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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長篇自傳摘錄自：華語健康資訊入口網站（臺灣健康資訊網）－老醫之家系列（一九九六年三月創刊）杏林藝文
吳昭新 醫師 主編 (by Jau-Shin WU, M.D., Ph.D.)
(Original Posted Jan. 28, 2008)
[Link: http://olddoc.tmu.edu.tw/literature/o-k-lin.htm]


荊棘、冠冕、動盪歲月－林恩魁醫師自傳

　　我是林恩魁，1922年2月1日出生在高雄縣一個貧窮的漁村茄萣，今年已是86歲的老人了。這本口述傳記不是要控訴什麼，只是真實記錄我走過來的一生，讓活在台灣這一塊土地的人，多少認識我們這些經歷過三個完全不同殖民政權統治的人，到底我們內心感受、體驗的是什麼？

　　我的生涯很平凡無奇，假如我比別人多一點戲劇性，那也不是自己刻意安排或預想得到的。經過23年的教育，從小學到醫學院二年級，全部接受日本教育，我後來成為一名外科醫生，其中只有最後二年是戰後在台大醫學院完成的。

　　終戰時我23歲，因為台灣當時由日本統治，所以日語幾乎成為我最熟練的母語，但是我知道日本人把台灣人當作殖民地二等國民看待，因此終戰後，我始終堅定地想為台語找到表達的出路。我堅持漢字台語寫作，後來翻寫聖經也堅守這個信念，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血緣、親情和鄉愁。這種情結很難用文字詮釋，但是這本口述傳記整理的時候，破例用漢文記錄。這不是我晚年「變節」，而是想讓年輕一代多了解一些我走過的動蕩時代。

　　我曾用福佬話寫過一萬字左右的簡述──《我按呢行過變動的時代》，此書2006年8月由一橋出版社印行贈送親友。這篇文章曾在我的家人、親友中傳閱，也有機會在教會做見證時或在我教授的「台語」課堂上拿出來和大家分享，當然這短短的篇幅不可能傳達或記錄太多什麼。

　　如果人生是登山者一步一步攻頂或是討海人風浪起伏的航程，我知道自己的終程已近，剩下的日子，都在上帝的數算中。我心裡沒有驚惶，我懷著平靜的心情等待回家的日子。

　　28歲到35歲我曾經和許多難友熬過一段可怕的試煉，我僥倖從生死線上活下來。戰後228事件以及後來長達38年的恐怖噤聲年代，人民過的是威權統治下一言堂的日子，誰能有機會表達心中的感受呢？近年來這一段悲慘的歷史陸續有人整理出土，事實上大家看到的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記得有人說過一句弔詭的名言：「人類從歷史中所得到的教訓是：人類從來不記取歷史教訓。」當我翻讀《自由的滋味》、《被出賣的台灣》、《台灣─苦悶的歷史》、《孤寂煎熬四十五年》、《幽暗角落的泣聲》、《人權之路─台灣民主人權回顧》、《風中的哭泣》上、下冊、《我在綠島2312天》、《福爾摩沙的呼喚》、《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白色封印》、《不堪回首戒嚴路》……和各縣市文化中心出版的口述歷史，心中回想那些和我一樣經歷過黑牢歲月的難友，彷彿看到他們青春的形影，重溫他們的名字，其中大多數是連一面都沒有見過，也不相識的陌生人，他們先後在獵捕逃亡中喪失了生命；也有許多人在坐牢判刑或送往火燒島坐牢之前就在馬場町、荒郊野外或台灣任何一個不知名的鄉鎮小巷被處決了。我在綠島待過七年苦獄，即使和我在綠島同時生活的難友，那時真正交往的，也只有幾個人而已，雖然知道自己的刑期，但我們每一個人都不知道能否活著回來與親人見面。

　　日後，當我看到《紐倫堡大審》、《辛德勒名單》、《消失的一九四五》、《戰地琴人》這一類電影時，往日那一段不知明天命運將如何的驚心歲月，立刻一一浮現眼前，令人不寒而慄。

