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nge History

四、 受　洗



　　不久我以優秀的成績從小學畢業，並考入當時以台灣子弟為主的州立台南二中（日治時代台灣分為台北、台南、高雄、台中、新竹五州）。日本子弟就讀州立台南一中。我的母校戰後改為台南一中，日人就讀的中學卻改為台南二中。

　　談到戰前日本教育制度，可說全面模仿歐洲學制，尤其以德國為主要學習對象。小學六年，中學五年與中學同級的高等商校、農校、工業學校也是五年制，高等學校（等於大學預科）三年，畢業後可考台南高工（現在成大前身）、台中高農（興大前身）、台北高商（台大商學院前身）。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相當難，畢業後可以投考帝國大學或進入一般大學（日本本土有六所帝國大學，台灣一所、韓國一所）。日治時代如果小學或公學校畢業，家境無法繼續上中學者，可在原校再受二年高等科學業，並可領到畢業證書，約等同現在國中二年級的程度。當然國小六年畢業未考入中學者，也可以在原校讀高等科，但讀一年者考上中學，則不發高等科畢業證書，畢業後晚間可上青年學校一年，共計九年義務教育。但是當年接受小學六年或九年教育的人，現在都已是75歲以上的老人，他們能像一般日本國民毫無困難地欣賞NHK電視節目，也能以日文閱讀許多不同領域的日文書籍並吸收新知，其程度之高足以讓現在擁有碩士、博士學位的知識份子為之汗顏，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日本教育的品質管制之嚴格和成功之一斑。我結束了與日本子弟共學的小學六年學生生活，開始進入以台灣子弟為主，日本子弟較少的中學，即開始感受到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被日本人統治的殖民地居民，是他們眼中的二等國民。

　　中學一年級時我住學寮（宿舍），星期六我常會邀表弟和我相伴回故鄉茄萣，住一個晚上第二天才回到學校。這時疼愛我的外婆已經過世，心靈上感到十分孤單，父母和三個妹妹都遠在印尼，孤單在外的生活，使我必須學習獨立面對人生的種種考驗。

　　週日從茄萣回台南途中，我會經過喜樹仔到「灣裡長老教佈道所」，順便進去看看教會做禮拜的情形，這是我第一次開始和教會接觸。迷途的羔羊看到教會溫暖、和平的氣氛，有如一個大家庭，這種兄弟姊妹般的親情立刻把我吸引住了。我開始固定參加週日禮拜，也勤讀聖經、唱讚美歌。我也是在這裡認識好牧人王興武傳道（後來封牧為牧師）幾年前我在《台灣教會公報》看到王牧師度過百歲誕辰的消息，他和羅東教會牧會的王英世牧師，是台灣長老教會大家熟悉的美談，夫婦都是牧師，兒女也都是牧師，打電話去公館找牧師時一定要說出全名，否則一定會弄錯對象。他是很有愛心的好牧人，他發現我父母不在身邊，王傳道就叫我住在灣裡佈道所，我接受了他的美意，在佈道所住了兩個禮拜。我細心觀察王興武傳道夫婦每天如何虔誠、謙卑地事奉上帝。他們的愛心一步一步帶領我認識萬能的主。

　　有一天王傳道問我是否願意受洗成為一個基督徒，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說：「好，我願意。」不久我就依照王傳道的安排去台南太平境教會由施鯤鵬牧師為我施洗成為基督徒──這一年我十四歲，當時是州立台南二中一年級的學生，與我同日受洗的還有同班同學也是一生的摯友楊東傑。他後來留學日本，畢業於日本慈惠醫科大學，曾在台大醫學院、馬偕醫院服務過，並擔任台東醫院院長，現已退休住在天母。自從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以後，我在身心方面確切感受到自己是一個重生的人，不再感到孤單徬徨。我也常想：如果沒有宗教信仰，後來我在人生不同階段遭受的試煉，自己是否能堅強地支撐過來？每一次想到這裡，我都會懷著感謝，想到上帝差遣好牧人王傳道帶領我認識神的大愛。

　　幾年前盧俊義牧師在電視台「好消息」講述「路加福音」，他就提到王興武牧師和王英世牧師，時間真快，上帝保守這位好牧人王興武夫婦克享美壽度過百歲誕辰，如今五代同堂，子秀孫賢，一家人都見證了主的大愛。

　　感謝主讓我在人生的轉捩點上，遇到王傳道。如果沒有遇到他，我的人生將會黯淡很多吧！曹先生，你不是寫過《都市叢林醫生──郭維租的生涯心路》嗎？幾年前我們開始認識交往的時候，又因為蘇孟龍醫師的兒子和我小女兒由里的長子同學，結果我們同去淡水真理大學和郭維租、王彩雲醫師伉儷見面。郭維租醫師和我都是1922年出生，他是社子公學校畢業，考進台北二中。當時五年制的中學生，學業優秀的學生可以跳級在四年級課程結束時報考台北高等學校，郭醫師就是四年級考入台北高等學校。後來他的學長江萬煊暑假回來台灣，鼓勵他去報考東京帝大醫學部──因為他一路過關斬將，結果他早我兩年進入東京帝大醫學部。當時雖然不同年級，但因為東京帝大台籍學生不多，彼此也認識。二次大戰，烽火連天，他提早半年拿到東京帝大（戰後改為東京大學）醫學部的畢業證書，成為東京帝大最後一屆台籍畢業生，也是東京帝大醫學部第12位台籍畢業生。

　　我在這裡提這件事，不是要炫耀東京帝大醫學部的畢業生多麼了不起──它確實是日本萬千學子想要進去的名校，尤其是醫學部。但是我這裡說到這位學長郭維租，因為他和我同時代，而且他常常提到他在東京留學，最大的恩賜是因為東京帝大法學博士陳茂源學長引介能夠成為矢內原忠雄的入門弟子。

