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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巴萊」之間沈思

在眾「巴萊」之間沈思

分類標籤: 原住民
在眾「巴萊」之間沈思
2011/11/07 . 專欄 . 原住民 歷史 賽德克巴萊 電影 作者: 邱韻芳
原本一直抗拒寫這個主題的,早在我2010年7月寫的芭樂文〈誰的民族英雄?〉裡就表達出心中對這部電影潛在的憂慮:「以莫那‧魯道作為『賽德克巴萊』(Sediq Balay:真正的賽德克人)之典型是否恰當,我個人一直是憂心多於期盼的,尤其是關於影片會如何處理Toda人的位置與觀點。」加上當時部分族人正與賽德克巴萊電影劇組因「莫那‧魯道是否槍傷妻子和孫子」一事有所爭執,之後又有註冊商標的事件發生,導致雙方的關係處於緊張的狀態,這也更加深了我對這部號稱「史詩巨片」的擔憂。





「賽德克巴萊」風潮


今年9月15日電影上映後,所受到的熱烈迴響真的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可見我實在不是個有遠見的人。每天在報上不停看到《賽德克‧巴萊》的消息感覺很複雜,心想拍的應該不錯,之前是我太杞人憂天吧?但另一方面卻還是無法完全消解心中有關「霧社事件」的糾葛。我到埔里教書後,最先認識的賽德克人就是一直在歷史上被描述為「親日蕃」幫助日人追殺莫那魯道的Toda支群。到春陽作田野後我發現,基本上他們是不談霧社事件的,比較熟之後才從一些報導人口中聽到和過去所知道很不一樣形象的莫那魯道。我並非認為Toda人的口述記憶呈現了更多的「歷史真相」,它其實是主流論述強大力量下,所發展出另一個被壓抑的對抗式在地觀點。漸漸地我能體會Toda人長期的沈默與無奈,不願參加霧社事件紀念儀式的心情,以及霧社事件本身所牽涉的複雜族群與部落關係。

到了九月底,觀賞《賽德克‧巴萊》已經幾乎成為全民運動,但因正逢開學事情多,又聽說到處都大排長龍,就一直延遲著沒進戲院。然而,我還是忍不住在FB上轉貼每一篇有關的新聞或評論,看著認識與不認識的朋友熱烈地討論觀後感;畢業的學生看完電影後熱情地寫mail與我分享心得:在下集《彩虹橋》播出後甚至有中國時報的記者邀我做訪談,希望我說說這部片對原住民的影響,我婉拒了,理由是還沒看過電影。
一直到10月16日,那是開學後我終於有空可以留在埔里不需回台北的第一個週末假日,覺得自己的心也比較沈澱了些,於是那天晚上我獨自去看了上集《太陽旗》,隔天下午看了下集《彩虹橋》。看完電影後,我首次在FB上寫下對這部電影的看法,也和一些FB好友開始就此有所對話,並與我的學生在課堂上有相關的討論(我那一門課的五個研究生裡,三個是賽德克族,但其中一個是清流莫那‧魯道的Tkdaya後裔,一個是祖先未參加霧社事件之中原部落的Tkdaya,一個是平靜部落的Toda,夠具代表性吧!但其中Toda的那位同學在我們的討論中幾乎總是沈默的)。不過直到這時,雖然我的心裡已經開始騷動,卻還是沒能下定決心正式寫有關《賽德克‧巴萊》的文章。



我的第一個觀影心得
看完上集《太陽旗》的那個晚上,我首次在FB上寫下自己對這部電影的一些想法:

我不是很喜歡《賽德克‧巴萊》選角上的極端,小島源治帥的太突兀,尤其是對比於那些‘壞’日本人。干卓萬社布農族頭目的形象也很不理想,不像賽德克各部落頭目個個都英挺有架勢。這樣對比極大的族群形象塑造也是我當年看「霧社事件」漫畫時,始終無法釋懷的一點。

