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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Re: [醫療][時代] 荊棘、冠冕、動盪歲月-林恩魁醫師自傳(十二)~(十四)

Changed By: gustav
Change Date: November 04, 2009 04:26PM

Re: [醫療][時代] 荊棘、冠冕、動盪歲月-林恩魁醫師自傳(十二)~(十四)
一二、爸爸在綠島留學

  

軍法處判刑後,1951年3月1日我們被載往高雄,然後改搭一艘美軍船前往火燒島(後改名綠島)服刑。入口的鬼門關造形宛如象鼻,左邊就是綠色山莊所在,如今寬闊的公路更往左移,象鼻捲藏在蔓草叢中,途經的遊人在馬路上很難發現這個入口。此批前往綠島的先驅部隊,先進入新生訓導處報到,當時綠島一片荒蕪,受難人須親自勞動,在沙灘敲下硓石古石、割茅草,用油毛氈搭建克難房和親手建造囚禁自己的牢房,有些房子則當庫房或其他用途。新生手築的圍牆也是硓石古石砌成的,難友們戲謔稱為「萬里長城」。新生訓導處分為三個大隊。三個大隊相望而隔離,又有運動場和其他福利設施,像兵營又像學校,其實是一個勞動與思想改造的集中營。

  最早的克難房是由受難人以硓石古石、茅草和油毛氈搭建,後來當庫房或其他用途。後期新生訓導處改建為鋼筋水泥營舍。綠洲山莊的病房,做為隔離監禁病患之用。禁閉室內上下左右覆蓋將近10公分厚的保護墊,只開一個小小的高窗洞,一方面用來懲罰違紀者或重度精神病患者,一方面也防範難友想不開,用力撞牆自殺。

  每個大隊下管轄四中隊,每中隊集中在一棟長形營房裡,其中女生分隊附屬於第六中隊。新生訓練處共有十二中隊。有因事故、意外、自殺或生病死亡者,遺體無人領取,都葬在新生訓練處公墓──難友們稱之為「十三中隊」。

  我囚禁在綠島的歲月中(1951年3月1日-1957年12月),妻子到綠島來探望我前後六次。啟程時她必須從高雄搭車到台東的成功漁港坐漁船,在海上飽經顛沛之苦。台東離綠島最近的距離約18海浬,台東與綠島之間又有一道叫黑潮的水流經過,海浪大,速度又快,每一小時超過四海浬,一般五馬力的小漁船一小時只能航行五海浬,經過時很危險,要順著海流橫過去。據綠島百姓說,他們漁民的小舢舨橫過黑潮時,若不小心也有可能翻船命喪海中哩!台東到綠島,坐漁船約要三小時以上的時間。因為海濤洶湧,一般不常坐船的人,都會暈船嘔吐,備受折騰之苦。

  綠島當時只有一家旅社在南寮,也無其他交通工具,步行到新生訓導處,約計兩小時,跋涉到南寮已經疲累不堪,只好棲宿一晚,第二天到新生訓導處,已經是早上10點左右了。妻子的堅毅、情深表現在行動上,使難友們分外深刻難忘,因為那個時候一個婦人要搭船迢迢千里去綠島探獄不是簡單的事。身邊還有一個二、三歲的女兒,做母親的必須為她準備小尿桶。途中搭火車轉汽車再等船,上船以後可怕的折騰又開始了。母女一路暈船、嘔吐顛簸搖晃到綠島。有一次為了搭免費的船去綠島,母女也曾搭乘載水泥的貨船先到蘭嶼,再到綠島,路途上的煎熬、勞頓可想而知。有時也會爭取搭乘夜行貨車的回頭車,因為這樣可以節省一點車資。

  為了讓女兒了解爸爸,雪貞總是在餵她吃飯的時候,告訴她一些爸爸媽媽的故事。有時女兒聽不懂的時候,媽媽就告訴她爸爸是到山那一邊的綠島去留學唸書。

  有一次年幼的女兒不堪舟車勞頓,一路嘔吐,雪貞看了心裡也難過不已。女兒忍不住哭鬧著說:「媽媽,我不想再來看這個人了,路這麼遠,要坐這麼久的車,又要搭船來這個地方,不要來了好不好?」為了不讓越來越懂事的孩子留下太悲慘、黯淡的回憶,雪貞總是先探聽綠島舉行晚會、運動會的時候來探監,因為這時家屬們可以受邀參加晚會。活潑可愛又聰明的美里,往往成了綠島晚會中登台表演的小明星,穿起媽媽有備而來的舞裳,「比歌」跳舞,至今留有寶貴的歷史鏡頭。美里就這樣像一隻快樂的小鳥,在男生、女生中隊跑來跑去。難友們為了讓我們夫妻多一點時間相聚,時常帶美里去摘野百合花,送她小白兔、貝殼相框,使小美里相信,爸爸真的在很遠的綠島留學,一點也不察覺爸爸是在坐黑牢。

  過年過節,妻子的娘家,會定期寄年糕、文旦、奶油罐頭、聖經或可以通過檢查的宗教書籍到綠島。雪貞省吃儉用每個月也會寄五十元零用錢給我,使我在精神上與物質上不感欠缺,還可以與難友共享珍貴的食品。所有時間我都跟難友一樣參加勞動、扛硓石古石、割茅草,這種勞動時光對我而言比上政治課要容易挨過,因為坐在地上聽那種千篇一律的洗腦課程,其實才是最痛苦的懲罰,課後還要分組討論。至於當時要上的課,什麼《蘇俄侵略史》、《三民主義》、《共匪暴行》、《國父遺教》、《中國之命運》、《領袖言行》、《毛澤東批判》、《蘇俄在中國》等,課後必須討論、寫心得,平常一日上課,一日勞動,有時上課半日,勞動半日。

  我們第一批綠島「勞工」,1951年5月17日抵達這裡,發現新生訓導處看來外觀像部隊的營房,不像監獄,更恰當的說就是一個集中營。剛到時連圍牆都沒有,只有三個大隊的營房,一個大隊有四個中隊,都是木板房子。寢室裝鐵門,用舊鐵軌改的,有木頭窗子。

  我們的第一個工作是蓋圍牆,自己把自己圍起來,每天到海邊敲硓石古石,把附近海灘的景觀整個改變了。原來凹禿禿的海灘被我們打平了。第一任姚處長,原任基隆要塞司令,他口頭上說,感訓成績好的,可以提前釋放,當然這是信口雌黃,十年就是十年,無期徒刑就是要關你一輩子!

  工作忙起來的時候,譬如蓋圍牆,半天的上課也停了,整天搬運石頭砌牆。最辛苦的是搬運補給品,像大米、麵粉和煤炭。貨從南寮上岸,搬到訓導處要走6公里,沒有卡車,全靠我們的肩膀和兩條腿。趕工的時候,一天搬運三趟,來回36公里而且不是空手,要扛東西。兩個人抬一包米,重50公斤,煤炭秤過,也是50公斤,我們從前都沒有肩扛的經驗和要訣,扛起來更是沈重,一路上氣喘吁吁,好在當時年輕力壯,沒有倒下。自己帶去的鞋子,一個星期就磨壞了。鞋底整個掉落,因為走的是海灘邊,鋪著硓石古石的小路,鞋子穿壞了,赤腳來回抬重物,更是步步辛苦。

  即使後來有了「獄中手術室」,除非有外科手術必須動刀,我仍然還是照常參與重勞動的行列,當時鍛鍊出來的身體在照片中可以清楚找到印證。對我來說,我寧可在外面做苦工,在烈日下敲硓石古石、蓋房子、砌圍牆,因為牢房雖然把自己的軀體禁錮了,可是思想仍可自由飛翔,但是「思想改造」的洗腦工作,則是穿腦魔音,其痛苦非身受者不能體會!

  日後我每一次看到《十誡》、《暴君焚城錄》、《萬夫莫敵》這一類古裝影片,想到羅馬君臨天下時對待異教徒、俘虜的奴工──我腦子裡就會浮起自己在綠島的歲月。蔣介石這個屠夫真的是民族救星嗎?他果真像造神運動中塑造的是個偉人嗎?

  綠島雖然允許探監,但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無論從台灣那一個縣市出發,都是煞費周章。我的妻女每一次要從高雄縣的岡山娘家搭車到台東枋竂等待漁船或貨船,再渡海到綠島,躺在二十多噸漁船上隨波顛簸,海水直撥進來,打在身上感覺很熱,經風一吹又很冷,加上暈眩嘔吐實在很悽慘。這些年綠島開放觀光,2004年3月,因為長女美里與女婿明恭之好意,雪貞與我加上菲傭,及明恭高中同窗劉明憲君,我們一行六人回到闊別將近50年的綠島,是一趟追憶往事的撫傷之旅。妻已不復年輕,而是靠輪椅而行的老婦人,而我則日漸髮蒼蒼眼茫茫矣!當年的「受難地」,如今可以坐便捷的飛機往還,但是想到當年她們母女搭船一路在海浪起伏的顛簸中嘔吐、暈眩的情景,一陣陣的熱淚、感激和不捨依然充塞心胸。堅強的愛妻、天真無邪的長女美里,你們為我承受了多少磨難,綠島七年的重勞動苦工,肉體上的疲憊還可以忍受、慢慢恢復;可是心靈上的試煉、創傷,對親人的思念和焦慮,在分分秒秒裡變成了漫長的等待,有如永無止盡的夢魘。年輕時代讀過大仲馬名著《基督山恩仇記》,沒想到有一天主角鄧蒂蒙斯的遭遇竟發生在自己身上,我想起主角在經歷了愛、恨、情、仇的折騰、考驗之後,所講的一句名言:「人類的一切智慧,包括在四個字裡──『等待』和『希望』。」七年的歲月我在重勞動的苦工中,身體鍛鍊得相當強壯、結實,可是照片中眉宇間寂寞、鬱卒的神情也不自覺地流露出來。



