會公報人光出版社出版,涂南山分文稿費不取(只接受20本贈書)就捐給人光出版社,夏美寬牧師訪問涂先生時,他說:「如果不是聖經和矢內原這兩本書,我可能無法熬過綠島十年的歲月……」沒有在綠島坐過牢,很難想像那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試煉,每一個都不能預知自己明天是否能存活下來。雖然判刑後有刑期,但是外面發生的事,譬如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了,兩年後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巡邏台灣海峽……這些我們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知道或得悉的國際新聞,都攸關這些「政治犯」管理上的鬆緊和未來的命運。
我聽到涂先生從綠島回來,熬過很辛酸、堅強的長期奮鬥,與妻子同甘共苦把一男一女都栽培為醫生,真不簡單啊,從綠島劫後餘生回來的難友,要在社會上立足是很艱苦的。
我雖然是一名外科醫生,1957年我重返社會,也是小心翼翼努力地把家庭重新打造起來,我回來時長女美里已經九歲,在國民學校唸三年級,由媽媽一路辛苦帶來綠島探望我六次的女兒,在我被捕時尚是襁褓中的二歲稚子,雪貞為了要面對這一段艱苦的日子,曾把美里寄放在外婆家,因為她必須找到工作才能維持家庭的起碼生計。
後來我的兒子世光、次女安里、三女由里陸續來到世界,一家六口如何重建溫暖的家,我會在另一個章節裡舖陳。一個在外島度過六、七年歲月的「政治犯」重返社會,縱使是一個外科醫生,因為身分被貼上標籤,在情治人員的密切監視下,釋放後重回社會還是備受打壓、歧視。我雖然盡量保護他們,不讓兒女受到心靈上的傷害,但百般無奈的冷嘲熱諷隨時都會降臨到兒女身上……
根據受難家屬的追敘,譬如眾所周知的花蓮「鳳林慘案」,1947年4月4日鳳林名醫張七郎、張宗仁、張依仁、張果仁父子無故被捕,其中張依仁因身上的軍醫文件倖免於難外,父子三人都被押到鳳林郊外槍殺,兩天後家人才敢用牛車把屍體運回來,每人身上都被打二槍,全身都是沙……
陳能通是留學日本的精英,戰後擔任淡江中學校長。有一個從南部來淡中就讀的學生在街上被中國兵的流彈打死,屍體停放學校,不料死難學生家屬尚未趕來探視其子,第二天早上7點多,有人衝進來就把陳能通校長帶走了,訓導主任黃阿統和化學老師盧園想要跟中國兵仔問清為何抓人也都成了槍下亡魂。
楊毛灬治老師找到夫君吳鴻麒律師的屍體是在南港橋下發現的,包括林旭屏、專賣局醫師鄭聰、豆腐商人周淵過、精神病患林定枝等人。另外還有二具無名屍體。
楊毛灬治老師抱回夫婿吳鴻麒律師的屍體,為他淨身時,身體湧出鮮血,宛如活生生的人回來了,子彈從右頸射入,從左額頭穿出,炸開一個洞,頸骨還缺了一塊,從屍體的外觀判斷,吳鴻麒、林旭屏、鄭聰都受過酷刑,外衣褲都被剝走了,身上的佩飾也不見了,身體被極盡蹂躪,有一個還被砍了頭,到底他們犯了什麼滔天大罪,竟這樣不明不白地被殺害?