小島源治出場的第一場戲,他還未開口時我以為他是賽德克人,因為劇中帥的好像全都是賽德克人。我不知道真實的小島源治長的如何,安藤政信的帥固然讓人賞心悅目,但把善良和壞心腸的日本人以長相的美醜來區辨,這讓我覺得太過刻意和不真實。此外,把Toda人幫助日人追殺Tkdaya幾乎完全歸咎於小島的唆使,這也太過輕忽了Toda人,尤其是頭目鐵木‧瓦力斯的主體性。劇中將小島源治當作這麼關鍵性的一個角色,但對其心理轉折的描述卻相當簡單,就如一篇評論中所述:

像是重要的配角小島源治,是最能承載日方心路的角色吧!但《彩虹橋》給他的戲份不多,讓他掙扎很細微、憤恨不深刻,反應又這麼劇烈導致深度不足;也有鎌田彌彥,日方的少將司令官,喜怒無常確實有將官的威嚴,但從蔑視、屈辱、動怒到欽佩,這當中的轉折又太單薄了。

布農族的部分也是我很在意的,雖然他們出現的時間很短,連配角都稱不上,而且和莫那‧魯道是敵對的狀態,但姑且不談演員的長相,把干卓萬社的頭目形象塑造成像個小嘍嘍而毫無領袖的架勢與威嚴,這在我看來是一種「賽德克中心主義」的作祟。人類學有一個概念是「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指的是以自我族群的文化價值為標準看待其他文化,以致容易產生偏見和歧視。我最近發現,一些拍原住民電影的漢人導演有把其拍攝對象族群浪漫化的趨勢,導致這種「xx族中心主義」現象的產生。除了是因對被拍攝對象投入大量心力和感情外,另一個原因往往是他們眼中只見到這一個族群,而且可能只和此族群的幾個朋友有深交,對於台灣原住民缺乏較整體性的瞭解。

陳文彬導演《靈魂的旅程》在校園放映時,片後座談中有同學問導演為何有關泰雅的影片特別多,導演的回答居然是:「因為泰雅族是台灣原住民中人數最多的。」我當下瞠目結舌(因為這部片還用了不少都市阿美族抗爭的鏡頭),不得不起身委婉糾正。或許因為人類學強調文化相對論與全貌觀的訓練,讓我特別會注意導演在一部電影中對各個族群的刻畫,而《賽德克‧巴萊》所描繪的歷史牽涉許多的族群,因此我認為這一點是必須更加謹慎的,在FB上就有布農朋友發言,對這部片唯一不滿的就是醜化了布農族。



《真相‧巴萊》


自從知道賽德克族人對於一些歷史事實或詮釋有不同於魏導的想法時,我就很好奇居中協調,擔任賽德克文化與族語指導的郭明正(Dakis)老師心中的想法。於是《真相‧巴萊》一出版後,我就迫不及待地先睹為快,看完之後卻驚訝地發現,在「真相」與「電影」之間有著比我想像中更多的落差。尤其是片首的「人止關」和「姊妹原」事件,事實上莫那‧魯道根本沒參與,這已經是改寫了史實,令我更加不安與不解,於是忍不住在FB上寫下了這幾段話:

剛看完《真相‧巴萊》了,越看越不能理解,魏導為何如此堅持不願修改劇本中不少不符史實和gaya的部分,藝術創作者的「劇本」之神聖勝過觀眾對真實族群的誤解嗎?

書評中提到:「有一個部分是魏導不一定能掌握,卻肯定在意的,那就是部落族人的觀點與感受。Dakis的《真相.巴萊》,負擔起了這方面的使命。」

我非常肯定Dakis的用心良苦,然而,《賽德克巴萊》如此大賣,其「虛構」部分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真的能夠靠《真相.巴萊》一書來扭轉嗎?