一三、獄中手術室



  綠島的監獄雖然編制上有軍醫,由於這裡關了許多醫生政治犯,因此許多實際醫療工作都派令我們去做。說穿了是薪水他們領,工作由我們做。有一次組長就說,乾脆醫務室就調一個人去坐鎮。醫生政治犯難友們認為胡鑫麟本身患有氣喘,健康體力不如其他難友,而且他年紀稍長,資歷能力也足夠擔當大任,後來就調他去醫務室。政治犯中內科有呂水閣、徐水泉;小兒科有陳神傳;耳鼻喉科有蘇友鵬;皮膚科有胡寶珍;婦產科有王荊樹;外科則由我擔綱。除了精神科之外,每一科都有人可以獨當一面。我們自備器材和藥材,每當綠島難友及官兵,或綠島居民中有病患送來,我們沒有一天稍離職守。照片中剃光頭的是受難醫生,蓄髮者是管理的官兵,是很容易分辨的,那天我不在場,因此未在相片中。第二排右二戴眼鏡的是坐鎮醫務室的胡鑫麟醫生,也是世界級小提琴家胡乃元的父親。胡醫師已在1998年1月16日安息天家。這位被大家暱稱為「眼鏡胡」的老友有許多傳奇,因為當時他算是全台最好的眼科手術醫師。胡家和我們林家兩家兩代交情匪淺,我在後面還會談到他。以上提到獄中診所的幾位醫生,除蘇友鵬醫師和我,有多位已走完人生旅程離開這個世界了。

  綠島成立克難手術室後,我為難友開過四次盲腸和其他外科手術。手術由我主刀,第一助手為王荊樹,第二助手為蘇友鵬,第三助手為胡寶珍。護士長則由前台大眼科主任胡鑫麟擔當,負責手術中的一切紗布消毒事宜。難友自己美言中的第一流獄中診所就這樣運作起來。其實充其量只是一個克難手術室。

  話說被判坐牢十二年的難友歐陽文,當初被捕而未送綠島之前,無緣無故被押往國防醫學院,做為臨床解剖的實驗教材。在未施以麻醉的情況下進行盲腸切割手術,手術時醫生對圍觀的醫學生實施現場教學。手術後送回病房,醫生亦不給止痛劑,任其劇痛哀號,只囑咐他多喝水。幸好他想起手術後未排氣前喝水必死,而斜靠床邊,張開嘴巴,喝入的水也奇蹟般吐出來。由於他的機靈與一名好心工友幫忙冰敷,才免於喪命。歐陽文畫的一張油畫,母鳥被關在鳥籠裡,三隻雛鳥在籠外張口嗷嗷待哺,道盡了在白色恐怖時代中台灣人悲慘無告的宿命。陳孟和與歐陽文這二位政治受難者用畫筆和相機捕捉了台灣監獄島鮮為人知的黑暗面;二位難友現在仍健在,因為兩人的努力許多珍貴的歷史鏡頭才能保存下來,印證蔣家政權殘酷、高壓、草菅人命的黑暗面,這種人竟還被供奉為民族救星、英明領袖,這種歷史還有公義可言嗎?

  綠島創立的「獄中手術室」曾多次成功完成盲腸和其他外科手術。陳孟和難友有一次擔任戶外攝影工作,臉龐不小心被照相機鎂光燈嚴重灼傷送來手術。他事後驚歎我的醫術神奇高超,竟能做得如此天衣無縫,完好如初!半個世紀過去了。他回憶這個「換臉」的手術、摸摸自己的臉頰時,還頻頻說,那樣簡陋的設備、醫療器材,我們這個醫療團隊竟能完成這種不可能的任務,這是怎麼辦到的?其實當年這些醫生陣容,擺在今天任何一家教學醫院還是絲毫不遜色啊!



  〔2006年8月13日林恩魁醫師台語自傳《我按呢行過變動的時代》由一橋出版社出版。我參加了三芝鄉雙連安養中心這次溫馨的新書發表會,親耳聽到難友陳孟和上台回憶半世紀前這次灼傷事件始末。筆者私下曾請教林醫師,正直、不居功的林醫師以平靜的口吻告訴我:「我在綠島獄中手術室確實做過四次成功的盲腸手術,對一個外科醫生來說,這是牛刀小試!當時綠島各種設備確實簡陋不堪,很多儀器,醫療方法甚至可說無中生有,但是我們那個團隊不但克服了種種挑戰,也創造了一些近乎『奇蹟的記錄』。至於說到灼傷事件,不瞞你說,陳孟和先生的臉我並沒有進行『換臉』手術,不過土法鍊鋼就地取材而已,我確實用心治療,假如他沒有發現臉上疤痕,那是一次成功的醫療技術實驗,並不是外科手術締造的。」〕



  從29歲到35歲最精壯的歲月,因為一場天外飛來橫禍我被禁錮在遠離台灣的一個孤島,在這裡勞動、上政治課,進行思想洗腦、改造。有時想想被毛澤東打敗的蔣介石逃難到台灣非但不作反省,反而終身罹患「懼共症」,懷疑知識份子可能都是社會主義左派份子而予以亂抓、亂整,結果我們這些人不幸就做了活祭。

  228事件中,高雄、嘉義、基隆都有大量傷亡和屠殺,這是眾所皆知的。台北絕命刑場最有名的三個地點是(一)馬場町:原在三軍總醫院和螢橋國中交界,後來遷中正橋下。今天水源路青年公園旁,有馬場町紀念公園,日治時代為跑馬場,因此得名。當年沿著新店溪畔犯人跪在地上,面向沙丘與溪水,很多人在此地被槍決;(二)新店安坑:現為北二高路段,近新店溪。北二高施工時,曾挖出四千多具屍體,身上還有手銬腳鐐,顯然是被集體掩埋的槍下亡魂;(三)新店秘密刑場,由惡名昭彰的軍法局長官包啟黃所建。他本人後因取人生命、淫人妻女,被告到蔣介石處。這個惡貫滿盈的陳誠親信最後在這裡被槍決。難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有一個殺人惡魔在此伏誅!

  根據難友陳英泰的追述,那個使很多志士斷魂的受難地──馬場町,原來是一個簡陋的機場,稱為南機場,後來被當作恐怖的刑場。憲兵組成的行刑隊,用美援十輪大卡車載運受刑者,由河堤道路下坡進入馬場町曠野,車一停住,劊子手隨即把受刑者踢到車下,口么喝他們跪下,立刻朝其胸部開槍,執行後掉頭便走。跟來的驗屍官,摸摸他們的心臟,確認受刑者已死,便拍照存證,把屍體留給當時台北市唯一的極樂殯儀館交由醫學系學生解剖作實習之用。

  假如通知家屬領回屍體,還要向家屬敲一筆竹槓,需付四、五百元費用。(當時一般人的月薪僅有一、二百元!)一旦家屬無法承擔這筆費用,屍體就被送去國防醫學院或其他醫院當解剖教材。1950年6月21日顏世鴻就讀台大醫學院三年級時被捕,後來坐政治黑牢13年7個月又2天,關在綠島的時間長達12年,母親每年都前往探監,我妻高雪貞的探監記錄當然後來被她打破了,但這是多麼教人辛酸的記錄!

  顏世鴻出獄後,1971年10月24日藉台北出差之便,由廈門街下公車到馬場町的東北邊堤岸,憑弔當年傷心地,從河畔隔一條馬路的西邊,就是現在的「青年公園」,青年公「園」和青年公「墓」只有一字之差。1950年11月28日清晨,在馬場町被奪走生命的志士有下列14人:郭琇琮、吳思漢、謝湧鏡、鄧火生、王耀勳、朱耀山加、許強、高添丁、張國雄、盧志彬、劉永福、蘇炳、李東益、謝桂林。第二天,學委案又有11人:李水井、楊廷椅、陳水木、黃師廉、陳金目、賴裕傳、王超倫、鄭文峰、吳瑞爐、葉盛吉、鄭澤雄在此遭槍決。王超倫在家中三代單傳,槍聲中王家血脈就這樣活生生斷送了。

  綠島本來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島嶼,但是國民政府用它來禁錮思想犯。七年後我歷劫歸來,家人問我在綠島的生活,我很少再提到它,家人親友也關心問我是否曾遭刑求?我通常保持沈默,那一段黑暗歲月是上帝給我的試煉,我既然熬過來了,為什麼還要去碰觸那個傷口呢?這幾年談到綠島悲慘經驗的事情漸漸出土了,不過仍是冰山一角。

  難友中楊金海就親身經歷過十九種刑求:剝指甲、夾手指、拔牙齒、蹲木幹、灌辣椒水、灌汽油、入冰室、綑打、吊打、背寶劍、轉車輪、通電、電療、強光燈照射、遊地獄、塞石灰、灌尿、吃狗屎以及對生殖器用刑。《白色封印》中郭振純追述他所受的酷刑,讀了令人不寒而慄,此書由胡慧玲、林世煜夫婦採訪記錄,由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年12月出版,共有六位難友接受採訪,除郭振純之外,尚有盧兆麟、涂南山、張金爵(女)、顏世鴻、陳英泰,六個人都是在綠島坐政治黑牢劫後餘生的受難者,此書相當忠實反映了我們在綠島度過的歲月……。日本著名傳道師高橋三郎曾這樣寫:紐約市立動物園鐵柵欄內分別關著各種兇猛的野獸,其中一個獸檻內的岩穴裏面空無一物,洞口處豎立的牌子,赫然寫著──「地球上最兇猛的野獸:人」,這是多麼沉痛敲擊人心的反諷啊!