我就讀台大醫學系不到三個月二二八事件就發生了,畢業後到省立高雄醫院擔任外科醫師,這時全省已經展開清鄉、獵捕,偵騎四出,各地傳來已經有許多精英一一落網,甚至被捕後一去無回,有的槍決、有的失蹤、有的成為永遠破不了的公案。
1949年澎湖發生的713案,受害者多達數千人。當年隨著國民政府轉進的山東流亡師生,由當時的澎湖防衛司令官李振清派船在六、七月間分批將他們接運到澎湖,並成立煙台流亡聯合學校,學生人數約有八千人。
39師師長韓鳳儀在李振清陪同下來到煙台流亡聯合學校,韓鳳儀集合所有學生,強迫他們從軍報國,不料引起學生反彈,校長張敏之上前與韓理論,卻被認為「率領學生,反對政府」。
事發後,張敏之校長、鄒鑑和五名同學,被冠以莫須有的匪諜罪名,用船運到台北青年公園「馬場町」槍決,還有數不清的學生,雙眼被矇住,套上麻袋丟入海中,失蹤者達200多人,此案被稱為「外省人的228事件」。至於1951年中壢義民中學案、1952年台北鹿窟事件,才華洋溢的作家、聲樂家呂赫若38歲死於該地,該案擴大牽連有50人被槍決。
我從綠島回來,1960年雷震組黨案,結果雷震、劉子英、馬之驌、傅正都被判刑,1961年有蘇東啟台獨案,1964年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等因「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被捕判刑。本案涉及人數雖少,但意義重大,它是台灣知識份子首度提出「台灣獨立」理論的完整架構,其中「一中一台」、「制定新憲法」、「重新加入聯合國」等理念,在四十多年後的今天,已成為民意主流,對台灣前途而言,具備有與時俱新的意義,堪稱台灣人民自覺自救的先知,而前後三次坐牢17年多的魏廷朝於1999年病逝,我在此向這位可敬的台灣志士深致悼念!
1970年代,台灣政局處於風雨飄搖的時代,國際外交節節敗退,前景看來一片黯淡,兩蔣的造神運動依舊方興未艾。1865年來台宣教的長老教會分別發表了三次重要宣言:1971年第一次聲明,呼籲尊重台灣人權、主張國會全面改選與台灣住民自決。1975年第二次呼籲維護宗教自由、關懷社會公義。1977年發表第三次聲明,主張「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高俊明牧師為此預先寫了遺書,由此可以想見發表宣言時國內政局仍在全面威權統治下的肅殺氣氛!
1979年美麗島事件、1980年2月28日林義雄宅祖孫血案、1981年7月2日陳文成回台命案、1989年4月7日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自焚殉道……海內外台灣人掀起一波又一波爭取民主自由的風潮。
我待在綠島的五○年代,有十多年間「思想犯」可說人滿為患,除了新店安坑軍人監獄,綠島新生訓導處就是最大的勞動集中營。1951年5月17日,上千位思想犯從基隆搭船被送到綠島中寮登陸,全面啟動新生訓導處長達15年勞動、思想改造的歲月。人數最多時達二千人,分12中隊,每一中隊120-160人,有兩年多時間也有近百人的女生分隊和來自中國沿海南日島的俘虜。全部生活在這個早期被稱為「火燒島」,後來改名「綠島」的台灣監獄島!
第一批移送綠島的政治犯有800人,在此之前只有一批無罪,但判感訓的先遣部隊,先到綠島起造營舍及其他準備工作,我們上岸的第一餐飯是他們煮的。
剛到綠島,不能跟老百姓講話,他們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拿水給我們喝,水是井水,綠島的井有鹹有淡,要看地方。太平洋的潮流,在恆春附近分成兩道。一道流向台灣海峽,經澎湖南邊,我們叫黑水流,和日本匯流的,我們叫白水流,在澎湖那邊遭遇,海浪很大。還有一道水流「黑潮」,從台東和綠島之間經過,流速很快,有時候一小時超過4海浬,一般五馬力的小漁船,一小時只能走5海浬,農曆二月和八月潮水會靜下來,這時從綠島遠望太平洋,波平如鏡。
2002年財團法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總監沈義方、總策畫曹欽榮、導演陳麗貴製作了台灣白色恐怖口述影像記錄,單元一<青春祭>,單元二<白色見證>邀請50-70年代的受難者到綠島「新生訓導處」、「綠色山莊」拍攝,以遺址現場為背景,有陳孟和、盧兆麟、歐陽文、郭振純、陳英泰、王康旼、陳鵬雲、蘇友鵬、黃石貴、胡子丹、楊碧川、王幸男、張常美、陳勤、黃廣海、蔡焜霖、施顯華等17人昔日被囚禁的政治犯在現場接受採訪,現任民進黨立委王幸男成為綠島最後一名政治犯……
至於白色恐怖時代發生的事,現在聽當年身受者說出來,如同我們看《讀者文摘》的鐵幕笑話,雖然令人噴飯,甚至讓人懷疑會不會是刻意運用巧思杜撰來博人一笑呢?
