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險的人類學家
危險的人類學家
一段課本沒有的人類學往事
2012/09/17 . 專欄 . 公共人類學學術政治政治
作者: 講古
近年來，關於人類學公共化的討論在北美學界甚為熱烈，一般正典式的說法是，早期人類學者（以鮑亞士為典範）投身於公共事務的動能與熱忱，到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逐漸消散，「應用」人類學與「專業」人類學分道而行，前者的學術位階不斷矮化與邊緣化，而自居學院主流的「專業人類學」所產出的知識則與公眾關心的議題漸行漸遠。然而，這段「專業化」（或象牙塔化）的轉向，為何發生？如何發生？
正典學科史通常是從學科內部的建制化過程來闡述，卻甚少探究學術思想與學院設置如何受到外部政治氛圍所模塑。2004年由杜克大學出版，大衛．普萊斯（David Price）所撰的《危險的人類學》（Threatening Anthropology: McCarthyism and the FBI’s Surveillance of Activist Anthropologists）一書，細述冷戰結構下的恐共情結（Red Scare）如何損傷人類學界先前的自由學風，補充了學科史學較少著墨的政治面向。此書整理大量的解密檔案，描繪麥卡錫主義籠罩下的1950年代初期，聯邦調查局如何以維持國家安全之名對學院知識份子進行監控，他們在大學校園中安插職業學生，混進課堂聽課並參加社團活動，隨時回報師生言行，作法與台灣戒嚴時期的情報系統如出一輒（還是應該反過來說？）經調查認定為「共產黨同路人」的學者不但學術生涯難保，也連帶波及其父母、配偶與子女的公職前景。
從人類學角度觀之，這段美國的黑暗歷史最驚人之處，在於當時聯邦調查局長胡佛對於人類學顚覆潛力的慧眼獨具。胡佛擔心的並不只是與共產黨相關的行動，他也要求情報人員監控有關種族與性別的言論訴求。胡佛認為，「美國生活方式的基石，有賴於穩定的性別與種族階序」，他特別在意學者們在種族與性別議題上是否「踰越界線」，是否公開挑戰既定成規。Ben Feinberg (2006)在其書評“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Public Anthropology” 中舉了一個父執輩的親身經歷：其父親在1950年代初期主辦的一場大學舞會情景，竟成為調查局的列管檔案，滲透其中的美麗女情報員（當時偽裝身分是主辦人女友）向上司陳報的內容主題，並非任何意圖顚覆國家的共產主義言論，而是黑白種族之間的浪漫共舞，以及年輕大學女生暴露身體曲線的穿著。在胡佛的標準中，這些都是危害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的踰矩行為。因此我們可以想見，以尊重異文化、批判種族中心主義、挑戰性別本質論為核心圭臬的人類學知識，在胡佛眼中顯得特別危險。也因此，自廿世紀前半期即活躍於公共領域、積極參與社會改革的知名人類學者，如奧斯卡．劉易士與瑪格麗特．米德，都受到調查局的嚴密監控。
Oscar Lewis 'Pedro Matrinez: A Mexican Peasant and His Family'書中插圖
反觀當時不少馬克思主義人類學者，或因不夠知名不具公共影響力，或者像文化生態學者懷特（Leslie White）一樣，其左派思維只在純學術研究中實踐發揮，因而反而能免於政治騷擾之累。對於胡佛領導的國安系統來說，學者的激進思想可以儘量發表在沒什麼人看的學術專業期刊，但凡是涉及公共事務的評論與行動，都會挑動情報系統的敏感神經。因此，像露絲．班乃迪克與米德等公共人類學者，儘管其學術理路與政治傾向都和共產主義毫無關聯，但因為她們終身關注種族歧視、婦女權益、與貧窮問題，就被調查局列入監管名單（班乃迪克因為在麥卡錫時期開始之前即過世，因而免除後續的跟監騷擾）。雖然在這段時期中真正因政治因素而被解聘的人類學者數目很少，但由於調查局的手法包括介入教師徵聘機制、警告大學行政高層、與羞辱式的公開審訊，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確認，有多少位原本志業在於社會參與的年輕人類學者，因為無法取得教職，或因看不到前景而離開人類學領域(普萊斯在書中舉了少數幾個已知實例)。麥卡錫時期雖然不長，但對於北美人類學的公共化傳統，卻造成難以估算的耗損。