  1951年凡是在綠島坐冤獄的人,沒有人會忘記,五月仲夏的某一個傍晚,第一任「新生訓導處」姚處長(其實就是監獄長),站在一塊廢墟廣場的大石上,向一千多名坐在地上剛剛報到的新生們訓話:「我代表十字架,跟著我的是生,背向我的是死!」那燠熱不堪的夏天,這些威嚇的訓話,傳進耳裡,有如刺骨的寒風,令人不寒而慄。228事件發生時擔任高雄要塞司令後來升任警總頭目的彭孟緝,曾到綠島巡視,也是對著大家恫嚇:「如果不服從聽命,你們的下場就是死!」說著右手做了砍頭的姿勢,這個屠夫後來高升到陸軍參謀總長,八十多歲晚年對自己所做的惡行竟然至死無悔!



一四、歸鄉



  回想從1950年10月30日在高雄縣旗山醫院被捕,翌年3月1日送往綠島,算算到1957年12月我七年刑期已近,照理每一個坐政治冤獄的難友,都會在心裡牢記一共關了幾天。不知為什麼,我自己的生平檔案中,我到底12月的那一天回到家裡,竟然一片空白,那時由綠島回到台東住宿一晚,再回到台灣任何縣市,總計至少要一天一夜是跑不掉的。

  前面說過七年間雪貞帶著二歲的美里,千辛萬苦來綠島探望我六次,這是我出獄前家屬去綠島探望的最高記錄,說來這並非受難家屬無情,因為跋涉一趟綠島來回,在當年真是非同小可的大事。

  我回到台灣的第一站受聘於母舅蔡國銘先生外科醫院擔任副院長,所幸七年監牢的荒廢,我的外科醫術仍然很快贏得患者的肯定和信賴,這時美里已九歲,就讀小學三年級。返鄉後二年歲末,長男世光出世,半年後我轉職旗山縣立醫院,接著次女安里在旗山出生。39歲那一年,我想要安頓下來重新打造世俗的家,我知道必須自己開業,才能使一家人獲得安頓。

  1961年4月我選擇高雄縣岡山鎮雪貞的娘家繼承岳父高昌的衣缽,做為我行醫的地方,岳婿兩人一起開業,濟世救人服務鄉梓,一時成為美談,為岡山人所嘉許,此年10月參女由里在岡山家中出世,這時一家六口的成員全部到齊。大約十年後在對面的岡山路上貸款購屋創立「林外科醫院」。

  因為「綠島大學」這一趟遠行,唯一的男孩世光與大姊足足相差十歲,我在綠島七年,雪貞可說歷盡各種磨難,為了負起生活的重擔,到處找工作,有人介紹她到日本大使館工作,雪貞原以為憑自己的日文造詣,該是文書一類的工作吧。到了台北的大使館公館才知道是伺候夫人與千金的女傭,但是堅強的她照樣吞忍接下這個工作,終日繁重的勞動之後,晚上還要挑燈編織毛衣,賺取微薄的工資貼補家用,後來甚至病倒回去娘家養病……。家人萬分不捨,勸說不要出門工作,於是她在娘家住下,繼續打毛衣、洋裁之類的細工。因設計脫俗、手工精密,頗受歡迎,勉強可以維生,更可與美里親近一點。

  凡是從綠島回來的人,回到社會一輩子都是被「點名做記號」的,當然他的子女也是「犯人」、「歹徒」、「壞人」之子,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時都有情治單位就近監視侵擾,使你在精神上不得安寧,我一向抱著低調的態度,很少參與社會活動。

  我在岡山經營「林外科醫院」31年,初期雪貞也等於主婦兼護士長的任務。外科醫院常有大手術的病例,處理上不能有任何閃失或差錯,當然也要就近請有經驗的醫師協助,雇請護士經常要維持五、六位以上,才能勉強應付過來。由於外科醫師處理的病例,從判斷、開刀到醫療復原,整個過程相當緊張、風險大,體力付出也大,硬體設備也要齊全,要有病房等等。這些年來,很多醫學院學生畢業後選科時都視「外科」為畏途了。醫療糾紛層出不窮,惹上一樁官司,大家都談「虎」色變,醫生與病人彼此信賴的關係切斷了,這是很悲哀和令人沮喪的事。

  陳五福、郭維租和如今仍健在的台灣烏腳病之父王金河醫師,我們都屬於戰前一代進入醫學部的,雖然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我又回台大醫學院補了兩年課程,可是我們所受的教育可以說完全屬於戰前時代,日本戰前醫學部的訓練可說偏於德國學派。我們這一輩人學醫的如果在醫學院做臨床研究可以李鎮源院士與在90高齡的宋瑞樓院士為標竿,他們都是台灣醫界大前輩杜聰明博士的門下高徒。

  這一代的醫生即使後來自己開業,無論在城市、鄉鎮,醫生為了病人安危,通常會想盡辦法「往診」,願意為病人付出一切,甚至犧牲自己休息的時間。譬如作家醫生賴和、吳新榮自己開業,對貧病者甚至私下「義診」,不收取費用,即使患者賒帳,醫生也不會主動向他們催繳所欠醫藥費,而他們二人本身的經濟情況,賴和幾乎捉襟見肘,吳新榮也只是小康而已。

  醫生為患者看病,醫生和病人不像今天只是建立在「買賣關係」上──醫師開藥方,病人取藥,失去了往日那份「人情味」,醫師看一個病人腦子裡想的只是判讀數據、一天收入的多寡,不像昔日一樣,患者到了診所,醫生通常先問你:「你哪裡不爽快?」患者接受檢查之前,心裡已寬舒了大半,拿完藥,病人如果吐露心中的苦悶、家裡的齟齬、生活處境的不順,醫生甚至也會耐心傾聽溫慰,如同朋友一樣分擔解憂。絕少聽到醫生動輒想要施行「手術」賺錢,甚至以偽藥低價藥品當作名貴藥品收費,或者濫用抗生素、下猛藥,絲毫不考慮其他後遺症等等……。

  以前的社會很少聽到逆子弒父母、亂倫、虐童、暴力、刀刃相向的悲劇發生,現在則不同,我認為這是教育的徹底失敗,一切只教大家向「錢」看,只要能賺大錢、名利雙收,即不顧一切手段,因此社會怪象百出,一切失去了正確的判斷力,就沒有是非,也沒有真理的標準,難怪大家時時刻刻都想鋌而走險,抄短線走捷徑,這樣的社會如何能要求國民奉公守法、和諧相處呢?

  我因為早年沒有享受到天倫之樂,疼愛我的母親年紀輕輕就離開世界,所以婚後不管我的工作多忙多累,我的四個孩子(除了長女美里因為我出獄時已九歲)後面的三個孩子,六歲以前都由我親自替他們沐浴洗澡──我要讓孩子在記憶中有父母的呵護、親近和愛撫的安全感,不要再像自己早年那樣過著孤孤單單寄人籬下的生活。

  美里因為我人在綠島,雪貞在外面工作,我歸鄉後一切都未安定,她唸小學,在南部前後換了四個學校。還好她個性活潑、惹人疼愛,她回憶自己成長的少女時代,台灣社會並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族群分裂」,好幾位外省籍老師和外省同學都待她很好,反而由里讀國小時,同學有人指指點點說:「她的爸爸是壞人,坐過牢喔!」這些事才又重新勾起美里和媽媽當年坐船去孤島看「留學爸爸」的往事,這事一直隱瞞著後來的三個孩子,到了我因美簽良民證才曝光,他們已大學快畢業了。

  我的三個女兒後來都分別嫁了醫生。這一點外人、朋友們頗感好奇,以為都是由父母作主,其實她們三人本來都有追求者,後來選定自己要嫁的對象都先徵求爸爸媽媽的同意,這些屬於她們的羅曼史,我想不用在這本傳記裡多所著墨。

  我唯一的兒子就讀陽明大學醫學系,他選擇醫學系中當時被認為冷門的精神科,後來帶職回母校攻讀研究所獲得博士學位,目前服務於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精神醫學中心。

  世光醫學系畢業後,要選擇精神科時,很擔心我會反對,其實我認為當開業醫師是很辛苦的,做為一個醫生不應以賺錢為志業。醫學領域中,儘管歷史時空和經營方式不斷變動,醫師依然只有留在大型醫院(尤其有附設教學醫院者),從事醫學研究才能保持站在最前端而不致被嶄新的研究成果所淘汰,因為大醫院配合各種精密的新儀器,不同科系整合方能迅速發現罕見的病例,加上醫療工作人員的密切合作,這種團隊等於聯合作戰,其進步和翻新的速度是一位開業醫生難以想像和望其項背的,當然開業醫生在偏遠地區仍有其需要和可以發揮的功能,這是無法抹殺的,不過日後的發展和侷限也是事實。

  所以世光得知自己可以全權選擇他要走的精神科領域時,他就安心了。如果不從熱門和冷門的角度考量,精神科這個領域,1920年出生的林宗義博士和我同一代,也是我東京帝大的學長,他後來也成為享譽國際的精神科泰斗。

  人的一生真的很短,即使以八十、一百年來計算,無論你專攻哪一個領域,一個人窮畢生之力所能達到的成就仍屬有限,如果你對自己選擇的工作沒有興趣,你就無法堅持下去,那麼你就不可能做出超越別人的成績。世光選擇精神科時,這個領域確屬冷門,如今因為社會節奏快,人所面臨的壓力大,精神官能症的患者急遽增加,我也不認為學醫的人就應該以它做為熱門科系而選擇它。

  如果我現在能重回青春時代又有機會出去深造,我可能不會選擇美國或日本,我會選擇歐洲,我認為有深邃的文化傳統人類才會具有深刻的反思能力。

  曹先生,你不是做過17年台灣史懷哲之友協會的志工嗎?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他出生於19世紀末德屬阿爾薩斯省,活躍於20世紀前六十年。他親眼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和韓戰。他為了做好服務社會的準備,從18歲到36歲在史特拉斯堡大學先後取得哲學、神學、音樂、醫學四個博士學位。因為史氏出生時阿爾薩斯隸屬德國,雖然第一次大戰發生(1914-1918)前二年他們夫婦已抵達非洲行醫,但因為德國人發動戰爭,法國人仍把他們夫婦由非洲遣送回法國俘虜營關了一年。第二次大戰(1939-1945)希特勒席捲全球的時代,他已是六、七十歲的老醫生,1952年頒給他諾貝爾和平獎時,他已高齡78歲。這位傳奇人物於第二年才抽出時間到挪威首府奧斯陸領獎並發表演說。