　　凡是對日本維新以後的「新日本」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日本無教會主義的始祖內村鑑三。全日本基督徒所佔比例不高，無教會主義的基督徒更少，但是內村鑑三以降的門生，出現了幾位影響日本思想界的傑出學者，矢內原忠雄是第二代，郭維租、高橋三郎則算第三代。

　　郭醫師就讀東京帝大期間，1943年3月16日他搭「高千穗丸」商輪回台灣省親，結果船在基隆港外被美國潛艇的魚雷擊中，這一次船難有一千人以上喪生，郭醫師是249人中之一的生還者，他認為上帝用太平洋冰冷的海水給他做了一次畢生難忘的洗禮。我想要強調的是郭醫師和我一樣，把接受信仰，成為基督徒，當作一生中上帝寵賜的最珍貴的贈禮，我也是這麼真切地感受這個恩典。

　　郭醫師逃過「高千穗丸」大海難，並向上帝許諾將來要以自己所學奉獻服務人群，他後來都一一做到了，而且86歲的高齡，還在翻譯恩師矢內原的著作，他辛苦做了半世紀的開業醫生，在大同大學和真理大學擔任兼職的校醫，培育了五個兒女，全部都是專業醫師（其中兩位牙醫師）。我後來因為1950年一場冤獄，判刑七年，送去綠島坐黑牢，熬過二千五百多個失去自由的日子；與郭醫師一樣，我們都是藉著信仰基督得救，度過了最艱苦的戰爭歲月。

　　人孤孤單單降臨世界，最後也是獨自離開這個世界，世上的榮華富貴轉眼成空，60年、80年，甚至100年，彈指而過，一切復歸塵土。人沒有信仰，豈不是有如孤舟入海，回想在綠島敲硓石古石、挑重物、做苦工的日子，我不知有多少次在思念親人，極端焦慮、充滿鄉愁的孤單日子中不停向上帝禱告，我在這種時刻更真切地覓取到神賜給的力量……

　　別人如何看待自己一生的轉折，我不知道，對我來說，一個人沒有宗教信仰，茫茫人海豈不是連羅盤都沒有嗎？而一個旅人身邊沒有這些重要的配備，他如何確定方向？對旅人來說這不是很危險的事嗎？

　　我出生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但1940年去日本留學時，戰火已經在中國遍地展開，到1945年日本敗戰宣布無條件投降時，我在東京帝大只唸完一半課程，卻親自經歷了美軍對日本本土的大轟炸，看到渺小的軀體隨時都有可能在分秒間粉身碎骨。身處戰亂時代，一個人完全沒有辦法預知自己下一刻能否存活下來！

　　然而宗教信仰卻提醒我：人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數算中，神的旨意決定一切，因此愛因斯坦、史懷哲這樣具有大智慧的人，時時會不經意地談到生命的神秘，對宇宙的每一樣事物懷著敬畏之心，只有無知的狂人，才會以為自己多麼偉大，用這個角度去判斷真假，也是八九不離十呢！

五、 一張石頭照片



　　離開印尼回到台灣轉眼過了四年。這時我已經是中學二年級的學生，對母親的思念並沒有因為兩地相隔而稍減，反而更渴望母親慈愛的照拂。在印尼吧城度過的五年成為我一生魂牽夢縈的童年時光，這是我唯一享受過母愛的日子。

　　從我出生開始，父親就在外面忙著做生意，他的輪廓在我的腦海裡，只是維持一家之主稀淡的影像。我回台期間那幾年來都會定期收到家裡寄來的學費和生活費，信封裡除了支票通常還附有母親的親筆家書，這是母親和我親情綿長的牽繫，所以我們之間彷彿存在著奇妙的心電感應。

　　升上中學二年級的暑假，忽然接到母親來信，要我回印尼和家人團聚。聽到這個消息，我欣喜若狂。趕快把行李整理打包，訂購船票準備啟程。

　　四年和家人相隔兩地，因為焦灼的鄉愁加上親情的眷戀，拉長了「心理時間」，造成一種奇妙的錯覺，感覺上好像是分別了一段漫長的時光。台灣和印尼當時需要半個月的航程，站在輪船的甲板，望著碧海藍天，心裡想著就要見到的弟妹和父母親的影像。現在家裡除了我和三個妹妹又增添了大弟東雄和四妹娟娟。他們現在站著一列排開會是什麼模樣？

　　等船靠岸，吧城在望，見到來接我的母親，立刻迅速向前跑去投入她的懷抱。記得踏入家門時是中午時分，母親很快端出親手做的蛋皮潤餅，裏面夾著雞肉。這種久違的媽媽親手烹飪的特殊口味，看了不禁垂涎欲滴，真是朝思暮想的山珍海味！

　　九年來母親在吧城已是有口皆碑的著名助產士，常常有產婦從遠近不同的地方，預約分娩並指定要由母親接生。至於真正出去往診到嬰兒呱呱落地，前後大約費時十天左右，這個暑假我回印尼和家人團聚，母親出去接生時，她都會帶著我做伴，也藉此彌補四年來分隔兩地的無奈和思念。

　　母親和我坐在馬車裡，馬車急馳經過郊外時，沿路看到的是熱帶氣候青翠的鄉野，呈現出和台灣不同風味的異國景色。母親一路就會問我一些在台南唸書時發生的事。當我說到在外寄人籬下生活的孤單、辛酸，母親就流露疼惜的神情或發出輕輕的歎息。當她聽到我在佈道所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時，她又用充滿喜悅、關懷的神情望著我。

　　啊，我親愛的慈母，她的神情、臉龐、講話的語調到現在還鮮明的烙印在我的腦海裡，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父親停留在家的日子很少。學校暑假前後雖然有兩個月，但台灣、印尼來回航程就要扣除一個月，實際剩下的假期只有短短一個月。因為暑假中還有規定的功課，諸如搜集各種植物壓乾並做好標本等學校規定的作業。一邊也忙著這些習題，一邊準備下學期開學後要如期繳出的作業。