　　德國文豪歌德（J. W. Goethe, 1749-1832）曾說：「任何人只要早生或晚生十年，就他個人的教育和行動的範疇而言，大有可能成為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我認為這位不朽的文學家是因為幸運降生在十八世紀中葉德國的大城法蘭克福，而又在十九世紀中葉歐洲文明步向輝煌的時代離開人間，才會有這種想法。試想：歌德如果降生在二十世紀獨裁者列寧、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蔣介石、佛朗哥的時代，許多人其實在誕生時就註定在頭上蓋上死亡的戳記，因為人類在二十世紀發生了一次世界大戰、二次大戰、韓戰、越戰、福克群島戰役、二次波斯灣戰爭……人類用愈來愈現代化的武器互相屠殺。歌德如果不幸降生在這個時代當然會為他的話做全盤的修正，因為這些獨裁者手中操有生殺大權，一個人降生的年月，如果不幸碰上這些大獨裁掌權的時代，他個人的命運和人生藍圖必將截然不同。

　　童年時代，我對自己的故鄉沒有留下什麼印象，因為六歲時我就被母親帶到印尼，與在那裏經商的父親相會。父親當時從事的是蚊帳、纖維、紡織這一類的布商生意。對故鄉茄萣的認識是我長大以後聽長輩說起而逐漸串連起來的。

　　茄萣鄉那裡的居民，在二十世紀初期，就像台灣其它海邊的漁村一樣，十之八、九過著靠天吃飯的日子。除了種些稻米、地瓜、花生、西瓜維生之外，一半的時間是出外討海。他們經常坐上簡陋的竹筏，四個人撐著竹篙，到離海岸約一、二小時遠的地方捕魚。如果遇上大風大浪，每一次出海幾乎都有搏命的危險。竹筏上使用的是簡單的簍筐（連魚網也沒有），手指常常凍得失去知覺。一旦看到遠天的雲腳起了變化，就得提高警覺，快速回航，如果看到巨浪襲到船邊，也得趕快割斷簍筐的纜繩，升起半截油布帆，利用風勢逃離現場……

　　也許因為生活這樣赤貧，我的父親才會想離開茄萣到印尼去謀求發展吧。我出生時是1922年，當時日本已經治台27年，比起逐漸邁向現代化的台北、台南、台中、高雄、新竹等各城市的生活，這個漁村當然仍屬偏僻、貧窮、落後的村莊。

　　我的父親林朝和，在故鄉茄萣讀完六年公學校（日本子弟則就讀小學校）。這個學歷在偏僻的鄉村應算高學歷了。我之後回想，林家子孫後來能走出祖先漁民和農耕生活形態，主要是因為接受教育而且重視教育的緣故。我的大伯林朝棟大父親十歲，當時在小學教書，他有遠見也留心要替弟弟找一個好對象。大伯後來在村裡的孩子中發現一個聰穎、漂亮的女生──王雀，她功課好、能力強，便認為這是林家將來的最佳媳婦人選。王雀比父親小五歲，據說她在襁褓時代，我父親還揹過她。後來等王雀從公學校畢業，林家就託媒人去說親，而且林家還希望她能再多讀點書，突破當時「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陳舊觀念，把它做為結婚的先決條件。

　　這段姻緣成功了。林朝和與王雀婚後生下的第一個男孩便是我。成家以後，父親想想在小漁村待下來大概沒有什麼前途，便隻身搭船去印尼經商。母親為了配合父親並分擔家中的生計，又去台南醫院「產婆補習班」上課，接受正規的訓練並取得「助產士」執照。這在那個「古早」時代，幾乎可以看作和現在護理學院正規培育的護士相當的學歷，但她們做的工作卻是和婦產科醫生一樣的「接生婆」。

　　我所以不厭其詳地在這裡談到母親的學歷，是因為長大後我才知道生育我的母親，在血緣和資質方面是構成我的絕大部分，父親對我的影響反而不大，這或許是我們缺少「父子緣」；母親的早逝，對我造成的打擊，後面我會提到，父親的續絃，對長子的我和妹妹、弟弟們當然影響更大。

