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崇這個人,推薦這本書
朱敬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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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是經濟學界的傳奇人物。薩氏當年在哈佛大學經濟系任教時,年僅28歲就獲得該校正教授長聘,打破原本經濟系費爾斯坦(Martin Feldstein)所保持的紀錄,堪稱學界奇蹟。不過,我向來不喜歡這一類的「速度」紀錄。數十年人生早一天晚一天拿博士、或是早一天晚一天當上什麼職位或名銜,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我推崇薩克斯這位傳奇人物,卻是因為別的原因。
在經濟學的專業中,「經濟發展」一向是比較冷門的領域。它之所以冷門,是因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通常牽涉到太多太多的面向,政治、文化、歷史、人口、教育等都與經濟活動息息相關,因此各國經濟發展很難找到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模式。於是,若干學者對印度經濟瞭若指掌,但卻對智利一竅不通;也許有人是中國經濟專家,卻對非洲國家的情形完全不進入狀況。經濟學界當然不乏「特定地區」經濟發展的權威,卻始終沒有人能夠貫穿融會眾多國家經濟,提出綜觀性的發展理論。以我所知,能夠達到圓融貫通各國發展的,學界僅薩克斯教授一人而已。
經濟發展學門較難深入探索的另一個原因,則與經濟學的訓練有關。在當今專業化的學門訓練趨勢下,絕大多數的經濟學者都是執一而精,或是專攻貨幣金融、或是熟悉家庭人口、或則投入國際貿易與城鄉移動。這些學者也許能對若干開發中國家的單一主題侃侃而談,但若是問他們某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整體性問題,他們往往就答不上來了。依我所知,學界唯一的例外,又是薩克斯教授。他懂金融、懂貿易、懂通膨、懂人口、懂非洲愛滋瘧疾、也懂各國歷史背景。也虧他如此博學多聞,才敢對不少國家提出經濟發展的建言。
讀者去網路查閱薩克斯教授的履歷,就知道我對他的推崇所言不虛。1984年,他是玻利維亞經濟發展的顧問;1989年,他協助波蘭重建家園;1991年,他向莫斯科提出咨議;九○年代初,他深入觀察中國;1994年,他幫助印度政府;1995年起,他開始關注非洲諸國。全世界各大洲的落後邦國,幾乎都有他的足跡。若問我自己,我有這份足跡遍天下的能耐嗎?坦白說,沒有。許多薩氏關懷的國家,都是沒水沒電、暴民事件頻傳、瘧疾普遍、政局不穩、衛生條件極差的地區。如果沒有菩薩心腸般的真誠關懷,我很難想像有幾位生活裕足的老美,願意遠離波士頓的舒適宅邸,經常性地往這些生活困頓的地方去跑。
其實大家也都了解,勤跑地方並不必然表示關心地方。許多政客四處遊走,看似無目的地上山下鄉,但終究還是有選票的期待。但是薩克斯卻顯然是一無所求。他既不參選波蘭總統,也不涉足南非政局;他的勤走落後地區,當然就沒有什麼動機置疑的空間。最難能可貴的,就是薩氏對各地的經濟發展難題,都能提出相當詳盡而仔細的建議,從每戶貸款、地區疫苗、學校與老師人數、農具缺少數量、耕作種籽需求、基金管理方式等,都做了詳細的估算。坦白說,這些估算無法構成學術貢獻,卻都需要非常細心的投入才可能做到。同樣一句話:若不是真誠的關懷,又有幾個人能做到這樣投入?
薩克斯教授從各國赤貧經濟地區所得到的共通經驗,就是「脫離貧窮往往是需要外力協助的」。在經濟學上,國家自陷於貧窮而無法自拔的狀態,稱為發展陷阱(development trap)。以往,這種陷阱理論始終得不到正統經濟學家的重視,但薩氏卻以簡單的數字證據,向世人說明陷阱之確實存在。其實平心而論,如果人類沒有自陷貧窮的陷阱,則表示各國國內的窮人都可以自行翻身,那麼各國政府又何必課累進稅、提供各種教育補貼、對弱勢者提供社會保險救助呢?既然各國政府都願意對國境內的貧弱伸出援手,如果要堅持對外國的貧弱不予聞問,這不是偏見歧視或本位作祟,又是什麼呢?
