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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茜:不是臉書串聯就叫革命 (2011)

為何網際網路並無改變政治

分類標籤: 網路  網路化現象  資訊
標題:為何網際網路並無改變政治?
出處:國科會國合簡訊網
作者:駐法科技組 現職:駐法科技組
連結:http://stn.nsc.gov.tw/

內容:

受訪者為多明尼克‧卡東(Dominique Cardon)是Orange Labs 之SENSE用途研究室下屬社會學家,著有《網際網路民主》一書。

打從網際網路出現以來,人們就對電子民主與其降臨有不少想法。透過網際網路解放個人的能力,原本是一種奠基在資料自由流通與知識所構成的獨立領域的願景上,奠基在匿名性,在創造力的基礎上的「民主承諾 」 ……這種認為網際網路可以改變政治的想法從何而來?

卡東:這想法直接來自網路的歷史。這就是我花了一整章追溯網際網路精神流變的原因。 我回到Fred Turner在即將由C&F出版社出版法譯本的《從反文化到虛擬文化》一書中所提出的解釋。Turner 指出,促成網際網路誕生的各種脈絡有軍事、學術與科技等旁枝,但其主幹還是70年代的反文化。

然而加州的青年世代中出現了兩種不同流派:抗議派想要改變政治(表現在反越戰,爭取黑人民權與女權方面);另一派則認為若不從自身做起,過別種生活方式,就不能改變政治體系,這就成了嬉皮社群浪潮的來源。他們的想法是用實驗性的方式,局部性的重塑社會;因為,如果到頭來權力是由被異化的個人所掌握,這些人也只會設立另一種異化體系。

對這批人來說,解放首先要從改造自身的個人計畫做起:服用藥物能讓人拓展意識場(champ de conscience)、印地安式的靈性則要人們與世界融為一體、還有Turner所著重的:利用科技。因為很弔詭的,在美式反文化的嬉皮界裡,科技感是最強的,正如同他們在自己的營地所興建的Buckminster Fuller的圓頂球型建築(globe géodésique)所帶給人的意象。為了反抗由技術科學所用的大型電腦;他們就像服用迷幻藥膠囊一樣,改用個人電腦:這位科技幫手能讓人自我改變,而後,也能藉此改變世界。

個人挪用、改造、也就是do-it-yourself這種原則,為當時與軍方與商業權力掛勾而遭錯用的科技,定義了一個新架構。將科技個人化是帶有強烈的政治和個人主義價值的。當嬉皮社群在七零年代初開始分群時,由電腦串連所開啟的新空間,成了烏托邦的替代品。對於像Steward Brand這種先行者,和The Well虛擬社群裡的那些人而言,這正是一種新的逃亡:在線上體驗各種在真實世界裡失敗的生活方式,從世界抽離出來,打造一個更好的世界。這種逃亡文化在網際網路歷史裡一直佔有決定性的地位:不改變也不攻擊核心政治體系,只要避開它,在別處進行示範,做實驗而非尋求掌握權力。

您解釋過,在這個「網際網路精神」塑造過程裡,在透過網際網路塑造個人自主性和某種更加自由的態度之間,有著某種緊張關係……是否一開始自由或自由至上(libertaire)兩者就已經混淆不清了?

卡東:用某些人的行徑(儘管在網際網路歷史上不乏其例)當藉口,把自由至上貶成主張自由企業的自由主義,已經變成一種非常簡化的共識 ,在法國尤其如此。在自由至上論的目標設定上,個人解放必須立足於「另一種社會是可能的」的視角。個人的改變總是與現存社會型態的革新相關連。而在自由派的願景裡,世界本身就有某種共識。必須把最低限度的規則建立起來,讓人人能表現其能力,其人品及其貪念……。

這兩重願景的融合,是建立在對個人自主性的強調以及對集體限制的拒絕之上,並且對國家及諸般機構尤其不信賴。在美國,這種立場被界定為自由至上論(position libertarienne)。毫無疑義,網際網路精神就是在這種意識型態浸淫下所塑造出來的,特別是自由派和自由至上論兩者都強調網絡的自我組織能力。這種精神也鼓勵這兩種立場進行前所未見的融合。科高(google)模式的原創性,就在於混雜了兩種意識型態根源:透過網友在編織網路連結時所展現出來的創造性自主力來獲取龐大的利潤。科高需要準客戶解放其表達能力,而這些用戶則仰賴幾乎由科高所壟斷的基礎程式。