　　名作家蕭乾在將近八十歲時完成一本精采的回憶錄：《未帶地圖的旅人》，這位1957年被毛澤東劃入右派的作家，後來經歷了文化革命的浩劫，前後幾乎封筆30年，秉性溫厚的蕭乾在追憶文革浩劫的歲月時這樣寫著：「我感到人這種動物，倘若沒有『法』的制約，對同類發起狠來，誠然比猛獸更為凶殘。我痛恨世上一切靠特務及暴力來維持的統治。」事實上，1945年終戰被國民黨接收的台灣知識份子，在蔣家父子獨裁專制統治下，同樣經歷了38年戒嚴時代，福佬話、客語、原住民的母語全部禁止，全台灣長期進入荒謬的一言堂，過著「反共抗俄」的噤聲歲月！整整半個世紀，台灣後來雖然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可是學生在國民黨全面洗腦的獨裁威權統治下過著與外面世界完全隔絕的日子。1970年冒著生命危險逃離台灣的彭明敏教授，歷經23年海外流亡生涯和備嘗艱苦的台灣獨立運動，1992年才又踏上故土。當年英姿煥發，曾是母校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的彭教授返鄉後回到台大法學院做了一場精采的演講，他感慨萬端的說：「台灣經過將近50年的獨裁統治，事實上有如冷戰時代鐵幕中的共產國家，我們和處在波濤洶湧的其他國家相比，台灣正如一泓停滯不動的池水，完全和國際急遽變化更新的思潮脫節……」（大意如此，這場演講曾發行錄影帶）

　　至於中國在毛澤東統治下，經歷了更嚴酷、更殘忍的屠殺、勞改與迫害，於1966年8月18日揭開序幕，長達十年的「文化革命」稱得上是人類歷史上扭曲人性、違反天倫的悲慘鬧劇！其影響迄今仍是中國歷史中湧動的暗流。

　　讀者如果仍對彼岸的中國極權統治存有一絲幻想，我向你們推薦下列幾本著作，保證你們看了以後，會禁不住這樣哀嘆：「感謝上帝，我沒有經歷文革時代（1966-1986）那樣翻天覆地的動蕩年代，因為即使存活下來，身心經過這樣一番摧殘，事實已經和死亡沒有什麼兩樣！」

　　這幾本書比經過修剪掩飾的正史和官方報告更接近真實，也更教你恐怖沈痛，它是蕭乾《未帶地圖的旅人》、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張戎《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這五本書下筆時保持相當程度的客觀與廣袌的視野，所以閱讀時更加教人不寒而慄！

此篇長篇自傳摘錄自：華語健康資訊入口網站（臺灣健康資訊網）－老醫之家系列（一九九六年三月創刊）杏林藝文
吳昭新 醫師 主編 (by Jau-Shin WU, M.D., Ph.D.)
(Original Posted Jan. 28, 2008)
[Link: http://olddoc.tmu.edu.tw/literature/o-k-lin.htm]


荊棘、冠冕、動盪歲月－林恩魁醫師自傳

　　我是林恩魁，1922年2月1日出生在高雄縣一個貧窮的漁村茄萣，今年已是86歲的老人了。這本口述傳記不是要控訴什麼，只是真實記錄我走過來的一生，讓活在台灣這一塊土地的人，多少認識我們這些經歷過三個完全不同殖民政權統治的人，到底我們內心感受、體驗的是什麼？

　　我的生涯很平凡無奇，假如我比別人多一點戲劇性，那也不是自己刻意安排或預想得到的。經過23年的教育，從小學到醫學院二年級，全部接受日本教育，我後來成為一名外科醫生，其中只有最後二年是戰後在台大醫學院完成的。

　　終戰時我23歲，因為台灣當時由日本統治，所以日語幾乎成為我最熟練的母語，但是我知道日本人把台灣人當作殖民地二等國民看待，因此終戰後，我始終堅定地想為台語找到表達的出路。我堅持漢字台語寫作，後來翻寫聖經也堅守這個信念，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血緣、親情和鄉愁。這種情結很難用文字詮釋，但是這本口述傳記整理的時候，破例用漢文記錄。這不是我晚年「變節」，而是想讓年輕一代多了解一些我走過的動蕩時代。

　　我曾用福佬話寫過一萬字左右的簡述──《我按呢行過變動的時代》，此書2006年8月由一橋出版社印行贈送親友。這篇文章曾在我的家人、親友中傳閱，也有機會在教會做見證時或在我教授的「台語」課堂上拿出來和大家分享，當然這短短的篇幅不可能傳達或記錄太多什麼。