　　時間過得很快，眼看著暑假就要結束。母親一時福至心靈，或者是基於心電感應的預感？她刻意安排我回台灣之前，全家九人到吧城一家照相館合拍一張家族紀念照，但是一直到我離開印尼吧城前夕，在外地做生意的父親，歸期仍然不能敲定。母親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於是帶著我們六個孩子（二男四女），一齊在照相館留下了林家最有紀念性的一張「全家福」。

　　這一張「全家福」站在裏面的父親是由館內的職員，法國國籍的攝影師用獨門特技把他放進鏡頭裡去的。母親風姿高雅，儀態出眾，我穿著當時州立台南二中的制服，身為家中的長子，神情看來已是很有自信、精神煥發的中學生。前排由左至右依次為大妹、二妹、三妹和依偎在母親身旁的四妹，我的身旁則是小我十歲的大弟。當時小弟民雄尚未出生。

　　從這張照片的穿著可以看出當年華人、台商在南洋一帶奮鬥成果的一斑。尤其我的弟妹們，因為父親這時經商已有基礎，母親助產士也有相當不錯的收入，我的弟妹們在荷蘭統治下的印尼吧城度過華麗、安樂、多采多姿的童年。上學時有司機用四輪黑轎車接送，家裡母親專屬的女傭也有三人，負責烹煮和家中雜務。我們住在一幢寬敞的洋房，與當地人毗鄰而居。記得家前有一條小溪潺潺流過，隔壁就是咫尺在望的回教教堂，對面則是宰殺羊的屠宰場。

　　這一張十分珍貴的「全家福」攝於一九三六年仲夏，這位法國攝影師拍下這張傑作，又把它鑲嵌在石頭上──成為林家後代子孫的傳家寶，這也是慈母後來留在我們兒女腦海中最後的定影。

　　完成這張也被林家稱為「石頭照片」的歷史性鏡頭，第二天我就搭船回台灣，當然我不會想到這是和慈母最後的訣別！

　　之後，我沒有再回到印尼這個度過五年童年時光的吧城。在這裡我享受過自己童年、少年時代的天倫之樂，這裏面能捕捉的影像，是經常在外經商、奮鬥奔波的父親；每天為往診、接生新生嬰兒忙碌不停的母親，沒想到一生中我能和母親廝守的時光竟是這麼短暫！

　　14歲的少年，身為家中長子，再度離開父母身邊在台灣生活的我，在體驗過寄人籬下的滋味，進入中學後又開始外宿的生活。這些體驗無疑使我在人生的路程上，較同年齡的人早熟，並養成我的獨立性格，當時我不知道這些鍛鍊十分有助於我日後遠赴日本求學接受考驗；在求學之路上，我從未停止力爭上游，這種心理質素的打造對一個人迎接生活的戰鬥是極其重要的。

　　進入以台灣子弟為中心的中學，我清楚自己不是日本人，台灣是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日本同學，無論相處多麼和諧、投契，他們還是有一種優越感，會在某一種時刻不自覺地流露出來。

　　在今天世界各國已形同地球村的時代，即以許多種族冶為一爐的美國而言，膚色種族的歧視仍然不可避免，難怪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1963年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面對二十五萬在場的聽眾，以「我有一個夢」為題發表演講會說：「我有一個夢想：有朝一日，希望我的四個小兒女，會生活在一個不以膚色來評價他們，而以他們的品質內涵來評斷他們的國家。」旨哉斯言！

　　這位死在白人槍口下的民權鬥士，殉難轉眼已滿40年，一百多年來黑人努力爭取民權和各項平等人權和尊嚴，比起他們的祖先，看來已掙脫多重枷鎖，特別是在運動、舞蹈、音樂等領域中都有搶眼亮麗的表現。然而英國史學家湯恩比說：「世界和平只能由兩個途徑達成──世界政府或種族混合。」哪一個途徑將需要更長時間似乎有待觀察，若干專家預估，僅在美國，等待全面種族混合，就要漫長的一千年！



六、 噩　耗



　　回到吧城度過一個月暑假，父親在我印象中多半時間都在外地經商，他一年中到底有幾天待在家裡？這是因為一家八口的生計都落在父母肩上？或者要維持印尼林家生活的水平和排場，使父親和助產士母親二人必須這樣拼命工作？當時三、四十歲盛年的父母，一定沒有想到為建造一個溫暖的家庭，母親的健康卻為此付出昂貴的代價，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暑假結束，我回到台南升上中學三年級，1937年，遠在印尼吧城的母親生下幼弟民雄。

　　有一天，像往日一樣在學校接到從印尼寄來的家書，算算月份，應該是家裡定期寄給我的支票，兌換錢款後做為我在台灣的生活費和學雜費。放學後回到宿舍，我高高興興地騎腳踏車到銀行領錢。辦領款手續的空檔，我打開信封取出信函，裏面的信通常是母親的親筆家書，我早已習慣母親一手娟秀的筆跡，可是這一次竟出現了一個陌生男人的筆跡。啊！這是父親的字，多麼稀奇！父親這一次怎麼會親自給我寫信？我心裡浮起一種奇怪不祥的預感。我很快地讀下去，裏面寫的竟是一個對我不啻青天霹靂的噩耗：母親死了！母親懷的第八胎嬰兒竟是死胎，死神一併把慈母帶走了！這一年母親不過35歲。唉！上天何其殘忍，奪走這麼疼愛我們，對我們全家人這麼重要的母親！我讀著這一封信，眼前頓時一陣昏天暗地，顧不了人在銀行，眾目睽睽下我當場嚎啕大哭，連銀行小姐喊我也不知回答。我很快領了錢，騎上腳踏車，一路哭著回到我租的民屋。