講得稍微細膩一點,我們可以說這種自由至上精神的核心,是想要從國家及代議式民主所樂用的管束中解放自己,想佔據其他場域,佔據某個讓個人憑自身意願自我界定的空間。有些人把這個另類空間定義為「市民社會」(就我所知還有「雜眾」、「第三部門」等說法),另一些人則名為「市場」。但如果不瞭解這種自我組織的意志,不瞭解對代議制度的不信任,不瞭解對集體與對共享的關切,就等於對網際網路一無所知。如果把從國家中脫離的事物當成市場,那麼就不可能去設想一種保留給公共財之類事物的第三空間。

我覺得在這個領域裡必須追隨 Yann Moullier-Boutang的看法: 因為這個空間有這麼多正外部性(externalité positive),如果市場不常用交換邏輯,不常用難以以利潤去算計的符象溝通來妝點門面,市場就無法存活太久。想想如iPad,想要讓網友安分,將網友安置在「付費讀者」的角色下,那就是沒看到在網際網路的慾望之下,還有對話存在。

同時,您也解釋這種共同體歸屬感是種「虛構」……

卡東:對,在我看來,共同體觀既是「網際網路精神」的強項也是短處。在網路創建者時代所打造的理想中,最美麗也最脆弱的一點,就是倡言一個讓互動規則、權威、創意分享等盡可能持續保持開放的世界。但同時,就社會學角度,網際網路的先驅者也有著相當一致的特質。他們夢想著一個調和的,普世皆然的,消除了性別、年齡、與社會職業類別界線的社會。但就社會學角度,這個社會集結了美式「社群」要素,超級男性化,白種人,高學歷……

一如既往,文化菁英們將自身對社會的欲求設想成普世皆然的,相信他們只要公開自己的實作,所有人馬上就能接觸到成果!這正是布迪厄(Bourdieu)所說的階級的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e de classe),這種典型的「知識份子」病會將他們自身的世界觀推廣給其他人。於是就滋長了一些十分「天真」的言論:全民參與、威權不存、創建世界性的公共領域、或是科技將能拯救南方國家或調和以巴衝突……

同樣,網際網路的共同體精神也帶來了一些絕對要持續為之辯護的價值。這就是我這本書想寫的:當某些人見證到網際網路的運用普及化的結果並不符合最初的理想,而淪為指責後進者失格的境地,要對這種意圖回歸某個時點(如果不講退步的話)的作法提出警訊。在社會背景出身更加殊異,更加俗眾,更加年靑等等的族群進入網際網路以後, 網際網路已經大幅改變了。 所以,許多不管是保守還是進步立場的分析,並沒有從網際網路人口的社會組成方面的變化中看到個人被市場殖民,服膺去主體化,自戀,算計,俗民等邏輯……

網際網路發明之初,帶有來自十分特定的社會背景的整套價值與實作。在全體使用者轉型為跟原有社會背景全然不相似的時候,如何保存這些東西?如何在避免產生「過去的比較好」的感覺之際,又能避免斷言網際網路應該回歸正軌,而必須將創建者的理想拋諸腦後?有必要找到維持這些理想的方法,但又對沒有這麼密切為這些理想所整合的人的實作保持開放的態度。

Facebook與Skyblog上的交換實作並不全然具備人們所說的價值。這類實作遍佈整個平台,需要對其中的政治保持警覺。但這是一些交換,社交與分享的實作。到頭來,最不可思議的一件事,就是網際網路創建者的理想有可能已經成功了,而且可能已經散播到從未預料到的社群角落。例如,我發現對於維基百科( Wikipédia)這個勵行自我組織的奇蹟,創造了知識社群一事,就該贏得大家無限讚嘆。

您解釋過要擴大公共領域的參與管道(accès,習譯為「近用」),就要從降低公共領域的參與限制,降低塑造出公共言論形式的限制開始做起。這是不是「真實的」民主面對「電子民主」時難以找到定位的部分原因?還有,我們有資格談論電子民主嗎?