　　如果人生是登山者一步一步攻頂或是討海人風浪起伏的航程，我知道自己的終程已近，剩下的日子，都在上帝的數算中。我心裡沒有驚惶，我懷著平靜的心情等待回家的日子。

　　28歲到35歲我曾經和許多難友熬過一段可怕的試煉，我僥倖從生死線上活下來。戰後228事件以及後來長達38年的恐怖噤聲年代，人民過的是威權統治下一言堂的日子，誰能有機會表達心中的感受呢？近年來這一段悲慘的歷史陸續有人整理出土，事實上大家看到的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記得有人說過一句弔詭的名言：「人類從歷史中所得到的教訓是：人類從來不記取歷史教訓。」當我翻讀《自由的滋味》、《被出賣的台灣》、《台灣─苦悶的歷史》、《孤寂煎熬四十五年》、《幽暗角落的泣聲》、《人權之路─台灣民主人權回顧》、《風中的哭泣》上、下冊、《我在綠島2312天》、《福爾摩沙的呼喚》、《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白色封印》、《不堪回首戒嚴路》……和各縣市文化中心出版的口述歷史，心中回想那些和我一樣經歷過黑牢歲月的難友，彷彿看到他們青春的形影，重溫他們的名字，其中大多數是連一面都沒有見過，也不相識的陌生人，他們先後在獵捕逃亡中喪失了生命；也有許多人在坐牢判刑或送往火燒島坐牢之前就在馬場町、荒郊野外或台灣任何一個不知名的鄉鎮小巷被處決了。我在綠島待過七年苦獄，即使和我在綠島同時生活的難友，那時真正交往的，也只有幾個人而已，雖然知道自己的刑期，但我們每一個人都不知道能否活著回來與親人見面。

　　日後，當我看到《紐倫堡大審》、《辛德勒名單》、《消失的一九四五》、《戰地琴人》這一類電影時，往日那一段不知明天命運將如何的驚心歲月，立刻一一浮現眼前，令人不寒而慄。

　　德國文豪歌德（J. W. Goethe, 1749-1832）曾說：「任何人只要早生或晚生十年，就他個人的教育和行動的範疇而言，大有可能成為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我認為這位不朽的文學家是因為幸運降生在十八世紀中葉德國的大城法蘭克福，而又在十九世紀中葉歐洲文明步向輝煌的時代離開人間，才會有這種想法。試想：歌德如果降生在二十世紀獨裁者列寧、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蔣介石、佛朗哥的時代，許多人其實在誕生時就註定在頭上蓋上死亡的戳記，因為人類在二十世紀發生了一次世界大戰、二次大戰、韓戰、越戰、福克群島戰役、二次波斯灣戰爭……人類用愈來愈現代化的武器互相屠殺。歌德如果不幸降生在這個時代當然會為他的話做全盤的修正，因為這些獨裁者手中操有生殺大權，一個人降生的年月，如果不幸碰上這些大獨裁掌權的時代，他個人的命運和人生藍圖必將截然不同。

　　童年時代，我對自己的故鄉沒有留下什麼印象，因為六歲時我就被母親帶到印尼，與在那裏經商的父親相會。父親當時從事的是蚊帳、纖維、紡織這一類的布商生意。對故鄉茄萣的認識是我長大以後聽長輩說起而逐漸串連起來的。

　　茄萣鄉那裡的居民，在二十世紀初期，就像台灣其它海邊的漁村一樣，十之八、九過著靠天吃飯的日子。除了種些稻米、地瓜、花生、西瓜維生之外，一半的時間是出外討海。他們經常坐上簡陋的竹筏，四個人撐著竹篙，到離海岸約一、二小時遠的地方捕魚。如果遇上大風大浪，每一次出海幾乎都有搏命的危險。竹筏上使用的是簡單的簍筐（連魚網也沒有），手指常常凍得失去知覺。一旦看到遠天的雲腳起了變化，就得提高警覺，快速回航，如果看到巨浪襲到船邊，也得趕快割斷簍筐的纜繩，升起半截油布帆，利用風勢逃離現場……

　　也許因為生活這樣赤貧，我的父親才會想離開茄萣到印尼去謀求發展吧。我出生時是1922年，當時日本已經治台27年，比起逐漸邁向現代化的台北、台南、台中、高雄、新竹等各城市的生活，這個漁村當然仍屬偏僻、貧窮、落後的村莊。