　　衝入房間，趴到床上，我攬著被子又放聲痛哭了一場。屋主得知消息，十分同情我的遭遇，百般安慰我，最後也摟著我哭成一團。我一時茫然不知所措，腦子裡昏昏沈沈，一片空白。因為精神沮喪，提不起勁上課，破例向學校請假數日，在宿舍裡休息。

　　那張「石頭照片」中風姿綽約的慈母，她的形影從此像電影中的「停格」畫面，成為我們子女們腦海中鏤骨銘心的記憶。

　　可憐的父親，事業本來有如旭日東升，失去了母親這位重要的賢內助，立即有如樑柱傾頹。長子在台灣求學，另外六個兒女纏著他，他的處境堪稱內外夾攻。1938年六月父親決心把留在印尼的六個孩子由親戚帶回台南，並寄宿在我伯父家。

　　這時大妹雅雅已經就讀小學五年級，我想到大妹必須考上台南第二高女，將來才能好好地帶領弟妹們上路。我一邊忙著自己中學最後兩年的課程，一邊負起指導加強她課業的責任。我抱著只能成功不准失敗的信念，盯緊她用功。記得那時她常常一邊補習，一邊掉眼淚。皇天不負苦心人，一年後她果然考取以台灣子弟為主的州立台南第二高女（戰後改為台南女中）。看到她打贏這一仗，我心中如釋重負，好像放下了一塊大石頭。

　　兄弟姊妹寄宿在大伯家，我負起指導大妹功課的任務告一段落。可是日本在東南亞的戰局不但擴大而且越陷越深。父親從長計議，認為應該趕快結束印尼的事業，回到台灣重新開始。1940年7月我由州立台南二中以優異成績畢業，成為日治時代此校第14屆畢業生。

　　進入以台灣子弟為主，日本子弟反而只有四分之一比例的州立台南二中。每個班級成績前五名的學生多半由台灣人包辦。日本老師教課時倒是一視同仁，不會明顯區分日本和台灣學生。可是我們這一代從小接受日本教育的人，談起個中感受的微妙「差別待遇」，每一個人的境遇可說各有不同。有的人碰到軍國主義色彩濃厚的體育教師，或對殖民地的台灣人懷有偏見，充分流露統治者優越感的日本人也所在多有。比我小八、九歲的台灣學生，有的趕上日本節節敗退的幾年，正是日本在台灣全面推行皇民化時期，被徵召投入「大東亞共榮圈」戰場的台灣兵員，有的以陸軍志願兵被派往南洋作戰，甚至在大戰末期已有許多中學生被徵調接受「學徒兵」（學生兵）軍事訓練，準備上戰場進行最後的困獸之鬥。日本本土和台灣則有一批批「神風特攻隊」如飛蛾撲火般衝向美國航空母艦，這是1945年戰敗前夕一批一批犧牲的少年飛行員。那時我已赴日本留學，在漫天戰火中得以幸運地繼續醫學部的課程。回顧當時日本政府為了保留人才，理工科學生不用參戰，文科學生則無法豁免。這在當年出身浦和高校進入東京帝大的校友中，明顯可看出同樣是高等知識份子，帝國政府對他們卻有不同的待遇……

　　在台灣完成中學課程的我，已是18歲的青年，這時我決心遠渡東瀛深造，而當時要到日本唸書多半得是富家子弟才有此經濟能力，可是林家彼時已經家道中落，經濟情況大不如前，但是身邊有七個兒女需要培植並接受教育；助產士的妻子原本能分擔家計，可是35歲卻猝然病逝，家中失去重要的支柱。父親此時看來意興闌珊，孩子先送回台南接受教育，兩年後他也結束印尼的事業回到台灣。

　　我在林家家道中落的戰爭期間，雖然懷有雄心大志，想來也頗令父親倍感躊躇。前面已經提到，我的求學過程，小學階段在印尼日本小學校唸到四年級，回到台南南門小學校續讀五、六年級。小學時代我在日本人唸的學校和他們共學，後來又考入州立台南二中以台灣子弟為主體的中學。但是我們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台灣人，而且州立台南二中是充滿蕃薯仔精神的中學。學校雖然規定學生講國語（日語），可是學長管學弟的鐵則中有一條是台灣同學私底下彼此之間要講台語，否則會被學長視為「叛骨」叫到一邊動拳修理。受此教訓的台籍學生沒有人敢吭聲，因為這是當時日本體制外的台灣傳統教育的一環。

　　父親未結束印尼事業回到台灣之前，我就向我在台灣的代理監護人張臻臻阿姨提出請求，請她准許我赴日本留學。因為母親曾經資助她在東京女醫專完成學業，成為一名女醫生，算來母親也算她的大恩人，可是臻臻阿姨一開始不肯接受我的請求，她說台灣有不少子弟去日本唸書，結果很多在日本成為花天酒地的浪子，一事無成客死異鄉。但是中學畢業的我，已經深刻感受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受到歧視，是被看作二等國民，心中已不想在台灣繼續唸下去了。因為我接二連三的請求，她最後拗不過我的堅持，只好答應放行，而臻姨為了回報母親當年的恩情，於是定期寄錢供給我在日本求學的學費，就這樣我終於度過了補習學校與浦和高校的前四年，多少解決了學費迫切的問題。

　　前面提到，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父親失去身為助產士的妻子這一筆穩定的收入後，是單靠自己在外面經商奔波，以供給七個孩子教育培植的需要，而我要求到日本留學不啻是一筆可觀的花費，回顧這時父親結束印尼事業回到台南，一切等於從頭開始。即使身為長子的我在學校一直保持優異的成績，但在這個當口我提出想赴日本唸書的計畫，推斷父親當時的心情和處境應該不是很願意全力支持我吧。我慶幸自己能堅持，並找到張臻臻阿姨這條管道，往後「教育」真的改變了我和弟妹們，不，應該是林家的命運。有如一盤棋局，如果我在這時下錯一個棋子，那麼往後想收拾殘局，恐怕已是欲振乏力了。