卡東:本書的核心在於分析透過網際網路而達成的公共領域擴大化,這種擴大也可以解讀成某種民主(大眾)化過程。我的論點是:為了接納新的對話者,同時也有必要移除參與公共發言的障礙,並允許採用某些方法,納入更為主觀的,更為個人的,更私人的言論。網際網路推擠公共空間的圍牆,為的就是要讓人獲得發言權!傳統的公共空間將參與管道保留給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想要被記者看上,就必須表明身份,打上領帶,講起話來文謅謅。當專業人士對公民講話,就必須扮演公眾利益的化身,並能代表記者想替其代言的那些人。以某種稍微誇張一點,但絕對是決定性的方式講,我們可以斷言網際網路單單靠著修改某項規則,就翻轉了傳統公共領域中的寡頭構造:以往,在刊登前要進行審核;後來,就像薛基(Clay Shirky)在《蜂擁而上的鄉民力量》(Here Comes Everybody,《商業週刊》暫訂譯名。簡體中文版譯名《未來是濕的》)一書所說明的,則是先刊登再審核。

這樣做就夠了:著手進行倒轉,來解放主體性,也讓比較不學術的,像是對話、閒聊、反諷等表達形式出現,一旦這些表達能公然發言,就能產生新的交際、娛樂、和動員形式……只要放寬像是看名說話、避免獨斷、尊重辯論對手等傳統限制,網際網路就能提高公共領域中的對話者的數量……再也不必借鑒獻身給公眾利益的公民習癖;用更主觀,帶有個別利益,更有個人風格的聲音與更不拐彎抹角的話語就可以進入公共領域了。
這也是一個開放的學習階段。所有人都在霧裡摸索。這種公共領域的型態轉變引導出全新的遊戲規則(儘管還是有些事情不會變)。在我看來,用傳統媒體領域的範疇去尋求對網路的公共空間的詮釋,會犯下很多錯。這就像用象棋規則去玩跳棋一樣。必須知道,如果網路上的一切事物都開放參與,所有事物就並不必然跟傳統公共領域中的事物一樣「公共」。

簡言之,(發言)位階不該事前塑造,而應留到事後:這種位階不再由某種專業的權威塑造,而該由網路用戶與計數功能(algoritheme,原意為演算法)來集體管理網路評等。大家已經從公私截然有別的二元化言論,進展到一個能見度有別,級別增長更加複雜的計算系統,在此有最隱匿的,到介於明暗夾雜地帶的,再到最引人矚目的言論;特別是這些細微差異是經過網路用戶不斷界定後的產品。所以將公共領域的傳統二元模式應用到這條光譜上,是件需要斟酌的事。認定網際網路上所有一切都是「公共的」,就是混淆了資訊的公共性質的法律定義(哪些東西可以為人所見)和其規範性定義(哪些東西值得為人所見)。但是,在網際網路上,就是會有某些言論能見度太低。其他言論較為可見,則是因為受到網路用戶集體賞識。還有很多言論靜靜的隱藏在明暗交錯的對話空間角落。遊戲規則已經改變,公共領域擴大,但在網際網路上受到高度矚目的地方,我們仍能發現其評等方式與媒體空間無甚區別。簡單講這種位階在某個程度上是有其正當性的,因為這位階是眾人評等的結果,而不是由某些專家替我們決定的。

在網際網路上,借用各種形式,各種語言的政治,藏身於不同的空間裡。這些語言形式並不太為傳統政治辨識、理解、採用、與吸納……這是不能調和的嗎?需不需要設想另類的政治實踐方式?在法國,即使由許多政黨所推出的社會政治網路,也試著要從空言進展到行動。正如電子社會所宣稱的,他們甚至試著不透過自己的網路採取這些行動……大家有種印象:傳統的政治機制不太能在網路上找到對等物……

卡東:網際網路並不革傳統代議政治的命。還有,主要就我們剛剛所提到的反文化根源而論,這也不是網路先行者的目標;對他們來說這不過是個間接效果。稍晚才出現的電子民主概念,網上投票,政黨以外來者形象出現網路上,對網際網路精神來說幾乎是意外造成的結果。不過現在各個政黨重新邀請活躍人士與選民對話,這很好……但必須承認這不是網路表現最好之處。制度上的諮議措施並不能團結多少人。各黨活躍人士間的交流首先還是對組織協調有幫助。