  在西方科技君臨全世界的時代,他早已看到西方文明的危機,也知道自然科學確實曾帶給人類福祉,不過也帶來毀滅的威脅。其卓見在《文明的哲學》一書中已明確闡釋,從他的思想論著和直接選擇獻身非洲醫療工作,可以看出史氏是那個時代歐洲文化孕育的代表性人物。

  這樣一位傳奇人物,卻不認為自己是天才,只認為自己比別人幸運,有機會接受完整的教育,他發現自己在音樂確有超乎一般常人的天賦,即使如此,他成為一流的管風琴演奏家之前,仍然經過長期的勤練和名師的指點與調教。

  史氏在小學時代就已發現自己天資並不比其他同學好,他在校成績還屬於中下,學校甚至通知父親要取消史懷哲領取的牧師子弟獎學金。史氏在《自傳》中供述中學二年級時來了一位導師威曼,教學很認真,在他諄諄誘導之下,功課漸有起色,中學畢業時他在歷史和語文課程才有卓越傑出的表現。然而他發覺自己在繪畫方面毫無天分,數理方面也是下了功夫才紮下堅實的基礎,史氏認為自己後來能有所成就,是他在意志力方面比別人堅定,身體也很強健,因為這樣他才能彌補一些弱點脫穎而出。在歐洲那樣嚴格的學制下,先後取得哲學、神學、音樂、醫學四個博士的人,還抱持這種謙虛的胸懷,甚至被列入不能適應學校教育的「天才」,那個自認自己「天下第一」的狂人可以休矣。

  史懷哲發現自己在音樂方面有超乎常人的天賦時,曾經問過母親,史家的祖先中是否出現過音樂家,母親給了他滿意的解答。縱然音感這麼好,他後來在鋼琴、管風琴演奏上仍須經過幾位名師的指點,尤其對把他視如己出的管風琴大師魏多(Charles M. Widor),這個例子提醒我們,璞玉若不經琢磨仍難成為美玉!

  史氏行醫的蘭巴倫,直到1960年(他去世前五年)才宣布獨立為加彭共和國。史氏說能實現社會服務的夢是因為許多人的美意、協助、支持促成的,他不認為自己是英雄,他認為要從事一種無私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人的意志力和堅持。

  回顧20世紀,大家一定會想到有兩個影響世界命運的猶太人:一個是精神醫學心理學界的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一個是科學界的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我認為佛洛伊德的影響層面尤其驚人,這位猶太裔的奧籍醫生倡導精神分析,寫下《夢的解析》一系列的著作, 20世紀的文學、藝術、醫學、心理學、電影……幾乎因為他的理論和分析產生了脫胎換骨的新面貌,當然影響不可能都是正面的,但是有如換了新鏡片的全新視野,使20世紀蛻變的速度有如進入太空,然而人類果真活得比以往的人類幸福嗎?這是值得深思的課題。關於科學界的巨人愛因斯坦,已經有許多專著和研究,他親眼看到二次大戰落幕,也看到韓戰的發生和人類不斷面臨的存亡危機,他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十年離開世界,愛因斯坦的晚年和心境也是現代人都已知道的悲劇。

  前面提到,當年赴日留學,浦和高校畢業後,我一度也想讀工科,之後投考東京帝大填了醫學部也是接受家父的意思,錄取後便走上這條路了。

  我對學醫倒有一種執拗而且現在看來也許可笑、落伍的觀念:我反對女性學醫(這不是歧視女性,或認為她們未具備這種能力),因為過去看到很多醫學系畢業的女性後來大部分沒有行醫或從事臨床研究,這不是浪費國家資源嗎?很多女醫師嫁人成為全職家庭主婦,這不是埋沒人才嗎?其中也有人嫁了同行的醫生老公,結果一輩子辛辛苦苦當醫生養一個遊手好閒的老公。我唸東京帝大時曾和同學去拜訪過一個女醫師,這位三十歲左右的前輩當時已經自己開業行醫,但尚未成家,大家接受女醫師的茶點招待,要告辭時瞥見她的廚房洗碗台上杯盤狼藉,堆滿好幾天沒有時間清理的碗盤,看到這個景象簡直使我嚇壞了,那一次親歷其境以後我還有一個更可笑的想法,我將來要娶的對象絕對不能是女醫師!

  我的想法和身處的時代和成長背景有關,現在我已經是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我的觀念和現在年輕一代有些地方當然銜接不上,如果我堅決說女孩子投考醫學系,會佔去寶貴的名額、浪費國家資源,女性主義者一定認為這種觀念未免荒謬可笑,因為現在很多醫生已經不是自己開業,甚至在大醫院和研究機構進行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目前整個生態結構早已和往日截然不同,早已創下不少雙贏的特例,有智慧的女人不但活出亮麗的人生也同時創造許多奇蹟。

  〔筆者現在也年逾70,聽到林恩魁醫師這般坦白的供述,感到十分有趣,因為林醫師的么女由里也住士林,在撰寫整理這本傳記時有較多的接觸。有一次我想到傳記主人公林醫師這一席話,不免好奇地問由里:「你們三個姊妹,都沒有人學醫,後來先後全部嫁了醫生,難道你們都知道父親一向反對女孩子學醫嗎?」由里的回答俐落而幽默:「我老爸知道醫學院很難考,也知道我們一定考不上,還好,世光哥哥很爭氣,選擇了這條路,但不是選擇外科醫生,而是當時最冷門、最具挑戰性的精神科……」〕



  歸鄉後,我就這樣安分地守住岡山鎮,扮演鄉下外科醫生的角色,我們夫婦都在岡山教會敬拜上帝,先後被推選為執事、長老,我們還在岡山教會義務教授日語,雪貞用皮雕製作皮件義賣,所有收入奉獻當作建堂事工之經費,1987年岡山教會建堂得以如期完成。又在李不易牧師盛意邀請下,1996年雪貞擔任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松年大學岡山分校第一屆校長(任期四年),秉持一生活到老學到老的學習精神,以耐心、和諧、體諒接受挑戰,忠誠、竭盡所能奉獻並為主服事,我們盼望得主喜悅,將榮耀歸於主。1992年遷居高雄,與其他將近十戶的岡山教會教友,組織高雄區小組,帶領大家讀經、聯誼,教友和睦相處,感情融洽,靈命得以不斷成長,奠定日後小組組員成為教會長執精英群的基礎。長女美里台大歷史系畢業後赴美留學,後來嫁給台大醫學院醫科畢業的陳明恭(亞洲小兒科泰斗陳秋江醫師的胞弟),成功地在美國行醫婦產科三十餘年,今已退休,含飴弄孫,陳明恭和美里育有三個女兒,長外孫女陳玲如、莫凡夫婦育有二男一女。世光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後選擇精神科並與張瑩瑩牙醫師共締良緣,育有一男一女,分別畢業於高中、國中。安里13歲以天才兒童甄選合格身分赴美國紐約茱麗亞音樂學院深造及主修鋼琴演奏,取得碩士學位後目前仍在UCLA攻讀博士,她嫁給香港移民先後在哈佛、康乃爾大學完成醫學課程的董陽賦醫師,育有一女一男,目前居美國加州。三女由里文化大學兒福系畢業後嫁給日本獨協醫科大學畢業的蔡英明醫師,他在天母是一位口碑很好的內科醫師,他們夫婦育有二男一女。我主張女兒最好於25歲前完婚──最奇妙的是世光和瑩瑩、英明和由里在締結姻緣時發現婆婆公公和林家或雪貞原本是世交或校友。緣分實在無法詮解,有緣千里一線牽,真的是如此!四個兒女先後成家,分別建立了他們幸福的家庭,前幾年我們升格當了外曾祖父母,最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建立了四代同堂的基督徒大家庭。一直視子女為最大財富的雪貞如今雖先走一步,但我知道她正在天上等候我們有一天重聚。雪貞堅貞、賢淑、愛護夫家小叔、小姑,少年失怙又失恃的姑姑、叔叔,視之好比母親一樣親密、敬重,胞弟林民雄的<大嫂>一作可以看出這種發自內心的親情和感激。

  進入2007年,即使視力已大大減退,但只要有關台灣建國或以台灣名分加入聯合國的活動,我還是會想辦法參與,甚至為宣達台灣加入聯合國,我曾於2005和2007兩度遠征美東。2005年與協進會秘書長羅榮光牧師同行共襄盛舉。2007年因視力太差、年歲又大,長女婿陳明恭醫師不放心特別從美西飛來一路相伴,在在留下美好的印記。小女由里甚至認為我的活動力看來像個「過動兒」,事實上,我們這一代已經走在人生的盡頭,環顧四周,暮色蒼茫──這種感覺除了一種孤獨與焦急,我們已沒有退路了。心裡並不害怕,只擔心為什麼年輕人完全不知道台灣的歷史和未來的命運,如果2008總統大選失利,台灣人民的前途堪慮!!青年時代,我也像《阿信》中的浩泰,像社會主義者一樣相信人間要有公義,我知道自己不是日本國民,雖然我從小接受全盤日本教育,可是我知道我知日,但不媚日,對於原本視為祖國的中國,我早已幻滅、絕望。所以在早期我申辦移民過程時有很多機會可以借平反而成為美國公民,或取美國居留權,但是要我公然在異國人面前罵自己的國家,我絕不屑為之!我不屬於任何黨派,我愛台灣,我願與她共存亡,這是養育我的土地,血脈相連,我沒有理由離棄她,這一點我的兒孫心裡都很清楚。讀者如果想了解我們那個世代的知識份子,黑澤明1946年執導的黑白片《我於青春無悔》,可說道出了我們的心境。

1.日制小學校是供日裔學生或日僑學生就讀,公學校則是台籍學生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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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Message