六○年代,士林、北投因為蔣介石籍設士林福林里,特別成立陽明山管理局特別行政區,當時有一位在士林中學教歷史的莊吉發老師,上課時突然對「領袖」一詞做了這樣的解釋:「『領袖』就是衣服的領子和袖口,我們穿衣時這個地方比較容易弄髒、污損,但是如果把衣服提起來,一抖衣服就很挺直了。所以我們說做事能抓住要領而有效率叫做提綱挈領……」
當時就讀此校的學生,有不少子弟的家長就在陽明山管理局任職,其中有個學生回家後一字不誤重敘一遍,這下事情可嚴重啦。
此後有一段時間負責思想組的情治人員,多次到學校調查這位老師平日的思想言行,治校嚴明的邵校長只好請這位莊老師辭職他去,幸好這位老師當時已修完台大歷史碩士學位,在私立智光商職找到教書工作,後來進入國立故宮博物院任研究員。因為當時的陽明山管理局長就是情報系統出身的潘其武,哪一位校長敢承當這種風險呢?
五○年代有一位筆名勞影(原名王復古,已故多年)的青年作家常在《野風》文藝雜誌寫稿,是一位才華洋溢的小說家。當時他只有二十五、六歲,是桃園稅捐稽徵處一個職員,由於有一份可維持生計的工作,熱愛文學的他,源源不斷有短篇小說發表於林海音主編的聯合副刊和《野風》等文藝刊物,創作力旺盛的勞影,不久還自費出版了一本長篇小說《黑世紀》。
這本小說中出現了這麼一段對話:「一個將軍有啥了不起,老了就不中用了。」就因為這麼一句對白,差一點要了他的命,這部小說大概在沒有流通到市面時就被警總全部查禁了。
勞影經傳訊後飭回,幸而未送到監獄吃牢飯。後來他仍然在《野風》和聯副寫了一段時間,等寫作的知友劉非烈(完全靠寫小說、廣播劇活命)猝然英年病逝,勞影確認寫作不但會招來殺身之禍,而且是無法養家活口,具有高度危險的工作,後來就完全放棄文學創作了。劉非烈短篇小說集《喇叭手》最近由九歌出版重印發行。
台灣新聞界前輩童軒蓀,曾任《時報雜誌》創辦人,並主編香港《新聞天地》1949年在台北時,他曾被特務逮捕,特務進入寓所翻箱倒櫃,找不到叛亂證據。結果找到一本馬克吐溫的《湯姆歷險記》,就斷定他思想左傾,童軒蓀一臉迷惑,問明原由,特務說:「作者馬克吐溫和馬克思不是一家人嗎?你還想狡賴?」他即因這個罪名被送到內湖新生總隊管訓七個月。經過這一次牢獄之災,多年後童先生有一子,家學淵源,文史方面的造詣,從小學到大學,即受老師注目,可是童先生堅決反對其子攻讀文史,其子後來大學選讀物理,留學美國獲博士學位,克享美壽的童軒蓀後來在美國走完人生的旅程。
名作家陳映真,入獄後偵訊人員當面質問他:「為什麼要讀『左拉』的作品?」原來情治人員不知左拉是法國自然主義的文豪,以《酒店》、《娜娜》等作品和當時法國文壇福樓拜、莫泊桑、大仲馬、小仲馬父子等文學家分庭抗禮,由此斷定左拉會把讀者引入左翼思想的陣營,成為社會主義信徒。
柯旗化被捕,亦遭同樣命運,偵辦人員斷定「旗化」二字就隱含「國旗改變」,即變更國家體制,隱含叛亂、叛國之意,雖然他回答:「父母的故鄉分別為台南縣旗山和善化,我是家中長子,各取父母出生的地名一字命名,飲水思源,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怎麼會有什麼含意呢?」情治人員聽後仍然置若罔聞。
魏廷朝坐牢後也因名字被質疑,他知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乾脆開門見山就說:「不錯,父母命名『廷朝』而不照常規取名『朝廷』,大概就是要我將來立志顛覆朝廷吧!」
曾在綠島坐政治冤獄的楊金海提到,有一天難友看到慶祝蔣介石生日,旁邊難友用台語問另一個人說:「今天拜幾?」(台語的諧音正好是:「今天拜鬼?」)糟了!這句話正好被聽到,不由分說,就因為「今天拜鬼?」四個字又再關了好幾年!