另外值得深究的是美國人類學會在這場政治風暴中的態度。在1949年，當時已是學界大老、建立了「人類關係區域檔案」（HRAF）的喬治．莫道克（George Peter Murdock），寫了封長信給胡佛表達其憂心焦慮，因為「共黨份子就要接管人類學界」了。莫道克認為，這些激進份子的加入，會讓人類學從一個科學領域轉變為別具政治企圖的宣傳工具，過往專業學者所致力的科學研究工作將被「社運」與「空談」所取代。莫道克完成此信的次年便應邀擔任美國人類學會「科學自由委員會」（Committee on Scientific Freedom）主席，他的信與這份職位，咸信導致了學會在往後數年間，對於調查局騷擾壓迫學界同仁的案件，抱持「不介入也不聲援」的中立（冷漠）立場。就筆者所知，美國人類學會至今尚未對這段歷史做出正式的說明或反省。
白色恐怖對於在台灣的我們而言，當然不是陌生新詞，台美兩地因清共、反共而造成的社會苦難，更不可等量視之。不過，看了美國的人類學史不免回想台灣，冷戰政治的世界觀與情感遺緒如何影響台灣人類學的成形及發展，是過往較少檢視的議題。例如，Ross在“Peasants on Our Minds: Anthropology, the Cold War, and the Myth of Peasant Conservatism”（2008）文中指出1960-1970年代盛行的「保守鄉民論」（鄉民的文化性格是保守的、前現代式的、需要外力催化方能進行技術改革等等），便與西方跨國治理機構為了預防農民革命重演，而向全球施行的發展方案相互呼應。這套鄉民社會學說，又如何形塑台灣漢人研究的學術傳統？
不過普萊斯一書給予筆者的啟發，並不只是檢討過往，而是對於更為通則性的、無所不在的學術／權力關係的反思。在當代，對政治壓迫的恐懼當然依舊存在，但更具效應的可能是對於專業／同儕規訓的恐懼，若我們因為恐懼而壓抑排除某些觀點論證，或為了符應政治正確而頌揚特定的議題與立場，未來的學科史學家會如何看待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生產？
一段課本沒有的人類學往事
2012/09/17 . 專欄 . 公共人類學學術政治政治
作者: 講古
近年來，關於人類學公共化的討論在北美學界甚為熱烈，一般正典式的說法是，早期人類學者（以鮑亞士為典範）投身於公共事務的動能與熱忱，到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逐漸消散，「應用」人類學與「專業」人類學分道而行，前者的學術位階不斷矮化與邊緣化，而自居學院主流的「專業人類學」所產出的知識則與公眾關心的議題漸行漸遠。然而，這段「專業化」（或象牙塔化）的轉向，為何發生？如何發生？
正典學科史通常是從學科內部的建制化過程來闡述，卻甚少探究學術思想與學院設置如何受到外部政治氛圍所模塑。2004年由杜克大學出版，大衛．普萊斯（David Price）所撰的《危險的人類學》（Threatening Anthropology: McCarthyism and the FBI’s Surveillance of Activist Anthropologists）一書，細述冷戰結構下的恐共情結（Red Scare）如何損傷人類學界先前的自由學風，補充了學科史學較少著墨的政治面向。此書整理大量的解密檔案，描繪麥卡錫主義籠罩下的1950年代初期，聯邦調查局如何以維持國家安全之名對學院知識份子進行監控，他們在大學校園中安插職業學生，混進課堂聽課並參加社團活動，隨時回報師生言行，作法與台灣戒嚴時期的情報系統如出一輒（還是應該反過來說？）經調查認定為「共產黨同路人」的學者不但學術生涯難保，也連帶波及其父母、配偶與子女的公職前景。