作者: gustav
Date: November 04, 2009 11:45AM

Re: [醫療][時代] 荊棘、冠冕、動盪歲月-林恩魁醫師自傳(十二)~(十四)
一二、爸爸在綠島留學

  

軍法處判刑後,1951年3月1日我們被載往高雄,然後改搭一艘美軍船前往火燒島(後改名綠島)服刑。入口的鬼門關造形宛如象鼻,左邊就是綠色山莊所在,如今寬闊的公路更往左移,象鼻捲藏在蔓草叢中,途經的遊人在馬路上很難發現這個入口。此批前往綠島的先驅部隊,先進入新生訓導處報到,當時綠島一片荒蕪,受難人須親自勞動,在沙灘敲下硓石古石、割茅草,用油毛氈搭建克難房和親手建造囚禁自己的牢房,有些房子則當庫房或其他用途。新生手築的圍牆也是硓石古石砌成的,難友們戲謔稱為「萬里長城」。新生訓導處分為三個大隊。三個大隊相望而隔離,又有運動場和其他福利設施,像兵營又像學校,其實是一個勞動與思想改造的集中營。

  最早的克難房是由受難人以硓石古石、茅草和油毛氈搭建,後來當庫房或其他用途。後期新生訓導處改建為鋼筋水泥營舍。綠洲山莊的病房,做為隔離監禁病患之用。禁閉室內上下左右覆蓋將近10公分厚的保護墊,只開一個小小的高窗洞,一方面用來懲罰違紀者或重度精神病患者,一方面也防範難友想不開,用力撞牆自殺。

  每個大隊下管轄四中隊,每中隊集中在一棟長形營房裡,其中女生分隊附屬於第六中隊。新生訓練處共有十二中隊。有因事故、意外、自殺或生病死亡者,遺體無人領取,都葬在新生訓練處公墓──難友們稱之為「十三中隊」。

  我囚禁在綠島的歲月中(1951年3月1日-1957年12月),妻子到綠島來探望我前後六次。啟程時她必須從高雄搭車到台東的成功漁港坐漁船,在海上飽經顛沛之苦。台東離綠島最近的距離約18海浬,台東與綠島之間又有一道叫黑潮的水流經過,海浪大,速度又快,每一小時超過四海浬,一般五馬力的小漁船一小時只能航行五海浬,經過時很危險,要順著海流橫過去。據綠島百姓說,他們漁民的小舢舨橫過黑潮時,若不小心也有可能翻船命喪海中哩!台東到綠島,坐漁船約要三小時以上的時間。因為海濤洶湧,一般不常坐船的人,都會暈船嘔吐,備受折騰之苦。

  綠島當時只有一家旅社在南寮,也無其他交通工具,步行到新生訓導處,約計兩小時,跋涉到南寮已經疲累不堪,只好棲宿一晚,第二天到新生訓導處,已經是早上10點左右了。妻子的堅毅、情深表現在行動上,使難友們分外深刻難忘,因為那個時候一個婦人要搭船迢迢千里去綠島探獄不是簡單的事。身邊還有一個二、三歲的女兒,做母親的必須為她準備小尿桶。途中搭火車轉汽車再等船,上船以後可怕的折騰又開始了。母女一路暈船、嘔吐顛簸搖晃到綠島。有一次為了搭免費的船去綠島,母女也曾搭乘載水泥的貨船先到蘭嶼,再到綠島,路途上的煎熬、勞頓可想而知。有時也會爭取搭乘夜行貨車的回頭車,因為這樣可以節省一點車資。

  為了讓女兒了解爸爸,雪貞總是在餵她吃飯的時候,告訴她一些爸爸媽媽的故事。有時女兒聽不懂的時候,媽媽就告訴她爸爸是到山那一邊的綠島去留學唸書。

  有一次年幼的女兒不堪舟車勞頓,一路嘔吐,雪貞看了心裡也難過不已。女兒忍不住哭鬧著說:「媽媽,我不想再來看這個人了,路這麼遠,要坐這麼久的車,又要搭船來這個地方,不要來了好不好?」為了不讓越來越懂事的孩子留下太悲慘、黯淡的回憶,雪貞總是先探聽綠島舉行晚會、運動會的時候來探監,因為這時家屬們可以受邀參加晚會。活潑可愛又聰明的美里,往往成了綠島晚會中登台表演的小明星,穿起媽媽有備而來的舞裳,「比歌」跳舞,至今留有寶貴的歷史鏡頭。美里就這樣像一隻快樂的小鳥,在男生、女生中隊跑來跑去。難友們為了讓我們夫妻多一點時間相聚,時常帶美里去摘野百合花,送她小白兔、貝殼相框,使小美里相信,爸爸真的在很遠的綠島留學,一點也不察覺爸爸是在坐黑牢。

  過年過節,妻子的娘家,會定期寄年糕、文旦、奶油罐頭、聖經或可以通過檢查的宗教書籍到綠島。雪貞省吃儉用每個月也會寄五十元零用錢給我,使我在精神上與物質上不感欠缺,還可以與難友共享珍貴的食品。所有時間我都跟難友一樣參加勞動、扛硓石古石、割茅草,這種勞動時光對我而言比上政治課要容易挨過,因為坐在地上聽那種千篇一律的洗腦課程,其實才是最痛苦的懲罰,課後還要分組討論。至於當時要上的課,什麼《蘇俄侵略史》、《三民主義》、《共匪暴行》、《國父遺教》、《中國之命運》、《領袖言行》、《毛澤東批判》、《蘇俄在中國》等,課後必須討論、寫心得,平常一日上課,一日勞動,有時上課半日,勞動半日。

  我們第一批綠島「勞工」,1951年5月17日抵達這裡,發現新生訓導處看來外觀像部隊的營房,不像監獄,更恰當的說就是一個集中營。剛到時連圍牆都沒有,只有三個大隊的營房,一個大隊有四個中隊,都是木板房子。寢室裝鐵門,用舊鐵軌改的,有木頭窗子。

  我們的第一個工作是蓋圍牆,自己把自己圍起來,每天到海邊敲硓石古石,把附近海灘的景觀整個改變了。原來凹禿禿的海灘被我們打平了。第一任姚處長,原任基隆要塞司令,他口頭上說,感訓成績好的,可以提前釋放,當然這是信口雌黃,十年就是十年,無期徒刑就是要關你一輩子!

  工作忙起來的時候,譬如蓋圍牆,半天的上課也停了,整天搬運石頭砌牆。最辛苦的是搬運補給品,像大米、麵粉和煤炭。貨從南寮上岸,搬到訓導處要走6公里,沒有卡車,全靠我們的肩膀和兩條腿。趕工的時候,一天搬運三趟,來回36公里而且不是空手,要扛東西。兩個人抬一包米,重50公斤,煤炭秤過,也是50公斤,我們從前都沒有肩扛的經驗和要訣,扛起來更是沈重,一路上氣喘吁吁,好在當時年輕力壯,沒有倒下。自己帶去的鞋子,一個星期就磨壞了。鞋底整個掉落,因為走的是海灘邊,鋪著硓石古石的小路,鞋子穿壞了,赤腳來回抬重物,更是步步辛苦。

  即使後來有了「獄中手術室」,除非有外科手術必須動刀,我仍然還是照常參與重勞動的行列,當時鍛鍊出來的身體在照片中可以清楚找到印證。對我來說,我寧可在外面做苦工,在烈日下敲硓石古石、蓋房子、砌圍牆,因為牢房雖然把自己的軀體禁錮了,可是思想仍可自由飛翔,但是「思想改造」的洗腦工作,則是穿腦魔音,其痛苦非身受者不能體會!

  日後我每一次看到《十誡》、《暴君焚城錄》、《萬夫莫敵》這一類古裝影片,想到羅馬君臨天下時對待異教徒、俘虜的奴工──我腦子裡就會浮起自己在綠島的歲月。蔣介石這個屠夫真的是民族救星嗎?他果真像造神運動中塑造的是個偉人嗎?

  綠島雖然允許探監,但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無論從台灣那一個縣市出發,都是煞費周章。我的妻女每一次要從高雄縣的岡山娘家搭車到台東枋竂等待漁船或貨船,再渡海到綠島,躺在二十多噸漁船上隨波顛簸,海水直撥進來,打在身上感覺很熱,經風一吹又很冷,加上暈眩嘔吐實在很悽慘。這些年綠島開放觀光,2004年3月,因為長女美里與女婿明恭之好意,雪貞與我加上菲傭,及明恭高中同窗劉明憲君,我們一行六人回到闊別將近50年的綠島,是一趟追憶往事的撫傷之旅。妻已不復年輕,而是靠輪椅而行的老婦人,而我則日漸髮蒼蒼眼茫茫矣!當年的「受難地」,如今可以坐便捷的飛機往還,但是想到當年她們母女搭船一路在海浪起伏的顛簸中嘔吐、暈眩的情景,一陣陣的熱淚、感激和不捨依然充塞心胸。堅強的愛妻、天真無邪的長女美里,你們為我承受了多少磨難,綠島七年的重勞動苦工,肉體上的疲憊還可以忍受、慢慢恢復;可是心靈上的試煉、創傷,對親人的思念和焦慮,在分分秒秒裡變成了漫長的等待,有如永無止盡的夢魘。年輕時代讀過大仲馬名著《基督山恩仇記》,沒想到有一天主角鄧蒂蒙斯的遭遇竟發生在自己身上,我想起主角在經歷了愛、恨、情、仇的折騰、考驗之後,所講的一句名言:「人類的一切智慧,包括在四個字裡──『等待』和『希望』。」七年的歲月我在重勞動的苦工中,身體鍛鍊得相當強壯、結實,可是照片中眉宇間寂寞、鬱卒的神情也不自覺地流露出來。