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如選戰或是當前的發燒議題裡,社會網絡的運用能走出嚴格的黨派組織分際,讓政治活躍派保有邁入社會的一絲空間。但如果從溝通媒體的觀點來看,當前代議政治要服膺兩種截然矛盾的動力。

柯斯特(Manuel Castells)在他最近的一本書《溝通的力量》(Communication Power)中講的很好。一方面,大家參與了為大眾媒體所追捧的權力,製造出政治人物的超級私人形象(hyper-personnalisation )。電視主要玩弄溝通與行銷策略;透過形象邏輯、不沾鍋(à-côtés people)、政見空洞化,有助於將選戰置於這個策略的魔掌上。這就是被柯斯特形容成「醜聞政治」的事物,在這種層面上互相對抗的唯一方式就是製造對方陣營核心人物的醜聞,因為已經沒有什麼政見可供反駁了。

與此並行,憑藉當代與政治關係緊密結合的自我溝通、部落格、社會網絡等工具的發展(還要加上距離、代議危機、喜好具體與個別事物),還有另一重動力運作著,這點在網際網路上尤為明顯。這些工具迎合了主體性的解放運動,而這運動讓任何人都能以各種語調,對政治議題表達意見。但這些對話運動都碎裂、零散、邊緣化、或專技化。當介入、迴避、置身事外的批判或反諷的政治才是實際上運作的東西時,談論一個統一的公眾, 偉大的聽眾,大眾媒體的「大眾」的理想沒什麼意義。

受到以電視溝通的效應影響,並因而改變的代議政治,會和這種邏輯產生牴觸。歐巴馬的選戰是結合兩種動力的罕見例證。讓一個具有克里斯瑪(charismatiques,即令人著魔的魅力)的人物塑造出的超級私人形象和美國社會進行對話﹔而社會網絡則捕捉到這種對話並加以放大。在電視造神,與來自社會網絡的密集效應之間有其循環效應存在。剩下的問題就是藉這效應從選戰中得到的支持並不能持久。但美國人提議、決定、或參與候選人的政見,這點是無庸置疑的。

所以網際網路不是「反抗軍」最後的容身處了?

卡東:不是,網際網路對於民主有著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當網際網路為我們的對話與媒體空間搭起橋樑的時候,它也鼓勵了自我組織、保持敏感、將相關公眾「自草根」動員起來的能力。這個縫隙能讓在傳統政治空間不受支持的各種形式的反抗得到能見度。有時候反抗活動針對公共政策的決定的反應也會有效果,那是在反抗成功的時候,在網絡充分動員其支持力的時候……一如無國界教育網(Réseau éducation sans frontières)。但到頭來,還是我們偏執的把焦點放在代議政治的核心處,才會忽略了透過言論分享達成民主的重要性。

網際網路民主的核心論證在於:網際網路加速了民主重心的轉移,從媒體─制度空間移向對話中的社會。有了網際網路,社會比政治制度還要快上好幾步。透過讓個人暢所表達,並且其於公共領域中發表的言論也擁有免於限制與審查的權利,網際網路滋養了演練人民主權所需的最基本的源頭活水。代議政治的基礎不在於組織政治競爭的選舉程序,而是能讓一個更富足也更自主的空間存在;在其中,公民可以行使他們的思想,言論,和行事自由。

很顯然的,這些都只是某種遠景,某種可能性,而非現實。在實作上,可以看到資訊專家的工作與網路用戶強烈互相依賴、社會和文化篩選機制不斷對網路用戶運作、生產力與商業邏輯俯拾皆是,諸如此類。但這不妨礙「讓表達能力的解放啟動最基本的民主訴求」的想像,儘管想像並不完美。

您提到線上實作中也有社會與文化不平等的分佈。其隔閡不再是誰有參與管道而誰沒有,而在於人們利用網際網路的方式……Thierry Vedel說網路加深了隔閡。我們是否邁向言論原子化的階段?如何在某個在Fascebook抱怨市長的人,和不用對話進行抵抗的整體間建立共識?