在過去二十年中,薩克斯為全世界貧窮國家奔走努力的方向概有二端,其一是要求富國免去貧國所積欠之債務,二是要求富國對貧國多提供瘧疾、愛滋等重大疾病的援助。對於豁免債務,薩氏常舉德國為例。他指出一次戰後德國的巨額債務逼出一個希特勒,但二次戰後德國未受債累反而成就了今日民主而穩定的歐洲。薩氏的說法深具說服力,也徹底顛覆了國際貨幣基金會數十年來的僵硬思維,開始對若干國家豁免債務。
至於要求各國援助醫療資源,薩氏則與聯合國秘書長、波諾、比爾蓋茲等人同一陣線,四處遊說奔走。薩氏不斷告訴大家,金援亞非洲貧困之醫療經費,對富國而言只是九年一毛,何樂而不為?此外,一個貧富不均的世界,也絕不會是一個和平的世界。富人即使從世局穩定之自利出發,也該為消滅貧窮而盡番心力。這些點點滴滴的遊說努力,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都會成為消滅貧窮的資源與動力。
柯林頓總統2007年在哈佛大學的演講時提到,人與人之間其實是有百分之九十九.九的基因是相同的。如果我們強調那千分之一的相異處,當然族群、勞資、左右、統獨都會是勢不兩立的對決。但如果我們珍惜那百分之九十九.九的相同處,就當然會同意薩克斯教授的奉獻與投入。相異相殊、人相我相,其實只是在一念之間。看看薩氏跨越國界、無條件、無前提的關懷,台灣那些在國內拼命撕裂族群的政客,不該羞愧到無地自容嗎?
薩氏將其投入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寫成《The End of Poverty: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 in Our Lifetime》一書,已由臉譜出版發行中譯版,我認為值得閱讀。閱讀該書,不只是為了分享他經濟發展的觀點,也是為了體驗他民胞物與的情懷。
貧窮國家的人民邁向富裕並非遙不可及
黃仁德 /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人類自古以來,大部分時間是處於貧困、匱乏的狀態。但到今日,經濟先進國家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會員國,卻已有很大的改變。這些國家的人民已享受一種富裕、豐饒的生活,過去貧困、匱乏的現象業已一掃而空。在美國、加拿大、西歐、日本等地,人民因為饑餓而死亡的現象可說已近絕跡,代之而起的卻是因為脂肪過多、高血壓等營養過多的病症死亡的激增。但我們能夠僅以這些經濟發展的局部情形而宣稱人類的經濟情況已經發展到了普遍富足的境界,貧窮已經消失了嗎?如果詳細地觀察世界各地的經濟情況,我們可以發現仍然存在著廣大低度開發的經濟地區,眾多生活於生存水準邊緣的人民。
二次大戰之後,貧窮國家大都在力求經濟發展,有些國家已有相當顯著的發展成就,但大多數的國家卻乏善可陳,進展有限,全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差距整體而言是在擴大而非縮小。雖然我們可以為一國的貧窮找出許多的原因,但總結而言,貧窮國家的原因就是貧窮,貧窮的本身既是貧窮的原因,亦是貧窮的結果。由於人口眾多,素質差,缺乏資本,知識技術水準低,生產力低,每人平均所得低,故儲蓄為零或接近於零,無法投資,沒有資本累積,無法採用新的機器設備,也無力進行教育與訓練的投資,每人的生產力無法提高,因此低所得再產生低所得,形成一種貧窮的惡性循環。
貧窮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最大的阻礙是人口過多、素質低落,致使每人平均產出偏低,有些勞動的邊際產出接近於零。人口結構中,最大部分是消費而不生產的人口,兒童死亡率高,成年人營養健康不良,未老先衰,退休年齡太早等現象。社會上,尤其是農村,普遍發生隱藏性失業,很多人表面上有工作,實際上邊際產出等於零,看起來一家人都在從事農業活動,但每個人的勞力都沒有充分發揮,產出都很小。