一三、獄中手術室



  綠島的監獄雖然編制上有軍醫,由於這裡關了許多醫生政治犯,因此許多實際醫療工作都派令我們去做。說穿了是薪水他們領,工作由我們做。有一次組長就說,乾脆醫務室就調一個人去坐鎮。醫生政治犯難友們認為胡鑫麟本身患有氣喘,健康體力不如其他難友,而且他年紀稍長,資歷能力也足夠擔當大任,後來就調他去醫務室。政治犯中內科有呂水閣、徐水泉;小兒科有陳神傳;耳鼻喉科有蘇友鵬;皮膚科有胡寶珍;婦產科有王荊樹;外科則由我擔綱。除了精神科之外,每一科都有人可以獨當一面。我們自備器材和藥材,每當綠島難友及官兵,或綠島居民中有病患送來,我們沒有一天稍離職守。照片中剃光頭的是受難醫生,蓄髮者是管理的官兵,是很容易分辨的,那天我不在場,因此未在相片中。第二排右二戴眼鏡的是坐鎮醫務室的胡鑫麟醫生,也是世界級小提琴家胡乃元的父親。胡醫師已在1998年1月16日安息天家。這位被大家暱稱為「眼鏡胡」的老友有許多傳奇,因為當時他算是全台最好的眼科手術醫師。胡家和我們林家兩家兩代交情匪淺,我在後面還會談到他。以上提到獄中診所的幾位醫生,除蘇友鵬醫師和我,有多位已走完人生旅程離開這個世界了。

  綠島成立克難手術室後,我為難友開過四次盲腸和其他外科手術。手術由我主刀,第一助手為王荊樹,第二助手為蘇友鵬,第三助手為胡寶珍。護士長則由前台大眼科主任胡鑫麟擔當,負責手術中的一切紗布消毒事宜。難友自己美言中的第一流獄中診所就這樣運作起來。其實充其量只是一個克難手術室。

  話說被判坐牢十二年的難友歐陽文,當初被捕而未送綠島之前,無緣無故被押往國防醫學院,做為臨床解剖的實驗教材。在未施以麻醉的情況下進行盲腸切割手術,手術時醫生對圍觀的醫學生實施現場教學。手術後送回病房,醫生亦不給止痛劑,任其劇痛哀號,只囑咐他多喝水。幸好他想起手術後未排氣前喝水必死,而斜靠床邊,張開嘴巴,喝入的水也奇蹟般吐出來。由於他的機靈與一名好心工友幫忙冰敷,才免於喪命。歐陽文畫的一張油畫,母鳥被關在鳥籠裡,三隻雛鳥在籠外張口嗷嗷待哺,道盡了在白色恐怖時代中台灣人悲慘無告的宿命。陳孟和與歐陽文這二位政治受難者用畫筆和相機捕捉了台灣監獄島鮮為人知的黑暗面;二位難友現在仍健在,因為兩人的努力許多珍貴的歷史鏡頭才能保存下來,印證蔣家政權殘酷、高壓、草菅人命的黑暗面,這種人竟還被供奉為民族救星、英明領袖,這種歷史還有公義可言嗎?

  綠島創立的「獄中手術室」曾多次成功完成盲腸和其他外科手術。陳孟和難友有一次擔任戶外攝影工作,臉龐不小心被照相機鎂光燈嚴重灼傷送來手術。他事後驚歎我的醫術神奇高超,竟能做得如此天衣無縫,完好如初!半個世紀過去了。他回憶這個「換臉」的手術、摸摸自己的臉頰時,還頻頻說,那樣簡陋的設備、醫療器材,我們這個醫療團隊竟能完成這種不可能的任務,這是怎麼辦到的?其實當年這些醫生陣容,擺在今天任何一家教學醫院還是絲毫不遜色啊!



  〔2006年8月13日林恩魁醫師台語自傳《我按呢行過變動的時代》由一橋出版社出版。我參加了三芝鄉雙連安養中心這次溫馨的新書發表會,親耳聽到難友陳孟和上台回憶半世紀前這次灼傷事件始末。筆者私下曾請教林醫師,正直、不居功的林醫師以平靜的口吻告訴我:「我在綠島獄中手術室確實做過四次成功的盲腸手術,對一個外科醫生來說,這是牛刀小試!當時綠島各種設備確實簡陋不堪,很多儀器,醫療方法甚至可說無中生有,但是我們那個團隊不但克服了種種挑戰,也創造了一些近乎『奇蹟的記錄』。至於說到灼傷事件,不瞞你說,陳孟和先生的臉我並沒有進行『換臉』手術,不過土法鍊鋼就地取材而已,我確實用心治療,假如他沒有發現臉上疤痕,那是一次成功的醫療技術實驗,並不是外科手術締造的。」〕



  從29歲到35歲最精壯的歲月,因為一場天外飛來橫禍我被禁錮在遠離台灣的一個孤島,在這裡勞動、上政治課,進行思想洗腦、改造。有時想想被毛澤東打敗的蔣介石逃難到台灣非但不作反省,反而終身罹患「懼共症」,懷疑知識份子可能都是社會主義左派份子而予以亂抓、亂整,結果我們這些人不幸就做了活祭。

  228事件中,高雄、嘉義、基隆都有大量傷亡和屠殺,這是眾所皆知的。台北絕命刑場最有名的三個地點是(一)馬場町:原在三軍總醫院和螢橋國中交界,後來遷中正橋下。今天水源路青年公園旁,有馬場町紀念公園,日治時代為跑馬場,因此得名。當年沿著新店溪畔犯人跪在地上,面向沙丘與溪水,很多人在此地被槍決;(二)新店安坑:現為北二高路段,近新店溪。北二高施工時,曾挖出四千多具屍體,身上還有手銬腳鐐,顯然是被集體掩埋的槍下亡魂;(三)新店秘密刑場,由惡名昭彰的軍法局長官包啟黃所建。他本人後因取人生命、淫人妻女,被告到蔣介石處。這個惡貫滿盈的陳誠親信最後在這裡被槍決。難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有一個殺人惡魔在此伏誅!

  根據難友陳英泰的追述,那個使很多志士斷魂的受難地──馬場町,原來是一個簡陋的機場,稱為南機場,後來被當作恐怖的刑場。憲兵組成的行刑隊,用美援十輪大卡車載運受刑者,由河堤道路下坡進入馬場町曠野,車一停住,劊子手隨即把受刑者踢到車下,口么喝他們跪下,立刻朝其胸部開槍,執行後掉頭便走。跟來的驗屍官,摸摸他們的心臟,確認受刑者已死,便拍照存證,把屍體留給當時台北市唯一的極樂殯儀館交由醫學系學生解剖作實習之用。

  假如通知家屬領回屍體,還要向家屬敲一筆竹槓,需付四、五百元費用。(當時一般人的月薪僅有一、二百元!)一旦家屬無法承擔這筆費用,屍體就被送去國防醫學院或其他醫院當解剖教材。1950年6月21日顏世鴻就讀台大醫學院三年級時被捕,後來坐政治黑牢13年7個月又2天,關在綠島的時間長達12年,母親每年都前往探監,我妻高雪貞的探監記錄當然後來被她打破了,但這是多麼教人辛酸的記錄!

  顏世鴻出獄後,1971年10月24日藉台北出差之便,由廈門街下公車到馬場町的東北邊堤岸,憑弔當年傷心地,從河畔隔一條馬路的西邊,就是現在的「青年公園」,青年公「園」和青年公「墓」只有一字之差。1950年11月28日清晨,在馬場町被奪走生命的志士有下列14人:郭琇琮、吳思漢、謝湧鏡、鄧火生、王耀勳、朱耀山加、許強、高添丁、張國雄、盧志彬、劉永福、蘇炳、李東益、謝桂林。第二天,學委案又有11人:李水井、楊廷椅、陳水木、黃師廉、陳金目、賴裕傳、王超倫、鄭文峰、吳瑞爐、葉盛吉、鄭澤雄在此遭槍決。王超倫在家中三代單傳,槍聲中王家血脈就這樣活生生斷送了。

  綠島本來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島嶼,但是國民政府用它來禁錮思想犯。七年後我歷劫歸來,家人問我在綠島的生活,我很少再提到它,家人親友也關心問我是否曾遭刑求?我通常保持沈默,那一段黑暗歲月是上帝給我的試煉,我既然熬過來了,為什麼還要去碰觸那個傷口呢?這幾年談到綠島悲慘經驗的事情漸漸出土了,不過仍是冰山一角。

  難友中楊金海就親身經歷過十九種刑求:剝指甲、夾手指、拔牙齒、蹲木幹、灌辣椒水、灌汽油、入冰室、綑打、吊打、背寶劍、轉車輪、通電、電療、強光燈照射、遊地獄、塞石灰、灌尿、吃狗屎以及對生殖器用刑。《白色封印》中郭振純追述他所受的酷刑,讀了令人不寒而慄,此書由胡慧玲、林世煜夫婦採訪記錄,由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年12月出版,共有六位難友接受採訪,除郭振純之外,尚有盧兆麟、涂南山、張金爵(女)、顏世鴻、陳英泰,六個人都是在綠島坐政治黑牢劫後餘生的受難者,此書相當忠實反映了我們在綠島度過的歲月……。日本著名傳道師高橋三郎曾這樣寫:紐約市立動物園鐵柵欄內分別關著各種兇猛的野獸,其中一個獸檻內的岩穴裏面空無一物,洞口處豎立的牌子,赫然寫著──「地球上最兇猛的野獸:人」,這是多麼沉痛敲擊人心的反諷啊!

  1951年凡是在綠島坐冤獄的人,沒有人會忘記,五月仲夏的某一個傍晚,第一任「新生訓導處」姚處長(其實就是監獄長),站在一塊廢墟廣場的大石上,向一千多名坐在地上剛剛報到的新生們訓話:「我代表十字架,跟著我的是生,背向我的是死!」那燠熱不堪的夏天,這些威嚇的訓話,傳進耳裡,有如刺骨的寒風,令人不寒而慄。228事件發生時擔任高雄要塞司令後來升任警總頭目的彭孟緝,曾到綠島巡視,也是對著大家恫嚇:「如果不服從聽命,你們的下場就是死!」說著右手做了砍頭的姿勢,這個屠夫後來高升到陸軍參謀總長,八十多歲晚年對自己所做的惡行竟然至死無悔!