從人類學角度觀之，這段美國的黑暗歷史最驚人之處，在於當時聯邦調查局長胡佛對於人類學顚覆潛力的慧眼獨具。胡佛擔心的並不只是與共產黨相關的行動，他也要求情報人員監控有關種族與性別的言論訴求。胡佛認為，「美國生活方式的基石，有賴於穩定的性別與種族階序」，他特別在意學者們在種族與性別議題上是否「踰越界線」，是否公開挑戰既定成規。Ben Feinberg (2006)在其書評“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Public Anthropology” 中舉了一個父執輩的親身經歷：其父親在1950年代初期主辦的一場大學舞會情景，竟成為調查局的列管檔案，滲透其中的美麗女情報員（當時偽裝身分是主辦人女友）向上司陳報的內容主題，並非任何意圖顚覆國家的共產主義言論，而是黑白種族之間的浪漫共舞，以及年輕大學女生暴露身體曲線的穿著。在胡佛的標準中，這些都是危害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的踰矩行為。因此我們可以想見，以尊重異文化、批判種族中心主義、挑戰性別本質論為核心圭臬的人類學知識，在胡佛眼中顯得特別危險。也因此，自廿世紀前半期即活躍於公共領域、積極參與社會改革的知名人類學者，如奧斯卡．劉易士與瑪格麗特．米德，都受到調查局的嚴密監控。
Oscar Lewis 'Pedro Matrinez: A Mexican Peasant and His Family'書中插圖
反觀當時不少馬克思主義人類學者，或因不夠知名不具公共影響力，或者像文化生態學者懷特（Leslie White）一樣，其左派思維只在純學術研究中實踐發揮，因而反而能免於政治騷擾之累。對於胡佛領導的國安系統來說，學者的激進思想可以儘量發表在沒什麼人看的學術專業期刊，但凡是涉及公共事務的評論與行動，都會挑動情報系統的敏感神經。因此，像露絲．班乃迪克與米德等公共人類學者，儘管其學術理路與政治傾向都和共產主義毫無關聯，但因為她們終身關注種族歧視、婦女權益、與貧窮問題，就被調查局列入監管名單（班乃迪克因為在麥卡錫時期開始之前即過世，因而免除後續的跟監騷擾）。雖然在這段時期中真正因政治因素而被解聘的人類學者數目很少，但由於調查局的手法包括介入教師徵聘機制、警告大學行政高層、與羞辱式的公開審訊，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確認，有多少位原本志業在於社會參與的年輕人類學者，因為無法取得教職，或因看不到前景而離開人類學領域(普萊斯在書中舉了少數幾個已知實例)。麥卡錫時期雖然不長，但對於北美人類學的公共化傳統，卻造成難以估算的耗損。
另外值得深究的是美國人類學會在這場政治風暴中的態度。在1949年，當時已是學界大老、建立了「人類關係區域檔案」（HRAF）的喬治．莫道克（George Peter Murdock），寫了封長信給胡佛表達其憂心焦慮，因為「共黨份子就要接管人類學界」了。莫道克認為，這些激進份子的加入，會讓人類學從一個科學領域轉變為別具政治企圖的宣傳工具，過往專業學者所致力的科學研究工作將被「社運」與「空談」所取代。莫道克完成此信的次年便應邀擔任美國人類學會「科學自由委員會」（Committee on Scientific Freedom）主席，他的信與這份職位，咸信導致了學會在往後數年間，對於調查局騷擾壓迫學界同仁的案件，抱持「不介入也不聲援」的中立（冷漠）立場。就筆者所知，美國人類學會至今尚未對這段歷史做出正式的說明或反省。
白色恐怖對於在台灣的我們而言，當然不是陌生新詞，台美兩地因清共、反共而造成的社會苦難，更不可等量視之。不過，看了美國的人類學史不免回想台灣，冷戰政治的世界觀與情感遺緒如何影響台灣人類學的成形及發展，是過往較少檢視的議題。例如，Ross在“Peasants on Our Minds: Anthropology, the Cold War, and the Myth of Peasant Conservatism”（2008）文中指出1960-1970年代盛行的「保守鄉民論」（鄉民的文化性格是保守的、前現代式的、需要外力催化方能進行技術改革等等），便與西方跨國治理機構為了預防農民革命重演，而向全球施行的發展方案相互呼應。這套鄉民社會學說，又如何形塑台灣漢人研究的學術傳統？
不過普萊斯一書給予筆者的啟發，並不只是檢討過往，而是對於更為通則性的、無所不在的學術／權力關係的反思。在當代，對政治壓迫的恐懼當然依舊存在，但更具效應的可能是對於專業／同儕規訓的恐懼，若我們因為恐懼而壓抑排除某些觀點論證，或為了符應政治正確而頌揚特定的議題與立場，未來的學科史學家會如何看待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生產？
MEPO forum
is powered by Pho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