四、 受　洗



　　不久我以優秀的成績從小學畢業，並考入當時以台灣子弟為主的州立台南二中（日治時代台灣分為台北、台南、高雄、台中、新竹五州）。日本子弟就讀州立台南一中。我的母校戰後改為台南一中，日人就讀的中學卻改為台南二中。

　　談到戰前日本教育制度，可說全面模仿歐洲學制，尤其以德國為主要學習對象。小學六年，中學五年與中學同級的高等商校、農校、工業學校也是五年制，高等學校（等於大學預科）三年，畢業後可考台南高工（現在成大前身）、台中高農（興大前身）、台北高商（台大商學院前身）。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相當難，畢業後可以投考帝國大學或進入一般大學（日本本土有六所帝國大學，台灣一所、韓國一所）。日治時代如果小學或公學校畢業，家境無法繼續上中學者，可在原校再受二年高等科學業，並可領到畢業證書，約等同現在國中二年級的程度。當然國小六年畢業未考入中學者，也可以在原校讀高等科，但讀一年者考上中學，則不發高等科畢業證書，畢業後晚間可上青年學校一年，共計九年義務教育。但是當年接受小學六年或九年教育的人，現在都已是75歲以上的老人，他們能像一般日本國民毫無困難地欣賞NHK電視節目，也能以日文閱讀許多不同領域的日文書籍並吸收新知，其程度之高足以讓現在擁有碩士、博士學位的知識份子為之汗顏，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日本教育的品質管制之嚴格和成功之一斑。我結束了與日本子弟共學的小學六年學生生活，開始進入以台灣子弟為主，日本子弟較少的中學，即開始感受到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被日本人統治的殖民地居民，是他們眼中的二等國民。

　　中學一年級時我住學寮（宿舍），星期六我常會邀表弟和我相伴回故鄉茄萣，住一個晚上第二天才回到學校。這時疼愛我的外婆已經過世，心靈上感到十分孤單，父母和三個妹妹都遠在印尼，孤單在外的生活，使我必須學習獨立面對人生的種種考驗。

　　週日從茄萣回台南途中，我會經過喜樹仔到「灣裡長老教佈道所」，順便進去看看教會做禮拜的情形，這是我第一次開始和教會接觸。迷途的羔羊看到教會溫暖、和平的氣氛，有如一個大家庭，這種兄弟姊妹般的親情立刻把我吸引住了。我開始固定參加週日禮拜，也勤讀聖經、唱讚美歌。我也是在這裡認識好牧人王興武傳道（後來封牧為牧師）幾年前我在《台灣教會公報》看到王牧師度過百歲誕辰的消息，他和羅東教會牧會的王英世牧師，是台灣長老教會大家熟悉的美談，夫婦都是牧師，兒女也都是牧師，打電話去公館找牧師時一定要說出全名，否則一定會弄錯對象。他是很有愛心的好牧人，他發現我父母不在身邊，王傳道就叫我住在灣裡佈道所，我接受了他的美意，在佈道所住了兩個禮拜。我細心觀察王興武傳道夫婦每天如何虔誠、謙卑地事奉上帝。他們的愛心一步一步帶領我認識萬能的主。

　　有一天王傳道問我是否願意受洗成為一個基督徒，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說：「好，我願意。」不久我就依照王傳道的安排去台南太平境教會由施鯤鵬牧師為我施洗成為基督徒──這一年我十四歲，當時是州立台南二中一年級的學生，與我同日受洗的還有同班同學也是一生的摯友楊東傑。他後來留學日本，畢業於日本慈惠醫科大學，曾在台大醫學院、馬偕醫院服務過，並擔任台東醫院院長，現已退休住在天母。自從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以後，我在身心方面確切感受到自己是一個重生的人，不再感到孤單徬徨。我也常想：如果沒有宗教信仰，後來我在人生不同階段遭受的試煉，自己是否能堅強地支撐過來？每一次想到這裡，我都會懷著感謝，想到上帝差遣好牧人王傳道帶領我認識神的大愛。

　　幾年前盧俊義牧師在電視台「好消息」講述「路加福音」，他就提到王興武牧師和王英世牧師，時間真快，上帝保守這位好牧人王興武夫婦克享美壽度過百歲誕辰，如今五代同堂，子秀孫賢，一家人都見證了主的大愛。

　　感謝主讓我在人生的轉捩點上，遇到王傳道。如果沒有遇到他，我的人生將會黯淡很多吧！曹先生，你不是寫過《都市叢林醫生──郭維租的生涯心路》嗎？幾年前我們開始認識交往的時候，又因為蘇孟龍醫師的兒子和我小女兒由里的長子同學，結果我們同去淡水真理大學和郭維租、王彩雲醫師伉儷見面。郭維租醫師和我都是1922年出生，他是社子公學校畢業，考進台北二中。當時五年制的中學生，學業優秀的學生可以跳級在四年級課程結束時報考台北高等學校，郭醫師就是四年級考入台北高等學校。後來他的學長江萬煊暑假回來台灣，鼓勵他去報考東京帝大醫學部──因為他一路過關斬將，結果他早我兩年進入東京帝大醫學部。當時雖然不同年級，但因為東京帝大台籍學生不多，彼此也認識。二次大戰，烽火連天，他提早半年拿到東京帝大（戰後改為東京大學）醫學部的畢業證書，成為東京帝大最後一屆台籍畢業生，也是東京帝大醫學部第12位台籍畢業生。

　　我在這裡提這件事，不是要炫耀東京帝大醫學部的畢業生多麼了不起──它確實是日本萬千學子想要進去的名校，尤其是醫學部。但是我這裡說到這位學長郭維租，因為他和我同時代，而且他常常提到他在東京留學，最大的恩賜是因為東京帝大法學博士陳茂源學長引介能夠成為矢內原忠雄的入門弟子。