一四、歸鄉



  回想從1950年10月30日在高雄縣旗山醫院被捕,翌年3月1日送往綠島,算算到1957年12月我七年刑期已近,照理每一個坐政治冤獄的難友,都會在心裡牢記一共關了幾天。不知為什麼,我自己的生平檔案中,我到底12月的那一天回到家裡,竟然一片空白,那時由綠島回到台東住宿一晚,再回到台灣任何縣市,總計至少要一天一夜是跑不掉的。

  前面說過七年間雪貞帶著二歲的美里,千辛萬苦來綠島探望我六次,這是我出獄前家屬去綠島探望的最高記錄,說來這並非受難家屬無情,因為跋涉一趟綠島來回,在當年真是非同小可的大事。

  我回到台灣的第一站受聘於母舅蔡國銘先生外科醫院擔任副院長,所幸七年監牢的荒廢,我的外科醫術仍然很快贏得患者的肯定和信賴,這時美里已九歲,就讀小學三年級。返鄉後二年歲末,長男世光出世,半年後我轉職旗山縣立醫院,接著次女安里在旗山出生。39歲那一年,我想要安頓下來重新打造世俗的家,我知道必須自己開業,才能使一家人獲得安頓。

  1961年4月我選擇高雄縣岡山鎮雪貞的娘家繼承岳父高昌的衣缽,做為我行醫的地方,岳婿兩人一起開業,濟世救人服務鄉梓,一時成為美談,為岡山人所嘉許,此年10月參女由里在岡山家中出世,這時一家六口的成員全部到齊。大約十年後在對面的岡山路上貸款購屋創立「林外科醫院」。

  因為「綠島大學」這一趟遠行,唯一的男孩世光與大姊足足相差十歲,我在綠島七年,雪貞可說歷盡各種磨難,為了負起生活的重擔,到處找工作,有人介紹她到日本大使館工作,雪貞原以為憑自己的日文造詣,該是文書一類的工作吧。到了台北的大使館公館才知道是伺候夫人與千金的女傭,但是堅強的她照樣吞忍接下這個工作,終日繁重的勞動之後,晚上還要挑燈編織毛衣,賺取微薄的工資貼補家用,後來甚至病倒回去娘家養病……。家人萬分不捨,勸說不要出門工作,於是她在娘家住下,繼續打毛衣、洋裁之類的細工。因設計脫俗、手工精密,頗受歡迎,勉強可以維生,更可與美里親近一點。

  凡是從綠島回來的人,回到社會一輩子都是被「點名做記號」的,當然他的子女也是「犯人」、「歹徒」、「壞人」之子,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時都有情治單位就近監視侵擾,使你在精神上不得安寧,我一向抱著低調的態度,很少參與社會活動。

  我在岡山經營「林外科醫院」31年,初期雪貞也等於主婦兼護士長的任務。外科醫院常有大手術的病例,處理上不能有任何閃失或差錯,當然也要就近請有經驗的醫師協助,雇請護士經常要維持五、六位以上,才能勉強應付過來。由於外科醫師處理的病例,從判斷、開刀到醫療復原,整個過程相當緊張、風險大,體力付出也大,硬體設備也要齊全,要有病房等等。這些年來,很多醫學院學生畢業後選科時都視「外科」為畏途了。醫療糾紛層出不窮,惹上一樁官司,大家都談「虎」色變,醫生與病人彼此信賴的關係切斷了,這是很悲哀和令人沮喪的事。

  陳五福、郭維租和如今仍健在的台灣烏腳病之父王金河醫師,我們都屬於戰前一代進入醫學部的,雖然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我又回台大醫學院補了兩年課程,可是我們所受的教育可以說完全屬於戰前時代,日本戰前醫學部的訓練可說偏於德國學派。我們這一輩人學醫的如果在醫學院做臨床研究可以李鎮源院士與在90高齡的宋瑞樓院士為標竿,他們都是台灣醫界大前輩杜聰明博士的門下高徒。

  這一代的醫生即使後來自己開業,無論在城市、鄉鎮,醫生為了病人安危,通常會想盡辦法「往診」,願意為病人付出一切,甚至犧牲自己休息的時間。譬如作家醫生賴和、吳新榮自己開業,對貧病者甚至私下「義診」,不收取費用,即使患者賒帳,醫生也不會主動向他們催繳所欠醫藥費,而他們二人本身的經濟情況,賴和幾乎捉襟見肘,吳新榮也只是小康而已。

  醫生為患者看病,醫生和病人不像今天只是建立在「買賣關係」上──醫師開藥方,病人取藥,失去了往日那份「人情味」,醫師看一個病人腦子裡想的只是判讀數據、一天收入的多寡,不像昔日一樣,患者到了診所,醫生通常先問你:「你哪裡不爽快?」患者接受檢查之前,心裡已寬舒了大半,拿完藥,病人如果吐露心中的苦悶、家裡的齟齬、生活處境的不順,醫生甚至也會耐心傾聽溫慰,如同朋友一樣分擔解憂。絕少聽到醫生動輒想要施行「手術」賺錢,甚至以偽藥低價藥品當作名貴藥品收費,或者濫用抗生素、下猛藥,絲毫不考慮其他後遺症等等……。

  以前的社會很少聽到逆子弒父母、亂倫、虐童、暴力、刀刃相向的悲劇發生,現在則不同,我認為這是教育的徹底失敗,一切只教大家向「錢」看,只要能賺大錢、名利雙收,即不顧一切手段,因此社會怪象百出,一切失去了正確的判斷力,就沒有是非,也沒有真理的標準,難怪大家時時刻刻都想鋌而走險,抄短線走捷徑,這樣的社會如何能要求國民奉公守法、和諧相處呢?

  我因為早年沒有享受到天倫之樂,疼愛我的母親年紀輕輕就離開世界,所以婚後不管我的工作多忙多累,我的四個孩子(除了長女美里因為我出獄時已九歲)後面的三個孩子,六歲以前都由我親自替他們沐浴洗澡──我要讓孩子在記憶中有父母的呵護、親近和愛撫的安全感,不要再像自己早年那樣過著孤孤單單寄人籬下的生活。

  美里因為我人在綠島,雪貞在外面工作,我歸鄉後一切都未安定,她唸小學,在南部前後換了四個學校。還好她個性活潑、惹人疼愛,她回憶自己成長的少女時代,台灣社會並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族群分裂」,好幾位外省籍老師和外省同學都待她很好,反而由里讀國小時,同學有人指指點點說:「她的爸爸是壞人,坐過牢喔!」這些事才又重新勾起美里和媽媽當年坐船去孤島看「留學爸爸」的往事,這事一直隱瞞著後來的三個孩子,到了我因美簽良民證才曝光,他們已大學快畢業了。

  我的三個女兒後來都分別嫁了醫生。這一點外人、朋友們頗感好奇,以為都是由父母作主,其實她們三人本來都有追求者,後來選定自己要嫁的對象都先徵求爸爸媽媽的同意,這些屬於她們的羅曼史,我想不用在這本傳記裡多所著墨。

  我唯一的兒子就讀陽明大學醫學系,他選擇醫學系中當時被認為冷門的精神科,後來帶職回母校攻讀研究所獲得博士學位,目前服務於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精神醫學中心。

  世光醫學系畢業後,要選擇精神科時,很擔心我會反對,其實我認為當開業醫師是很辛苦的,做為一個醫生不應以賺錢為志業。醫學領域中,儘管歷史時空和經營方式不斷變動,醫師依然只有留在大型醫院(尤其有附設教學醫院者),從事醫學研究才能保持站在最前端而不致被嶄新的研究成果所淘汰,因為大醫院配合各種精密的新儀器,不同科系整合方能迅速發現罕見的病例,加上醫療工作人員的密切合作,這種團隊等於聯合作戰,其進步和翻新的速度是一位開業醫生難以想像和望其項背的,當然開業醫生在偏遠地區仍有其需要和可以發揮的功能,這是無法抹殺的,不過日後的發展和侷限也是事實。

  所以世光得知自己可以全權選擇他要走的精神科領域時,他就安心了。如果不從熱門和冷門的角度考量,精神科這個領域,1920年出生的林宗義博士和我同一代,也是我東京帝大的學長,他後來也成為享譽國際的精神科泰斗。

  人的一生真的很短,即使以八十、一百年來計算,無論你專攻哪一個領域,一個人窮畢生之力所能達到的成就仍屬有限,如果你對自己選擇的工作沒有興趣,你就無法堅持下去,那麼你就不可能做出超越別人的成績。世光選擇精神科時,這個領域確屬冷門,如今因為社會節奏快,人所面臨的壓力大,精神官能症的患者急遽增加,我也不認為學醫的人就應該以它做為熱門科系而選擇它。

  如果我現在能重回青春時代又有機會出去深造,我可能不會選擇美國或日本,我會選擇歐洲,我認為有深邃的文化傳統人類才會具有深刻的反思能力。

  曹先生,你不是做過17年台灣史懷哲之友協會的志工嗎?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他出生於19世紀末德屬阿爾薩斯省,活躍於20世紀前六十年。他親眼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和韓戰。他為了做好服務社會的準備,從18歲到36歲在史特拉斯堡大學先後取得哲學、神學、音樂、醫學四個博士學位。因為史氏出生時阿爾薩斯隸屬德國,雖然第一次大戰發生(1914-1918)前二年他們夫婦已抵達非洲行醫,但因為德國人發動戰爭,法國人仍把他們夫婦由非洲遣送回法國俘虜營關了一年。第二次大戰(1939-1945)希特勒席捲全球的時代,他已是六、七十歲的老醫生,1952年頒給他諾貝爾和平獎時,他已高齡78歲。這位傳奇人物於第二年才抽出時間到挪威首府奧斯陸領獎並發表演說。