這些真實的故事,可說鉅細靡遺地映照了那個時代冷峻、無奈、悲淒的一面,為什麼一個人身處獨裁者作威作福全面鎮壓的苦難年代,隨時都有可能天降橫禍,讀者翻閱歐威爾的名著《一九八四》就可了解獨裁體制的無孔不入(此書寫於1948年),最近以東西德冷戰時代為背景拍攝的電影《竊聽風暴》也提醒我們這不是憑空想像,人類對苦難容易遺忘,如果不牢記教訓,提高警覺,歷史的悲劇就會不斷重演。
2002年夏天政治難友陳孟和,以顫抖的手,左手扶右手,每天花二、三小時,完成了新生訓導處海上鳥瞰這個集中營的全景圖。當時關在此地的難友,堪稱人才薈萃,1959年陳孟和曾以一年時間製作一把小提琴送給小外甥女。台大醫院眼科主任胡鑫麟醫師所繪平面天體圖(現由其子名小提琴家胡乃元珍藏)──胡醫師當時被譽為全台最好的眼科醫師,他戲稱,倘若從綠島游出去,有這張平面天體圖就能找到返回台灣的方向。讀者如果看了這張精密的平面天體圖,絕對相信他辦得到!
作家坐牢關在綠島服刑的有楊逵、柏楊、柯旗化、陳映真等人。
楊逵(1905-1985)出生於台南新化,受噍吧哖大屠殺事件影響,激發其民族意識和抗日思想,日後又因閱讀俄羅斯19世紀與歐洲寫實主義文學作品,開啟遼闊的視野,留學日本時創作的<送報伕>是他最有名的創作,青壯年即以小說創作,從事各種勞動,來實踐其「人道的社會主義」關懷,日治時代,他曾多次被捕,戰後因草擬幾百字的<和平宣言>登載於上海《大公報》,1949年4月6日被捕,翌年判刑12年,送往綠島。他在日治時代有十二次出入監獄的記錄,妻子葉陶女士和他一樣都是堅強的社會運動家,綠島夢魘12年是他最後一次也是最長的一次坐牢生涯。
柏楊本名郭衣洞,河南人,以鄧克保具名的小說《異域》及柏楊雜文集蜚聲文壇。1968年1月初的<大力水手>連環漫畫。因一則漫畫對白,被認為影射蔣氏父子,侮辱元首,又以30年前參加「民主同盟」為由送往綠島新生感訓隊繼續囚禁。出獄後仍以驚人的毅力持續寫作,以十年歲月完成的遠流版《白話資治通鑑》最具影響力和價值。其一生經歷可參照周碧瑟著,柏楊口述自傳。
柯旗化1929年出生,戰後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1951年7月在高雄市立女中任英語教師,無端捲入政治恐怖風暴,翌年4月送往綠島新生訓練處第8中隊「感訓」,1953年釋放。1961年10月再度被捕,判刑12年,他曾被囚禁於泰源監獄、綠洲山莊。1973年刑滿未被釋放又繼續囚禁三年,在牢中前後度過17年歲月。他編著的《新英文法》使台灣萬千學子受益,也養活了他一家人,否則他家的處境將更悲慘。他喜愛文學,也是一位傑出的詩人,晚年以日文寫成《台灣監獄島》,1992年在日本出版。文本後由友人葉笛、阮美姝、楊碧川多人協力譯為華文,於2002年1月柯旗化走完人生的旅程時出版,此書成為他綠島黑牢歲月唯一完整的追憶和控訴。