　　凡是對日本維新以後的「新日本」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日本無教會主義的始祖內村鑑三。全日本基督徒所佔比例不高，無教會主義的基督徒更少，但是內村鑑三以降的門生，出現了幾位影響日本思想界的傑出學者，矢內原忠雄是第二代，郭維租、高橋三郎則算第三代。

　　郭醫師就讀東京帝大期間，1943年3月16日他搭「高千穗丸」商輪回台灣省親，結果船在基隆港外被美國潛艇的魚雷擊中，這一次船難有一千人以上喪生，郭醫師是249人中之一的生還者，他認為上帝用太平洋冰冷的海水給他做了一次畢生難忘的洗禮。我想要強調的是郭醫師和我一樣，把接受信仰，成為基督徒，當作一生中上帝寵賜的最珍貴的贈禮，我也是這麼真切地感受這個恩典。

　　郭醫師逃過「高千穗丸」大海難，並向上帝許諾將來要以自己所學奉獻服務人群，他後來都一一做到了，而且86歲的高齡，還在翻譯恩師矢內原的著作，他辛苦做了半世紀的開業醫生，在大同大學和真理大學擔任兼職的校醫，培育了五個兒女，全部都是專業醫師（其中兩位牙醫師）。我後來因為1950年一場冤獄，判刑七年，送去綠島坐黑牢，熬過二千五百多個失去自由的日子；與郭醫師一樣，我們都是藉著信仰基督得救，度過了最艱苦的戰爭歲月。

　　人孤孤單單降臨世界，最後也是獨自離開這個世界，世上的榮華富貴轉眼成空，60年、80年，甚至100年，彈指而過，一切復歸塵土。人沒有信仰，豈不是有如孤舟入海，回想在綠島敲硓石古石、挑重物、做苦工的日子，我不知有多少次在思念親人，極端焦慮、充滿鄉愁的孤單日子中不停向上帝禱告，我在這種時刻更真切地覓取到神賜給的力量……

　　別人如何看待自己一生的轉折，我不知道，對我來說，一個人沒有宗教信仰，茫茫人海豈不是連羅盤都沒有嗎？而一個旅人身邊沒有這些重要的配備，他如何確定方向？對旅人來說這不是很危險的事嗎？

　　我出生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但1940年去日本留學時，戰火已經在中國遍地展開，到1945年日本敗戰宣布無條件投降時，我在東京帝大只唸完一半課程，卻親自經歷了美軍對日本本土的大轟炸，看到渺小的軀體隨時都有可能在分秒間粉身碎骨。身處戰亂時代，一個人完全沒有辦法預知自己下一刻能否存活下來！

　　然而宗教信仰卻提醒我：人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數算中，神的旨意決定一切，因此愛因斯坦、史懷哲這樣具有大智慧的人，時時會不經意地談到生命的神秘，對宇宙的每一樣事物懷著敬畏之心，只有無知的狂人，才會以為自己多麼偉大，用這個角度去判斷真假，也是八九不離十呢！

五、 一張石頭照片



　　離開印尼回到台灣轉眼過了四年。這時我已經是中學二年級的學生，對母親的思念並沒有因為兩地相隔而稍減，反而更渴望母親慈愛的照拂。在印尼吧城度過的五年成為我一生魂牽夢縈的童年時光，這是我唯一享受過母愛的日子。

　　從我出生開始，父親就在外面忙著做生意，他的輪廓在我的腦海裡，只是維持一家之主稀淡的影像。我回台期間那幾年來都會定期收到家裡寄來的學費和生活費，信封裡除了支票通常還附有母親的親筆家書，這是母親和我親情綿長的牽繫，所以我們之間彷彿存在著奇妙的心電感應。

　　升上中學二年級的暑假，忽然接到母親來信，要我回印尼和家人團聚。聽到這個消息，我欣喜若狂。趕快把行李整理打包，訂購船票準備啟程。

　　四年和家人相隔兩地，因為焦灼的鄉愁加上親情的眷戀，拉長了「心理時間」，造成一種奇妙的錯覺，感覺上好像是分別了一段漫長的時光。台灣和印尼當時需要半個月的航程，站在輪船的甲板，望著碧海藍天，心裡想著就要見到的弟妹和父母親的影像。現在家裡除了我和三個妹妹又增添了大弟東雄和四妹娟娟。他們現在站著一列排開會是什麼模樣？

　　等船靠岸，吧城在望，見到來接我的母親，立刻迅速向前跑去投入她的懷抱。記得踏入家門時是中午時分，母親很快端出親手做的蛋皮潤餅，裏面夾著雞肉。這種久違的媽媽親手烹飪的特殊口味，看了不禁垂涎欲滴，真是朝思暮想的山珍海味！

　　九年來母親在吧城已是有口皆碑的著名助產士，常常有產婦從遠近不同的地方，預約分娩並指定要由母親接生。至於真正出去往診到嬰兒呱呱落地，前後大約費時十天左右，這個暑假我回印尼和家人團聚，母親出去接生時，她都會帶著我做伴，也藉此彌補四年來分隔兩地的無奈和思念。

　　母親和我坐在馬車裡，馬車急馳經過郊外時，沿路看到的是熱帶氣候青翠的鄉野，呈現出和台灣不同風味的異國景色。母親一路就會問我一些在台南唸書時發生的事。當我說到在外寄人籬下生活的孤單、辛酸，母親就流露疼惜的神情或發出輕輕的歎息。當她聽到我在佈道所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時，她又用充滿喜悅、關懷的神情望著我。

　　啊，我親愛的慈母，她的神情、臉龐、講話的語調到現在還鮮明的烙印在我的腦海裡，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父親停留在家的日子很少。學校暑假前後雖然有兩個月，但台灣、印尼來回航程就要扣除一個月，實際剩下的假期只有短短一個月。因為暑假中還有規定的功課，諸如搜集各種植物壓乾並做好標本等學校規定的作業。一邊也忙著這些習題，一邊準備下學期開學後要如期繳出的作業。