  在西方科技君臨全世界的時代,他早已看到西方文明的危機,也知道自然科學確實曾帶給人類福祉,不過也帶來毀滅的威脅。其卓見在《文明的哲學》一書中已明確闡釋,從他的思想論著和直接選擇獻身非洲醫療工作,可以看出史氏是那個時代歐洲文化孕育的代表性人物。

  這樣一位傳奇人物,卻不認為自己是天才,只認為自己比別人幸運,有機會接受完整的教育,他發現自己在音樂確有超乎一般常人的天賦,即使如此,他成為一流的管風琴演奏家之前,仍然經過長期的勤練和名師的指點與調教。

  史氏在小學時代就已發現自己天資並不比其他同學好,他在校成績還屬於中下,學校甚至通知父親要取消史懷哲領取的牧師子弟獎學金。史氏在《自傳》中供述中學二年級時來了一位導師威曼,教學很認真,在他諄諄誘導之下,功課漸有起色,中學畢業時他在歷史和語文課程才有卓越傑出的表現。然而他發覺自己在繪畫方面毫無天分,數理方面也是下了功夫才紮下堅實的基礎,史氏認為自己後來能有所成就,是他在意志力方面比別人堅定,身體也很強健,因為這樣他才能彌補一些弱點脫穎而出。在歐洲那樣嚴格的學制下,先後取得哲學、神學、音樂、醫學四個博士的人,還抱持這種謙虛的胸懷,甚至被列入不能適應學校教育的「天才」,那個自認自己「天下第一」的狂人可以休矣。

  史懷哲發現自己在音樂方面有超乎常人的天賦時,曾經問過母親,史家的祖先中是否出現過音樂家,母親給了他滿意的解答。縱然音感這麼好,他後來在鋼琴、管風琴演奏上仍須經過幾位名師的指點,尤其對把他視如己出的管風琴大師魏多(Charles M. Widor),這個例子提醒我們,璞玉若不經琢磨仍難成為美玉!

  史氏行醫的蘭巴倫,直到1960年(他去世前五年)才宣布獨立為加彭共和國。史氏說能實現社會服務的夢是因為許多人的美意、協助、支持促成的,他不認為自己是英雄,他認為要從事一種無私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人的意志力和堅持。

  回顧20世紀,大家一定會想到有兩個影響世界命運的猶太人:一個是精神醫學心理學界的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一個是科學界的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我認為佛洛伊德的影響層面尤其驚人,這位猶太裔的奧籍醫生倡導精神分析,寫下《夢的解析》一系列的著作, 20世紀的文學、藝術、醫學、心理學、電影……幾乎因為他的理論和分析產生了脫胎換骨的新面貌,當然影響不可能都是正面的,但是有如換了新鏡片的全新視野,使20世紀蛻變的速度有如進入太空,然而人類果真活得比以往的人類幸福嗎?這是值得深思的課題。關於科學界的巨人愛因斯坦,已經有許多專著和研究,他親眼看到二次大戰落幕,也看到韓戰的發生和人類不斷面臨的存亡危機,他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十年離開世界,愛因斯坦的晚年和心境也是現代人都已知道的悲劇。

  前面提到,當年赴日留學,浦和高校畢業後,我一度也想讀工科,之後投考東京帝大填了醫學部也是接受家父的意思,錄取後便走上這條路了。

  我對學醫倒有一種執拗而且現在看來也許可笑、落伍的觀念:我反對女性學醫(這不是歧視女性,或認為她們未具備這種能力),因為過去看到很多醫學系畢業的女性後來大部分沒有行醫或從事臨床研究,這不是浪費國家資源嗎?很多女醫師嫁人成為全職家庭主婦,這不是埋沒人才嗎?其中也有人嫁了同行的醫生老公,結果一輩子辛辛苦苦當醫生養一個遊手好閒的老公。我唸東京帝大時曾和同學去拜訪過一個女醫師,這位三十歲左右的前輩當時已經自己開業行醫,但尚未成家,大家接受女醫師的茶點招待,要告辭時瞥見她的廚房洗碗台上杯盤狼藉,堆滿好幾天沒有時間清理的碗盤,看到這個景象簡直使我嚇壞了,那一次親歷其境以後我還有一個更可笑的想法,我將來要娶的對象絕對不能是女醫師!

  我的想法和身處的時代和成長背景有關,現在我已經是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我的觀念和現在年輕一代有些地方當然銜接不上,如果我堅決說女孩子投考醫學系,會佔去寶貴的名額、浪費國家資源,女性主義者一定認為這種觀念未免荒謬可笑,因為現在很多醫生已經不是自己開業,甚至在大醫院和研究機構進行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目前整個生態結構早已和往日截然不同,早已創下不少雙贏的特例,有智慧的女人不但活出亮麗的人生也同時創造許多奇蹟。

  〔筆者現在也年逾70,聽到林恩魁醫師這般坦白的供述,感到十分有趣,因為林醫師的么女由里也住士林,在撰寫整理這本傳記時有較多的接觸。有一次我想到傳記主人公林醫師這一席話,不免好奇地問由里:「你們三個姊妹,都沒有人學醫,後來先後全部嫁了醫生,難道你們都知道父親一向反對女孩子學醫嗎?」由里的回答俐落而幽默:「我老爸知道醫學院很難考,也知道我們一定考不上,還好,世光哥哥很爭氣,選擇了這條路,但不是選擇外科醫生,而是當時最冷門、最具挑戰性的精神科……」〕



  歸鄉後,我就這樣安分地守住岡山鎮,扮演鄉下外科醫生的角色,我們夫婦都在岡山教會敬拜上帝,先後被推選為執事、長老,我們還在岡山教會義務教授日語,雪貞用皮雕製作皮件義賣,所有收入奉獻當作建堂事工之經費,1987年岡山教會建堂得以如期完成。又在李不易牧師盛意邀請下,1996年雪貞擔任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松年大學岡山分校第一屆校長(任期四年),秉持一生活到老學到老的學習精神,以耐心、和諧、體諒接受挑戰,忠誠、竭盡所能奉獻並為主服事,我們盼望得主喜悅,將榮耀歸於主。1992年遷居高雄,與其他將近十戶的岡山教會教友,組織高雄區小組,帶領大家讀經、聯誼,教友和睦相處,感情融洽,靈命得以不斷成長,奠定日後小組組員成為教會長執精英群的基礎。長女美里台大歷史系畢業後赴美留學,後來嫁給台大醫學院醫科畢業的陳明恭(亞洲小兒科泰斗陳秋江醫師的胞弟),成功地在美國行醫婦產科三十餘年,今已退休,含飴弄孫,陳明恭和美里育有三個女兒,長外孫女陳玲如、莫凡夫婦育有二男一女。世光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後選擇精神科並與張瑩瑩牙醫師共締良緣,育有一男一女,分別畢業於高中、國中。安里13歲以天才兒童甄選合格身分赴美國紐約茱麗亞音樂學院深造及主修鋼琴演奏,取得碩士學位後目前仍在UCLA攻讀博士,她嫁給香港移民先後在哈佛、康乃爾大學完成醫學課程的董陽賦醫師,育有一女一男,目前居美國加州。三女由里文化大學兒福系畢業後嫁給日本獨協醫科大學畢業的蔡英明醫師,他在天母是一位口碑很好的內科醫師,他們夫婦育有二男一女。我主張女兒最好於25歲前完婚──最奇妙的是世光和瑩瑩、英明和由里在締結姻緣時發現婆婆公公和林家或雪貞原本是世交或校友。緣分實在無法詮解,有緣千里一線牽,真的是如此!四個兒女先後成家,分別建立了他們幸福的家庭,前幾年我們升格當了外曾祖父母,最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建立了四代同堂的基督徒大家庭。一直視子女為最大財富的雪貞如今雖先走一步,但我知道她正在天上等候我們有一天重聚。雪貞堅貞、賢淑、愛護夫家小叔、小姑,少年失怙又失恃的姑姑、叔叔,視之好比母親一樣親密、敬重,胞弟林民雄的<大嫂>一作可以看出這種發自內心的親情和感激。

  進入2007年,即使視力已大大減退,但只要有關台灣建國或以台灣名分加入聯合國的活動,我還是會想辦法參與,甚至為宣達台灣加入聯合國,我曾於2005和2007兩度遠征美東。2005年與協進會秘書長羅榮光牧師同行共襄盛舉。2007年因視力太差、年歲又大,長女婿陳明恭醫師不放心特別從美西飛來一路相伴,在在留下美好的印記。小女由里甚至認為我的活動力看來像個「過動兒」,事實上,我們這一代已經走在人生的盡頭,環顧四周,暮色蒼茫──這種感覺除了一種孤獨與焦急,我們已沒有退路了。心裡並不害怕,只擔心為什麼年輕人完全不知道台灣的歷史和未來的命運,如果2008總統大選失利,台灣人民的前途堪慮!!青年時代,我也像《阿信》中的浩泰,像社會主義者一樣相信人間要有公義,我知道自己不是日本國民,雖然我從小接受全盤日本教育,可是我知道我知日,但不媚日,對於原本視為祖國的中國,我早已幻滅、絕望。所以在早期我申辦移民過程時有很多機會可以借平反而成為美國公民,或取美國居留權,但是要我公然在異國人面前罵自己的國家,我絕不屑為之!我不屬於任何黨派,我愛台灣,我願與她共存亡,這是養育我的土地,血脈相連,我沒有理由離棄她,這一點我的兒孫心裡都很清楚。讀者如果想了解我們那個世代的知識份子,黑澤明1946年執導的黑白片《我於青春無悔》,可說道出了我們的心境。

1.日制小學校是供日裔學生或日僑學生就讀,公學校則是台籍學生就讀。



《荊棘‧冠冕‧動蕩歲月─林恩魁傳》
定價: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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