我可以接受電影創造出虛擬的少年英雄「巴萬‧那威」,以及從馬赫坡部落的角度觀之,莫那‧魯道的確是英雄;但不能理解為何要竄改歷史,讓莫那‧魯道出現在其未曾參與的「人止關」與「姊妹原」事件?為何要讓Toda頭目鐵木‧瓦力斯似乎是因和莫那‧魯道的個人恩怨而和日軍結盟?這些都只是為了更鞏固莫那‧魯道的英雄形象?

對於對莫那‧魯道有不同認知的族群而言,面臨《賽德克‧巴萊》幾乎成為全民運動的風潮之下,如何向孩子解釋這段相關的歷史成了難題。



當初魏導在開拍前和族人溝通時,族人提出的條件一個是要妥善處理賽德克不同支群之間的關係,另一個則是不能違反gaya。要達成第一個條件,如何描繪Toda頭目鐵木‧瓦力斯就成了關鍵所在。魏導顯然很在意這件事,但他最後處理的方式卻是讓人不滿意的。他在《導演‧巴萊》一書中如此寫到:

鐵木‧瓦力斯在歷史上始終是一位幫助日本人的負面角色,但我不這麼認為,我反而覺得他在當時一定有屬於自己的立場及說法,所以我要用正派形象的演員來飾演,要打從一開始界扭轉觀眾的思維(248頁)。



然而,以馬志翔來飾演鐵木‧瓦力斯就可以扭轉負面形象嗎?而所謂「屬於自己的立場與想法」竟然是他與莫那‧魯道的個人恩怨?在《真相‧巴萊》一書中,Dakis寫到,他在閱讀導演劇本大作之初,即將其中一些他認為不妥之處寫下,請工作人員轉告導演。其中提到鐵木‧瓦力斯的部分清楚寫著:

有關莫那‧魯道與道澤群總頭目鐵木‧瓦力斯兩方的對話,個人期期以為不宜。我們的德克達亞群與道澤群的關係並非「那個樣子」。再說,若當時莫那‧魯道已聲名在外,怎能對一個小孩說:「鐵木‧瓦力斯啊﹗我不會讓你長大的!」這有違賽德克的倫理(gaya)觀念。(頁87)



我不知道導演如何處理Dakis的建言,但事實是電影還是照原本的劇本演了,而且鐵木‧瓦力斯在死前腦海中還不停出現之前莫那‧魯道對他說的這些狠話。
要瞭解Tkdaya與Toda這兩個支群的關係,我推薦大家去讀基督長老教會女牧師Kumu Tapas(平和部落的Toda人)於 2004年所出版的《部落記憶—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一書,透過眾多賽德克人的口述(含括Toda、Truku、Tkdaya三個地區的十四個部落,女性受訪人22名,男性28名),呈現了相當不同的觀點。但這本書一直未受到該有的重視,我想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它較以Toda與各支群一般女性族人為主體,這樣的發聲在過往的霧社事件敘述中幾乎是完全缺席的。(註)

對於Tkdaya與Toda這兩個支群的恩怨情仇,Kumu Tapas的書中提到很關鍵的一點:

除了日本當局瞭解我們部落之間的嫌隙之後,假他人之手所進行的一場報復行動,敘述者另外還指證歷歷地呈現他們不同部落之間恩怨糾葛,換句話說,不能以地區來涵蓋某個地區整個部落的關係,而應該是以單一部落逐一呈現他們複雜多元的互動模式。(193-194頁)



在書中,多位報導人提及,因為長期爭奪獵場的關係,在過去Tkdaya是Toda的kaalang(敵人),彼此原本就是會互相獵頭的(頁61,90,183-4,199,255)。不過這樣的敵對關係也只是限於和Tkdaya群有獵區爭議的Lucaw, Ceka和Tngbarah三個部落,而非所有的Toda聚落(頁199)。由此可見,以現代「族群」的觀點去看待過去部落之間或敵或友的關係是造成對史實誤解的一個重要因素。