　　時間過得很快，眼看著暑假就要結束。母親一時福至心靈，或者是基於心電感應的預感？她刻意安排我回台灣之前，全家九人到吧城一家照相館合拍一張家族紀念照，但是一直到我離開印尼吧城前夕，在外地做生意的父親，歸期仍然不能敲定。母親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於是帶著我們六個孩子（二男四女），一齊在照相館留下了林家最有紀念性的一張「全家福」。

　　這一張「全家福」站在裏面的父親是由館內的職員，法國國籍的攝影師用獨門特技把他放進鏡頭裡去的。母親風姿高雅，儀態出眾，我穿著當時州立台南二中的制服，身為家中的長子，神情看來已是很有自信、精神煥發的中學生。前排由左至右依次為大妹、二妹、三妹和依偎在母親身旁的四妹，我的身旁則是小我十歲的大弟。當時小弟民雄尚未出生。

　　從這張照片的穿著可以看出當年華人、台商在南洋一帶奮鬥成果的一斑。尤其我的弟妹們，因為父親這時經商已有基礎，母親助產士也有相當不錯的收入，我的弟妹們在荷蘭統治下的印尼吧城度過華麗、安樂、多采多姿的童年。上學時有司機用四輪黑轎車接送，家裡母親專屬的女傭也有三人，負責烹煮和家中雜務。我們住在一幢寬敞的洋房，與當地人毗鄰而居。記得家前有一條小溪潺潺流過，隔壁就是咫尺在望的回教教堂，對面則是宰殺羊的屠宰場。

　　這一張十分珍貴的「全家福」攝於一九三六年仲夏，這位法國攝影師拍下這張傑作，又把它鑲嵌在石頭上──成為林家後代子孫的傳家寶，這也是慈母後來留在我們兒女腦海中最後的定影。

　　完成這張也被林家稱為「石頭照片」的歷史性鏡頭，第二天我就搭船回台灣，當然我不會想到這是和慈母最後的訣別！

　　之後，我沒有再回到印尼這個度過五年童年時光的吧城。在這裡我享受過自己童年、少年時代的天倫之樂，這裏面能捕捉的影像，是經常在外經商、奮鬥奔波的父親；每天為往診、接生新生嬰兒忙碌不停的母親，沒想到一生中我能和母親廝守的時光竟是這麼短暫！

　　14歲的少年，身為家中長子，再度離開父母身邊在台灣生活的我，在體驗過寄人籬下的滋味，進入中學後又開始外宿的生活。這些體驗無疑使我在人生的路程上，較同年齡的人早熟，並養成我的獨立性格，當時我不知道這些鍛鍊十分有助於我日後遠赴日本求學接受考驗；在求學之路上，我從未停止力爭上游，這種心理質素的打造對一個人迎接生活的戰鬥是極其重要的。

　　進入以台灣子弟為中心的中學，我清楚自己不是日本人，台灣是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日本同學，無論相處多麼和諧、投契，他們還是有一種優越感，會在某一種時刻不自覺地流露出來。

　　在今天世界各國已形同地球村的時代，即以許多種族冶為一爐的美國而言，膚色種族的歧視仍然不可避免，難怪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1963年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面對二十五萬在場的聽眾，以「我有一個夢」為題發表演講會說：「我有一個夢想：有朝一日，希望我的四個小兒女，會生活在一個不以膚色來評價他們，而以他們的品質內涵來評斷他們的國家。」旨哉斯言！

　　這位死在白人槍口下的民權鬥士，殉難轉眼已滿40年，一百多年來黑人努力爭取民權和各項平等人權和尊嚴，比起他們的祖先，看來已掙脫多重枷鎖，特別是在運動、舞蹈、音樂等領域中都有搶眼亮麗的表現。然而英國史學家湯恩比說：「世界和平只能由兩個途徑達成──世界政府或種族混合。」哪一個途徑將需要更長時間似乎有待觀察，若干專家預估，僅在美國，等待全面種族混合，就要漫長的一千年！



六、 噩　耗



　　回到吧城度過一個月暑假，父親在我印象中多半時間都在外地經商，他一年中到底有幾天待在家裡？這是因為一家八口的生計都落在父母肩上？或者要維持印尼林家生活的水平和排場，使父親和助產士母親二人必須這樣拼命工作？當時三、四十歲盛年的父母，一定沒有想到為建造一個溫暖的家庭，母親的健康卻為此付出昂貴的代價，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暑假結束，我回到台南升上中學三年級，1937年，遠在印尼吧城的母親生下幼弟民雄。

　　有一天，像往日一樣在學校接到從印尼寄來的家書，算算月份，應該是家裡定期寄給我的支票，兌換錢款後做為我在台灣的生活費和學雜費。放學後回到宿舍，我高高興興地騎腳踏車到銀行領錢。辦領款手續的空檔，我打開信封取出信函，裏面的信通常是母親的親筆家書，我早已習慣母親一手娟秀的筆跡，可是這一次竟出現了一個陌生男人的筆跡。啊！這是父親的字，多麼稀奇！父親這一次怎麼會親自給我寫信？我心裡浮起一種奇怪不祥的預感。我很快地讀下去，裏面寫的竟是一個對我不啻青天霹靂的噩耗：母親死了！母親懷的第八胎嬰兒竟是死胎，死神一併把慈母帶走了！這一年母親不過35歲。唉！上天何其殘忍，奪走這麼疼愛我們，對我們全家人這麼重要的母親！我讀著這一封信，眼前頓時一陣昏天暗地，顧不了人在銀行，眾目睽睽下我當場嚎啕大哭，連銀行小姐喊我也不知回答。我很快領了錢，騎上腳踏車，一路哭著回到我租的民屋。