卡東:儘管我們降低了限制發言的限制,這些限制的效應在網絡裡也會根據個人社會與文化的資源而有所不同。大部分時候,網際網路不過是複製了社會生活中早已出現的不平等形式,只有對那些懂得手腕,就網路原本目的:拓展關係空間去大膽社交的人才能將影響將降低。但對難以動用必要資源去與他人建立關係者而言,這不過創造了更多的不平等。例如害羞,在網際網路上就變成一種排斥症。

例如,當我們研究由Linkfluence 所做的法國政治相關部落格界地圖,就了解到依據個別行動者所保有的政治資本不同,又重新塑造岀不同形式的位階。但另一方面,最會與抱持不同關注點的外界建立相互連結的人,是那些下了場子,懂遊戲規則,能根據對手論點來爭辯的人。其他人則留在自己人圈子而不下場。某些會出鋒頭的人物能建立性質相差懸殊的關係,特別是和許多自己關起門來玩的小圈圈,和沒有社會與政治資源這麼做的人打交道。線上社會空間十分零碎,但現實生活也一樣。

網際網路的參與理想已經消失了……代而取之的是涵蓋了從庶民到飽學之士不等,性質分殊的參與:但要如何將這些人結合起來,成為一個社會?集體行動在不同案例裡,會根據親近性而形成一個個小團體。集體行動看起來既脆弱又欠缺組織。然而在某些時刻,這些行動穿透這個公共領域而且引起激情,就像Etienne Chouard在歐盟公投案的例子一樣……問題在於討論是發生在建制之內,更奢談反對制度了。集體行動能像您對他們建議的一樣,提供辯論工具嗎?

卡東:在結合傳統定義下的公共領域與對話空間的時候,我們結合的是中心與邊緣。我不確定邊緣的慾望是想變成多數,甚至也不見得是可欲的。不過,我們正處於轉換期,當資訊與政治專家站一邊,網路用戶、非專家與公民站另一邊,與其讓兩邊互相敵視,我們倒是該探索兩邊共生的可能性,這種共生現在已經漸漸在形成之中。往好處看,連結可以很廣的。

在Médiapart、Rue 89、OWNI一類讓大眾從新聞資料中浮現的新聞界裡,顯示出這種融合可以產生出各種新式的社論、內容、和批評回應。網上政治動員與個人和組織是緊密結合的。在鼓吹對歐洲憲法草案公投投出否決票的 Etienne Chouard的文章的成功故事背後,有為數可觀的組織(Attac,Copernic)進行動員;還有一長串的網站接力下去,進行動員或從事辯論。當前所有公開資料的規劃也是為了結合公共權力和網路用戶。
這種結盟的唯一關鍵,就是尊重網路用戶的自主性。用民調或行銷等工具對其言論保持警惕、在制度參與的辯論上施加主題或框架給他們、將他們招募到對外不公開的活躍派團體、象徵性破除專家與非專家間的界線、用完美的不對稱方式進行眾包(crowdsourcer)等等,無疑的絕不是好答案。在摸索中學到的教訓是要建立更謙遜的關係、更能容忍多樣性,批評,以及當透過公開辯論動員行動者殊異利益的時候所產生的遷怒效應。在這些情況裡,縱然網際網路邏輯傾向開放多元辯論空間與進行互相矛盾與型態多樣的動員,也沒有理由不會有更集體的或更具集中傾向的貢獻力量的形式出現。

薛基對這點的看法比我樂觀。對他來說,認知剩餘(Surplus cognitif),我們的可用時間,有可能讓我們表現出對社會的情感,並能想像各種更豐富而更有力的慈善與貢獻力量的形式。網際網路讓我們能有用極低的進入成本去貢獻力量的機會。但同時,大家也欠缺成功且廣泛參與的動員案例,能舉出來的就是幾個著名的案例,像是Aznar下台,伊朗選舉,或是另則全球化運動(altermondialiste)的動員。無疑,在培力(empowerement)過程中要找出更深層,較不顯眼的效應,透過這個過程讓公民感覺到他們的一言一行是具有強大潛力的。

在網際網路上,能見度是隨著計數功能,隨著各種工具而來的新判準而變的。但這跟以往的狀況一樣:媒體跟示威一樣都是賦予能見度的工具,能掌握共具者得之。新的能見度判準(構成網路用戶判斷的社會組織)與以往的有什麼根本不同?