另外,我覺得電影中忽略掉的一個重要角色是巴蘭社頭目瓦力斯‧布尼,他在劇中只是驚鴻一瞥,但在霧社事件發生的那個時代背景,他其實是非常重要的Tkdaya領導人物,他不僅是Tkdaya群的總頭目,也是掌管整個支群的儀式主祭者。此外,真正參與「人止關」和「姊妹原」事件的是瓦力斯‧布尼而非莫那‧魯道,也因為巴蘭社在姊妹原事件中傷亡慘重,使得他日後更謹慎行事,勸導巴蘭社族人不要參加霧社事件,更於事件中收留、護衛逃難的族人與日本人,並且在事件後極力居中斡旋,才使日人放棄殲滅六部落遺族的念頭,而改採遷居方案(郭明正 2011:105-106; Kumu Tapas 2004:190-191)。

莫那‧魯道、瓦力斯‧布尼,和鐵木‧瓦力斯這三個部落領袖誰更符合「賽德克‧巴萊」的典型呢?這問題恐怕見仁見智,難有定論。但魏導所拍的《賽德克‧巴萊》中無疑地認為是前者,也因此有不同看法的賽德克族人表示,這部片應該取名為《莫那‧魯道》或《霧社事件》,而非《賽德克‧巴萊》更為恰當。



劇本與翻譯
我在看《賽德克‧巴萊》時一直看到字幕上出現「血祭祖靈」這個字眼覺得很困惑,因為這並不符合賽德克人的信仰觀,我心想,可能是漢語找不到適當的翻譯所致。然而看了《真相‧巴萊》一書後才知道,在劇本的翻譯上是以導演的中文台詞(及他對賽德克的想像),而非賽德克人的語言和文化為主體。「血祭祖靈」其實是魏導對賽德克信仰的想像,而Dakis只能盡量找相近的Tkdaya語去翻譯(我日前與Dakis確認過,「血祭祖靈」不符賽德克的信仰精神);此外,在《電影‧巴萊》一書中也提到:

導演使用的話語富含詩意,要在賽德克語中找到對等的意思是十分困難的,……像是電影台詞中最重要「驕傲」二字,郭老師說賽德克語沒有

這個詞,所以他是翻譯為「膽識」(snrumanan utux)。(頁198)



這也難怪Dakis會在書中做了如此的說明:「《賽德克‧巴萊》的劇本是魏德聖導演的創作,因該片為「霧社事件」歷史改編劇,劇本內所建立的歷史人物形象、情節的設計以及劇情的發展,都是魏導演對「霧社事件」的解讀。」(頁92)。然而這真是一句「電影歸電影,歷史歸歷史」就可以撇清的嗎?既然這是部標榜完全以原住民語發音的電影,為何主、客體之間的關係卻仍舊倒置,讓人覺得是賽德克語在為漢語服務?這部電影所描述不是遠古的歷史,他們的下一、二代還實實在在地活在這片土地上。對於族人反對莫那魯道槍傷其子孫及妻的情節,導演的回應是:「戲劇要有張力及震撼力,因此本片難免有虛構的情節,希望不要造成族人的困擾,並能獲得族人的諒解」(郭明正 2011:90)。我不懂電影,但張力、震撼力真比賽德克人的gaya重要嗎?這部片最主要不是希望能彰顯賽德克族人的文化與信仰嗎?