勞力為生產投入的重要因素,貧窮國家的人口在量的方面已不成問題,主要是如何提高這一豐富的人力資源的效率,那就是改進人力素質。沒有優良的人力素質,就不可能成功地使用現代生產技術與採用現代商業組織。歐洲在十四世紀黑死病流行,人口大量減少,對當時實為時代的慘劇,但在慘劇中解決了人口過剩的問題。由於人口的大量減少,勞工的供應不足,促使研究發明節省勞力的生產工具,生產技術因而快速進步,隨後發生了工業革命,帶動了歐洲經濟的發展。至今,過多素質低落的人口仍是印度、印尼、孟加拉、菲律賓、及中南美等國家經濟難以發展的最大障礙。此外,政府動亂無常,腐敗無能,行政效率非常低落,也是貧窮國家經濟發展的另一大障礙。因此,貧窮國家要求發展,必須要有一個誠實、穩定、健全的政府組織,制訂完善的法律、規章、制度,使人們的經濟活動有一定的準繩可以遵循,才能鼓勵人們投資,創造事業。
貧窮國家廣大群眾的無知及營養不良,使勞動沒有效率。有些落後的社會宗教觀念甚至由稱頌苦行生活而阻礙人們改善物質生活的期望。安貧樂道、知足常樂的修身觀念,每使社會缺乏朝氣,降低經濟發展的衝力。社會階級制度與其他形式的社會約束,限制了人們冒險創業與職業選擇的機會。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由封建繼承與傳統習俗而定,而非由個人的努力與能力來決定,個人想要創業革新,時常受到多方的阻礙。在貧窮國家,具有經驗、教育、進取精神而從事企業計畫的企業家,通常是少之又少,這是貧窮國家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之一。
雖然貧窮國家存在許多經濟成長的障礙,但這些障礙可能意謂著經濟發展的最大缺陷,也可能意謂著經濟發展的最佳契機。譬如,有些開發中國家的最大成長障礙係制度(不健全的政府、不合理的法律),只要對這制度有所改革,立即可以引起大量資金與技術的投入發展。有些地區,其成長的契機可能在於農業生產的引進新技術,例如,利用化學肥料與優良種籽。雖然開發中經濟同時存在著許多障礙,但有時針對某一問題的解法,遠比對所有問題同時解決為上策。不過,這種著重打破某一顯著障礙,只可說是短期暫時的策略。因為一種障礙獲得解決後,其他障礙立即變得重要。例如,當農民已掌握新技術後,跟著而來的是如何取得資本以增加產量。為了取得資本,貸款與有關融資的法律必須配合,因而制度也要跟著改進,其他成長的障礙也就逐漸顯露出來。因此,一個問題的解決,可先自某一因素開始,但它的成功與否又視其他許多因素而定,所以最後還是要將所有的成長障礙克服,才能克竟全功。
產量的增加,並不一定意謂著成長,許多貧窮國家的人口快速成長,吞沒了技術改進、產量增加的果實。現代科學於克服疾病方面的成功,遠勝於促進糧食的增產,所以現代落後地區的人民,因糧食不足而受到的死亡威脅較疾病的威脅為大。但是,愛滋病的爆發,使得全世界最貧困的非洲國家同時面臨糧食不足與疾病的雙重威脅,加重了這些國家的貧窮惡性循環。
當先進國家憂慮著儲蓄過多使有效需求不足而導致大量失業之際,貧窮國家正因儲蓄不足而著急。由於儲蓄不足而導致投資不足,經濟成長無以發生。貧窮國家的儲蓄與投資,不僅在量的方面不足,而且由全國經濟發展的觀點來看,其投資結構的品質亦不佳。例如,在許多貧窮國家,可見豪華別墅的建立,而工廠和公共設施卻少有人投資。
貧窮國家大部分的人民生活於最低生存水準的邊緣,因此推動經濟成長所需的資本形成將相當程度的依賴外在的力量——國外資本的流入。經由貸款、援助、或外國的投資,貧窮國家能夠獲得擴大生產的資金與設備。國外資本的流入是基於互利的原則,因為當富有國家的大部分高利潤投資機會枯竭時,其資金移轉到貧窮國家的高利潤投資機會,這對於兩方面均有好處。外國的投資除了可以帶給貧窮國家資本外,尚有引進新技術、增加就業機會,及帶進新觀念的優點。