卡東:我們必須更加注意網路計數功能。我們疾呼「刊登優先」,而沒怎麼注意這句話的後半段:「審核在後」。這是網際網路上大部分辯論的缺點。大家關注表達的民主(大眾)化,而沒有將之與緊接在後頭的自我規範形式一起看待。如果蔑視維基百科的人至少逛過一次討論頁面,看過對線上百科全書文章的討論,會少講一點惹人厭的風涼話!
在這種網路用戶透過資訊位階掌握權力的偉大構想(這構想既是對的也是錯的)裡,我們面對由自己建立的,或平台透過我們而建立的評鑑,有什麼責任?這點常常沒有講明白。網際網路計數功能能讓資訊的選擇和多樣性更充分嗎?或像哈伯瑪斯(Habermas)所以19世紀的商業性報刊讓18世紀辯論空間尺度更為貧瘠為例所說的,網際網路是否把公共領域的形式「重新封建化」?

網路用戶透過點擊、連結、回推(retweet)幫網際網路資訊製造了能見度,這點需要注意。不過,對於我們的公共領域的品質,媒體有其責任,網路用戶也不例外。這是為何我們更有必要反省。大家可以譴責新聞界或政界掛勾,並且把譴責公開寫在Twitter一類的社交網站上。但也可以找些某些胡說八道的網上小道消息,讓這些小道消息得到不配得到的能見度……

同樣的,應該要用批判性的警覺與持續不斷的教育去看計數功能的運作。因為這東西在資訊構造裡越來越具有核心地位。隨著重點不同,或是在讚賞(網頁排名)、或是在觀眾(閱覽次數)、或是社群互動(朋友按「讚」或是分享內容)、或是速度(回推)、計數功能讓我們在網海遨遊的意義大為不同。到現在,對計數功能運作的感受、操弄、用不同評鑑方式對比所進行的競爭,還沒成為網路用戶常識的一部分。毫無疑問,如果我們要讓公共領域更具規範,這種警覺是不可或缺的。

訪談記錄由Hubert Guillaud整理

資料來源:《世界報》於2010年10月8號刊登

2011/03/21 18:16:29
中央社記者徐卉、陳亦偉台北21日電)媒體人陳文茜今天表示,革命是要流血的事,不是在臉書上串聯就叫「革命」,她盼與年輕學子分享如何從不同的角度與觀點詮釋歷史,同時關注世界。

政治大學舉辦「建國百年論壇」,邀請政大教授陳芳明、資深媒體人陳文茜座談。他們以「書寫百年歷史」為題,從不同的角度回顧近代百年發展的歷史。

陳文茜先以女性角度切入歷史,藉革命烈士秋瑾放棄家庭參加推翻滿清的革命,失敗後遭刑求、斬首,來強調女性的歷史地位不容抹滅。

她也告誡年輕學子「革命是要流血的」,而不是在臉書上串聯就能稱為革命,她舉近日在世界各地發起的茉莉花革命,許多台灣學生並不知道茉莉花的淵源,卻在臉書上進行串連。

陳文茜認為,關注建國百年之餘,也要放眼世界,她鼓勵青年學子「每個人都應該學習離開自己的小世界,看看身處的國家和世界動盪的歷史」。

此外,陳文茜還透露一段她與總統馬英九辯論國父孫中山歷史地位的小秘辛。她說,馬總統非常崇拜孫中山,當她在批評孫中山時,馬總統似乎十分訝異,「馬英九應該無法想像,我竟然把他心中的神,批評得一文不值」。

陳芳明則表示,書寫中華民國史,不可能只寫台灣,因為在民國34年之前,中華民國沒有台灣,民國38年之後沒有中國大陸。陳芳明說,不同的文化和價值在民國38年才開始磨合,台灣思想及文學的豐富開放,是經歷封閉階段,才造就今天多元精彩的台灣社會。

前來為座談會致詞的行政院政務委員曾志朗則表示,歷史真相可以被書寫,且應無懼於政治干涉,現在民主自由帶入台灣社會,人民要珍惜台灣目前的成就。他向學生們表示,要懂得尋找人生的意義,而行動就是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