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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為/德國康德哲學研究的近況

Posted by gustav 
郭大為/德國康德哲學研究的近況

分類標籤: 康德哲學
【篇名】德國康德哲學研究的近況
【作者】郭大為
【出處】中國光明日報/學術簡報
【連結】http://www.gmw.cn/01gmrb/2004-06/01/content_36630.htm
【原發佈日期】2004/06/01


【本文】

  今年正值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逝世200周年,德國人稱之為“康德年”。德國的康德研究以成熟穩健而一直不失為顯學的尊貴。據《康德研究》去年的統計,2001年西方學界出版或發表康德的著作及相關研究共963種,其中德語文獻占了近一半,康德被視為引用率最高的德國哲學家。

  近年來,康德研究在德國所取得的成就首先表現在對于康德文獻的整理、注疏與解讀上。由狄爾泰發起、1902年出版第一卷的科學院版《康德全集》一直被視為康德研究的標准版本,但由于多種原因,這一“全集”至今未能出齊。不過,這一尷尬局面很快就會被改觀。1997年,《人類學講演錄》作為該全集的第25卷在人們的期待中已經出版,第四部分即講演部分的最后一卷《自然地理學》也在編纂之中,預計2006年與讀者見面。康德的基本著作版本繁多,其中不乏名家校刊的精品,又尤以《純粹理性批判》為最。即使如此,德國學者依然學不厭精,對于第一批判的校訂、評注屢屢有新的發現。1998年,提莫曼根據第一、二版原版重新校訂了《純粹理性批判》,修正了長期不為人覺察的舛誤。2002年,納塔勒出版了《〈純粹理性批判〉的系統評注》,從多學科總結了二戰以來第一批判的研究成果。除了根據新發現的材料整理刊行康德的文獻外,專家們還嘗試從新的視角來編輯康德的著作,比如由弗蘭克等人編輯校注的《康德美學與自然哲學文集》(2001)就力圖將自然哲學看成是與康德的美學思想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整體。這些對于第一手資料的發掘與研究為德國康德研究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外,康德研究的工具書這兩年也不乏新作,伊爾利茨編寫的《康德手冊——生平、著作與影響》(2002)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隨着人們對于康德興趣的不斷高漲,卡西勒、伏爾倫德等人的康德傳記因年代久遠已經不能滿足要求了,根據新材料和新視角重新考察康德生平與思想的作品應運而生。僅2003年就有多種新傳記付梓,其中既有記者出身的舒爾茨文筆風趣的通俗讀物,也有蓋爾的《康德的世界》與迪馳的《康德傳》這樣嚴謹的學朮著作。任教于馬德堡大學哲學系的庫恩教授繼2001年英文版《康德傳》之后,去年又出了德文本,這部六百多頁的巨作更是以考證稹密、資料丰富、學朮性強而倍受學界人士的稱道。這些傳記作品向世人描繪了許多鮮為人知的軼聞趣事,生動地展現了哲學家的真實生活,從而糾正了海涅關于康德“既沒有生活,也沒有曆史”這一流傳已久的刻板形象。更為重要的是,對于康德生活的還原有助于人們更加完整准確地把握哲學家思想的起源與深刻的意蘊。

  總體說來,德國康德研究的內在動力來自于兩個方面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圍繞康德的生平、著作和影響展開的專門性研究,加深了人們對于康德哲學現實意義的認識;另一方面,由于當今哲學所有領域的探討几乎都要回溯到康德,現實問題的爭論又向康德專家們提出了更多的問題和更高的要求。在浩如煙海的康德文獻中,理論哲學研究依然占據相當大的比重。同時,認識論與其他理論哲學領域一樣越來越受到分析哲學及海德格爾哲學的影響。此外,康德理論哲學的研究熱點還悄悄發生了另一種轉向,既從認識論轉向了科學哲學,這是對《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及《遺著》深入研究的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批判哲學核心問題的重新審視是與對于西方哲學發展命運的思考密切相關的。2003年年底,圖賓根大學哲學系赫費教授以“現代哲學的基石”為副標題發表了他的新著《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在這部頗受好評的著作中,作者完全從當代背景出發,聯系康德之后哲學發展提出的問題與挑戰,用“更加善知的眼睛”來清除誤解與錯讀。赫費教授認為,康德的第一批判為整個哲學領域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革,西方思想的風景由此獲得了它的現代容貌。讓作者深感遺憾的是,康德所成就的偉業被人遺忘了,以至于人們在認識論中還經常抱守一種前批判的經驗主義,在身心問題的爭論中甚至總是圍繞笛卡爾的二元論打轉轉。面對哲學受到外部的認識科學與內部告別理性趨向的沖擊,作者通過批判性的解釋學研究再一次確證了皮爾士當年的斷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至今還是“哲學的母乳”。

  赫費對于《純粹理性批判》的解讀是針對后現代思潮及各種懷疑論的情緒的,其主旨不但是強調康德理論哲學的普適性,更是突出其實踐哲學的現實意義。可以說,對于實踐哲學的濃烈興趣是當今德國康德研究的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特點。一方面,福科對于啟蒙本質的反思,羅爾斯、哈貝馬斯等人圍繞正義展開的爭論,所有這些追波逐浪似的學朮熱潮都一再將人們帶到康德的面前;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科學技朮高度信息化的背景下,固有的道德—價值體系失衡,生命—技朮倫理瀕于無效的邊緣,風險社會、文明沖突、地區與世界和平的現實壓力更是不斷地讓人們真切地感受到康德關于道德自律、公共理性、永久和平思想的內在價值。近年來對于“永久和平”思想的關注就比較能夠說明實踐哲學這一持續增加的熱度。1995年前后,為紀念康德《永久和平論》發表200周年,德國多所大學舉辦了大型研討會,大量的相關論著也接踵而至。

  此外,對于美學與目的論、宗教哲學及人類學的研究也正處于方興未艾的熱潮階段。研究表明,《遺著》將會成為今后的一個重點課題,因為康德在生命暮年的思考力圖為他哲學的核心問題給出最后的答案。當然。對于德國康德研究的現狀還存在着批評性意見。比如,慕尼黑大學資深退休教授迪特·亨利希就認為,雖然在細節問題上存在着大量的專門家,但獨領風騷的統軍人物和開創風氣的名山之作確屬鳳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