事實上,各貧窮國家莫不設法引進外資,能否獲得足夠的外資,成為經建計畫能否順利推動、經濟能否成長的關鍵因素。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眾多的貧窮國家向已開發國家及國際金融組織(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IMF〕)借入了龐大的資金。有些國家確實得外資之助,而有顯著的經濟成長績效,國際收支漸趨改善、穩健,債信與債務負擔的問題並不存在。但是,大部分的國家借得外資之後,並沒有妥善、有效的將這些資金用於生產性的用途上,而是將其用於消費、缺乏效率的用途上,甚致落入貪腐政客的口袋中,因此無法促使經濟順利成長,國際收支反而日益惡化,債務負擔遂成為其經濟成長,乃至國際金融穩定的一大障礙。
對貧窮國家而言,外資的引進若能促使其經濟快速成長,則外債累積問題將不至於發生。若經濟成長遲緩,外債將會形成累積問題,進而對長期的經濟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貧窮國家債務危機對國際社會的影響是既廣且深的。就廣度而言,其影響波及全世界各國的經濟、政治、及社會發展;就深度而言,其後遺症將拖延長久,非短期所可消除。先進國家雖可幫助貧窮國家的資本形成、技術革新,但貧窮國家若一味迷信外來的經濟援助,反而會延緩自身的發展。因為資本、技術、自然資源是由人來支配的,貧窮國家經濟發展之所以緩慢,部分係種因於根深柢固的傳統文化與經濟制度的僵固,使得企業缺乏有效吸收勞力、資本、及技術的潛力。就亞當史密斯而言,他以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家的立場,力主經濟成長端賴合理的制度,在一合理制度下,經由「目不可見的手」的引導,經濟成長自然可以發生。若社會制度富於韌性,人們的努力自可提高,更多的智慧與資本將用之於生產。
經濟的發展,是一種舊社會解體而新社會重組的過程,但這必是徐緩漸進的過程。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人們必須破舊立新,視時代環境的需要,形成適宜的政策、制度,並且透過宣傳與實際行動,改變社會的價值觀念,打破阻礙成長的意識形態,使其有利於現代化的推展。貧窮國家可以期望由他人的幫助來推動經濟發展、脫離貧窮,但是基本的成長動力必須來自其本身。除非希求物質生活改善的慾望覺醒,否則其經濟是不可能起飛的。成長的過程是需要付出相當代價的,必須有新的制度、價值標準、及意識形態來引導成長的進行,否則社會必動盪不安而解體。為了帶動成長的進行,首先必須建立一有效率、開明的政府組織,當這個神經中樞意識到成長的需要時,其他的組織單位便會跟著配合活動起來。
事實上,大部分貧窮國家的政府於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因為幾乎所有的貧窮國家均缺乏現代企業經驗,所以政府須承擔起企業家的功能;政府必須大量投資於社會經常資本的建立,且必須負責全面的經濟規畫;及貧窮國家的市場組織大都是原始形態且價格機能缺乏效率,無法自動有效地執行資源的派用,這種缺陷必須由政府來彌補。但諷刺的是,貧窮國家的政府往往是經濟發展、脫離貧窮的阻力而非助力。
雖然走向先進、富裕國家的路程遙遠而艱難,但在全國人民共同的努力、奮鬥及先進國家的協助下,貧窮國家的人民邁向富裕並非是一遙不可及的夢。《終結貧窮——如何在我們有生之年做到》一書的作者薩克斯即持此種樂觀的看法。薩氏以悲天憫人的胸懷,致力於協助貧窮國家脫貧。雖然如何使貧窮國家的經濟能夠發展起來,脫離貧窮,是一個陳年、不再熱門的議題,但薩氏卻從資訊經濟的興起、俄羅斯經濟的重建、中國經濟的崛起、印度的經濟改革、二十一世紀的到來、愛滋病的蔓延,及美國的反恐行動等不同於以往的新角度來探討如何終結貧窮,內容廣泛,見解精闢,令人敬佩。貧窮是一嚴肅的經濟議題,薩氏是一傑出的經濟學家,但在《終結貧窮——如何在我們有生之年做到》一書中卻以淺顯易懂、深入淺出貼近現實生活的文詞來探討貧窮的問題。這是一本雅俗共賞,值得向大家推薦細細品味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