　　衝入房間，趴到床上，我攬著被子又放聲痛哭了一場。屋主得知消息，十分同情我的遭遇，百般安慰我，最後也摟著我哭成一團。我一時茫然不知所措，腦子裡昏昏沈沈，一片空白。因為精神沮喪，提不起勁上課，破例向學校請假數日，在宿舍裡休息。

　　那張「石頭照片」中風姿綽約的慈母，她的形影從此像電影中的「停格」畫面，成為我們子女們腦海中鏤骨銘心的記憶。

　　可憐的父親，事業本來有如旭日東升，失去了母親這位重要的賢內助，立即有如樑柱傾頹。長子在台灣求學，另外六個兒女纏著他，他的處境堪稱內外夾攻。1938年六月父親決心把留在印尼的六個孩子由親戚帶回台南，並寄宿在我伯父家。

　　這時大妹雅雅已經就讀小學五年級，我想到大妹必須考上台南第二高女，將來才能好好地帶領弟妹們上路。我一邊忙著自己中學最後兩年的課程，一邊負起指導加強她課業的責任。我抱著只能成功不准失敗的信念，盯緊她用功。記得那時她常常一邊補習，一邊掉眼淚。皇天不負苦心人，一年後她果然考取以台灣子弟為主的州立台南第二高女（戰後改為台南女中）。看到她打贏這一仗，我心中如釋重負，好像放下了一塊大石頭。

　　兄弟姊妹寄宿在大伯家，我負起指導大妹功課的任務告一段落。可是日本在東南亞的戰局不但擴大而且越陷越深。父親從長計議，認為應該趕快結束印尼的事業，回到台灣重新開始。1940年7月我由州立台南二中以優異成績畢業，成為日治時代此校第14屆畢業生。

　　進入以台灣子弟為主，日本子弟反而只有四分之一比例的州立台南二中。每個班級成績前五名的學生多半由台灣人包辦。日本老師教課時倒是一視同仁，不會明顯區分日本和台灣學生。可是我們這一代從小接受日本教育的人，談起個中感受的微妙「差別待遇」，每一個人的境遇可說各有不同。有的人碰到軍國主義色彩濃厚的體育教師，或對殖民地的台灣人懷有偏見，充分流露統治者優越感的日本人也所在多有。比我小八、九歲的台灣學生，有的趕上日本節節敗退的幾年，正是日本在台灣全面推行皇民化時期，被徵召投入「大東亞共榮圈」戰場的台灣兵員，有的以陸軍志願兵被派往南洋作戰，甚至在大戰末期已有許多中學生被徵調接受「學徒兵」（學生兵）軍事訓練，準備上戰場進行最後的困獸之鬥。日本本土和台灣則有一批批「神風特攻隊」如飛蛾撲火般衝向美國航空母艦，這是1945年戰敗前夕一批一批犧牲的少年飛行員。那時我已赴日本留學，在漫天戰火中得以幸運地繼續醫學部的課程。回顧當時日本政府為了保留人才，理工科學生不用參戰，文科學生則無法豁免。這在當年出身浦和高校進入東京帝大的校友中，明顯可看出同樣是高等知識份子，帝國政府對他們卻有不同的待遇……

　　在台灣完成中學課程的我，已是18歲的青年，這時我決心遠渡東瀛深造，而當時要到日本唸書多半得是富家子弟才有此經濟能力，可是林家彼時已經家道中落，經濟情況大不如前，但是身邊有七個兒女需要培植並接受教育；助產士的妻子原本能分擔家計，可是35歲卻猝然病逝，家中失去重要的支柱。父親此時看來意興闌珊，孩子先送回台南接受教育，兩年後他也結束印尼的事業回到台灣。

　　我在林家家道中落的戰爭期間，雖然懷有雄心大志，想來也頗令父親倍感躊躇。前面已經提到，我的求學過程，小學階段在印尼日本小學校唸到四年級，回到台南南門小學校續讀五、六年級。小學時代我在日本人唸的學校和他們共學，後來又考入州立台南二中以台灣子弟為主體的中學。但是我們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台灣人，而且州立台南二中是充滿蕃薯仔精神的中學。學校雖然規定學生講國語（日語），可是學長管學弟的鐵則中有一條是台灣同學私底下彼此之間要講台語，否則會被學長視為「叛骨」叫到一邊動拳修理。受此教訓的台籍學生沒有人敢吭聲，因為這是當時日本體制外的台灣傳統教育的一環。

　　父親未結束印尼事業回到台灣之前，我就向我在台灣的代理監護人張臻臻阿姨提出請求，請她准許我赴日本留學。因為母親曾經資助她在東京女醫專完成學業，成為一名女醫生，算來母親也算她的大恩人，可是臻臻阿姨一開始不肯接受我的請求，她說台灣有不少子弟去日本唸書，結果很多在日本成為花天酒地的浪子，一事無成客死異鄉。但是中學畢業的我，已經深刻感受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受到歧視，是被看作二等國民，心中已不想在台灣繼續唸下去了。因為我接二連三的請求，她最後拗不過我的堅持，只好答應放行，而臻姨為了回報母親當年的恩情，於是定期寄錢供給我在日本求學的學費，就這樣我終於度過了補習學校與浦和高校的前四年，多少解決了學費迫切的問題。

　　前面提到，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父親失去身為助產士的妻子這一筆穩定的收入後，是單靠自己在外面經商奔波，以供給七個孩子教育培植的需要，而我要求到日本留學不啻是一筆可觀的花費，回顧這時父親結束印尼事業回到台南，一切等於從頭開始。即使身為長子的我在學校一直保持優異的成績，但在這個當口我提出想赴日本唸書的計畫，推斷父親當時的心情和處境應該不是很願意全力支持我吧。我慶幸自己能堅持，並找到張臻臻阿姨這條管道，往後「教育」真的改變了我和弟妹們，不，應該是林家的命運。有如一盤棋局，如果我在這時下錯一個棋子，那麼往後想收拾殘局，恐怕已是欲振乏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