　　我的父親林朝和，在故鄉茄萣讀完六年公學校（日本子弟則就讀小學校）。這個學歷在偏僻的鄉村應算高學歷了。我之後回想，林家子孫後來能走出祖先漁民和農耕生活形態，主要是因為接受教育而且重視教育的緣故。我的大伯林朝棟大父親十歲，當時在小學教書，他有遠見也留心要替弟弟找一個好對象。大伯後來在村裡的孩子中發現一個聰穎、漂亮的女生──王雀，她功課好、能力強，便認為這是林家將來的最佳媳婦人選。王雀比父親小五歲，據說她在襁褓時代，我父親還揹過她。後來等王雀從公學校畢業，林家就託媒人去說親，而且林家還希望她能再多讀點書，突破當時「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陳舊觀念，把它做為結婚的先決條件。

　　這段姻緣成功了。林朝和與王雀婚後生下的第一個男孩便是我。成家以後，父親想想在小漁村待下來大概沒有什麼前途，便隻身搭船去印尼經商。母親為了配合父親並分擔家中的生計，又去台南醫院「產婆補習班」上課，接受正規的訓練並取得「助產士」執照。這在那個「古早」時代，幾乎可以看作和現在護理學院正規培育的護士相當的學歷，但她們做的工作卻是和婦產科醫生一樣的「接生婆」。

　　我所以不厭其詳地在這裡談到母親的學歷，是因為長大後我才知道生育我的母親，在血緣和資質方面是構成我的絕大部分，父親對我的影響反而不大，這或許是我們缺少「父子緣」；母親的早逝，對我造成的打擊，後面我會提到，父親的續絃，對長子的我和妹妹、弟弟們當然影響更大。

　　名作家蕭乾在將近八十歲時完成一本精采的回憶錄：《未帶地圖的旅人》，這位1957年被毛澤東劃入右派的作家，後來經歷了文化革命的浩劫，前後幾乎封筆30年，秉性溫厚的蕭乾在追憶文革浩劫的歲月時這樣寫著：「我感到人這種動物，倘若沒有『法』的制約，對同類發起狠來，誠然比猛獸更為凶殘。我痛恨世上一切靠特務及暴力來維持的統治。」事實上，1945年終戰被國民黨接收的台灣知識份子，在蔣家父子獨裁專制統治下，同樣經歷了38年戒嚴時代，福佬話、客語、原住民的母語全部禁止，全台灣長期進入荒謬的一言堂，過著「反共抗俄」的噤聲歲月！整整半個世紀，台灣後來雖然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可是學生在國民黨全面洗腦的獨裁威權統治下過著與外面世界完全隔絕的日子。1970年冒著生命危險逃離台灣的彭明敏教授，歷經23年海外流亡生涯和備嘗艱苦的台灣獨立運動，1992年才又踏上故土。當年英姿煥發，曾是母校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的彭教授返鄉後回到台大法學院做了一場精采的演講，他感慨萬端的說：「台灣經過將近50年的獨裁統治，事實上有如冷戰時代鐵幕中的共產國家，我們和處在波濤洶湧的其他國家相比，台灣正如一泓停滯不動的池水，完全和國際急遽變化更新的思潮脫節……」（大意如此，這場演講曾發行錄影帶）

　　至於中國在毛澤東統治下，經歷了更嚴酷、更殘忍的屠殺、勞改與迫害，於1966年8月18日揭開序幕，長達十年的「文化革命」稱得上是人類歷史上扭曲人性、違反天倫的悲慘鬧劇！其影響迄今仍是中國歷史中湧動的暗流。

　　讀者如果仍對彼岸的中國極權統治存有一絲幻想，我向你們推薦下列幾本著作，保證你們看了以後，會禁不住這樣哀嘆：「感謝上帝，我沒有經歷文革時代（1966-1986）那樣翻天覆地的動蕩年代，因為即使存活下來，身心經過這樣一番摧殘，事實已經和死亡沒有什麼兩樣！」

　　這幾本書比經過修剪掩飾的正史和官方報告更接近真實，也更教你恐怖沈痛，它是蕭乾《未帶地圖的旅人》、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張戎《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這五本書下筆時保持相當程度的客觀與廣袌的視野，所以閱讀時更加教人不寒而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