簡國賢(1913-1955)的事蹟鮮為人知,因為他是日治時代的著名劇作家。戰後曾以一齣《壁》,描繪228事件前,社會黑暗、民生凋敝的社會實況。1946年6月9日-6月13日,《壁》這齣簡國賢原作的獨幕劇以日治時代台灣原有的幾個劇團所組成的「聖烽演劇研究會」為後盾,執行此次演出。會長宋非我、副會長江金章、顧問代表王井泉與張文環、文藝部代表則由簡國賢擔任。《壁》的舞台分成兩部分,中間隔著一道牆壁。牆壁的一邊住著囤積米糧而發財致富的奸商錢金利,另一邊住著失業工人許乞食,強烈對照當時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懸殊的實況。演出後反應熱烈,決定7月2日假中山堂再演四天。但7月2日當天新生報很快登出停演的「緊要啟示」,《壁》真的碰壁了。
青年時代曾留學日本的簡國賢返台後在故鄉埋首寫劇本。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他與同鄉的劉理結婚,簡國賢似已看到日本敗象漸露,在台灣全面推動皇民化的時候,他創作的劇本雖然含有控訴日本政府殖民統治色彩,但是並未惹來殺身之禍。孰料終戰不到一年,1946年6月9日公演的《壁》,終於使他成為陳儀獵殺的目標,貪腐的官吏絕對不容許正義之筆的批判。《壁》的演出,有如舊俄時代果戈里的《欽差大臣》,這種社會寫實諷刺劇,正是獨裁政權最忌諱的催命符。228事件時,簡國賢曾發表演說,從此為情治單位嚴密搜捕,他曾逃亡苗栗苑裡、嘉義水上鄉等地,被捕後於1955年4月16日遭槍決,這時正是創作力最旺盛的42歲壯年,惜哉。參與演出策畫、劇務的廣播界名人宋非我則於228事件後,被捕坐了半年牢,由台灣士紳許丙作保後被保釋,但在長期不堪其擾,危機四伏的陰影籠罩下,最後潛往日本,然後逃到大陸,1987年解嚴後,才回到故鄉台灣。歲月無情,這位廣播、話劇界的奇才,轉眼已成老翁。
因飛虹會事件在綠島坐牢10年6個月的歷史學家楊碧川曾在<暴力的美學>一文中寫下這樣驚心動魄的控訴:「1990年我到過中國的重慶,看過蔣介石迫害政治犯的渣子洞、白公館,也去過波蘭的奧斯維茲,看到納粹屠殺猶太人的集中營。毒瓦斯看來並不恐怖,我在渣子洞看到一根釘滿釘子的狼牙棒,才真正腳尾冷。被那根巨棒打下去的人,一定皮開肉綻,血肉模糊……」
「在暗無天日的鐵窗裡,眼看同志一個個被拖出去槍決,留下殘生的一己,才是最大的悲哀。永遠不知道哪一天是春天,永遠看不到太陽的日子,永遠活在不知道自己哪一天會被「驗明正身」而走上不歸路的恐懼中。
政治犯面對的是永恆的暴力。監獄不過是一道圍牆,鐵窗外的世界更加恐怖。在奧斯維茲集中營的門口,我看到了一個絞刑台,上面掛著一個圓形的吊索,象徵歷史對施暴者的審判。
權利者以為用恐怖暴力可以永坐鐵桶江山,其實他們的內心充滿了恐懼。暴力是他們的鴉片,愈使用暴力,他們的內心愈加恐懼。羅馬暴君尼祿看到基督徒被獅子吞噬的場面,他不是痛快,而是害怕那些人不肯向他低頭。」楊碧川這段文字深刻指出獨裁者的真面目和他們罄竹難書的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