《導演‧巴萊》



看了魏導的《導演‧巴萊》,的確很難不為他的理想、堅持、和韌性所感動。在缺乏資金的狀況下,仍舊不放棄多年的夢想,一定要拍出這部難度、爭議性都極高的《賽德克‧巴萊》。我覺得這部電影一個很大的成功之處,就是顛覆了過去主流社會對原住民「熱情、愛唱歌跳舞」的刻板形象,而將他們刻畫成日人口中「如鬼魅般出沒於山林」之帥氣、剽悍、身手敏捷的戰士,這也是之所以讓許多原住民青年驕傲地穿著族服一起進電影院觀賞這部片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在書中導演提到和動作組討論戰術場景、動作設計的部分,讓我充分體會到魏導在這個部分的用心:「我要的動作不要很有設計感,因為他們是獵人,會用獵人的思考來戰鬥。」(頁74)「原住民的腳力很好,體力也很驚人……..所以我和他們溝通,電影裡要特別強調這些族人在一般人站都站不住的地方卻可以跑很快、跳很高。」(頁76)不過,或許是導演花太多心思在電影美學的面向,以致於讓觀眾有戰鬥、出草場面過多的觀感,卻難以理解背後較深刻的文化意涵,如出草、gaya等。

在這方面,我同意戴立忍導演對這部電影的評論:

藝術表現形式其背後多為目的而服務,形式大過目的時,除非形式本身便足以提供思維空間,否則往往流於形式作用,甚至讓作品題旨失焦。



在《導演‧巴萊》整本書中我讀到的主要是魏導如何為了實現他多年來一個理想的奮鬥過程,而這過程中絕大部分的焦點是在拍攝電影這件事上,而與賽德克族人的實際溝通(除了Dakis之外)卻是相當地少,或像Dakis所描述的「這次的座談會裡,賽德克族各群代表與魏導演之間的對話並沒有太多交集」(郭明正 2011:90)。

透過《賽德克‧巴萊》,魏導實現了他的理想,然而賽德克人呢?



越來越沈默的「賽德克」族人

在《夢想‧巴萊》一書中,魏導提到因《海角七號》突然成名後,由於外界太多的讚美和批評:「魏德聖三個字也離我越來越遠」;而在我的觀察裡,當《賽德克‧巴萊》越來越廣為人所知,「賽德克」也越來越像公共財,屬於大眾,屬於魏導,卻離真正在地的賽德克人越來越遠。

電影並沒有達到當初希望讓賽德克各支群之間和解、甚至融合的願望,反而讓彼此之間的界線更清楚。我的Toda好友Teymu主任無奈地說:「算我們倒楣,掃到風颱尾。」他也抱怨:「把我們的頭目鐵木‧瓦力斯演成這樣!」,因此不願去看下集。我家教的春陽部落Toda學生告訴我,他們青少年一起穿著原住民服裝去台中看《彩虹橋》(因為片末發現莫那‧魯道遺駭的年輕人是由春陽青年所飾演),然而他們如何從電影中的描繪,去認識、定位他們祖先的位置?親日?也是「賽德克巴萊」?或是只當它是一場以原住民為主角的電影而感到與有榮焉?

九月中《太陽旗》剛播出沒幾天,我就接到好久不見春陽魏牧師的電話。他問我看了沒,我說還沒空看。他要我趕緊去看,給一些評論,我有些推託地說,應該是你們族人自己出來講話才對啊!牧師回道:「妳是學者,而且是局外人,觀點會比較客觀。」我不敢說自己客觀,畢竟我與賽德克各支群有著不同程度認識、相處的經驗。然而,這篇文章最大的目的不是要讀者同意我的觀點,而是希望大家除了電影之外,能去看一看文中提到的這些書,甚至其他霧社事件的相關資料,進而激發出更多的對話與論點,我想這也是當初出版這一系列「巴萊」叢書的主要用意吧﹗

(註)這本書的受訪人是很多元的,除了賽德克三個語系,還包含仁愛鄉不同族群,以及埔里的平埔族,並不只侷限在Toda人的觀點。

MEPOERs said:
gustav: 說得真好,「我並非認為Toda人的口述記憶呈現了更多的「歷史真相」,它其實是主流論述強大力量下,所發展出另一個被壓抑的對抗式在地觀點。漸漸地我能體會Toda人長期的沈默與無奈,不願參加霧社事件紀念儀式的心情,以及霧社事件本身所牽涉的複雜族群與部落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