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長在打開的樹洞》

《我長在打開的樹洞》
寫給支亞干部落的情書
2021.05.24 太魯閣族、返鄉青年、性別
作者：邱韻芳

Apyang Imiq（程廷）

太魯閣族，生長在花蓮縣萬榮鄉支亞干部落。畢業於台灣大學建築與

城鄉研究所，現任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部落簡易自來水委員會總幹事

、部落會議幹部、部落旅遊體驗公司董事長。

曾獲2007、2010、2015、2016、2018、2019、2020台灣原住民族文學

獎散文組獎、2020台灣文學獎原住民族漢語散文獎、2020年國藝會創

作補助。



翻開《我長在打開的樹洞》書裡的作者簡介忍不住好奇，看到這一長串頭銜和經歷，一般讀者會想像Apyang是怎麼樣的一個原住民青年？

Apyang生長的部落有一條名為Rangah Qhuni的支亞干溪，意思是「打開的樹洞」，形容河道突然開闊，就像深邃的洞穴被打開，陽光照射進來的樣貌。2014年五月，我受邀到太魯閣族學生青年會分享博論改寫的新書因而認識了Apyang，至今剛好七年，幸運地見證了這段期間他的兩個關鍵性人生轉折：離開混跡十年的台北回到部落定居，以及因為務農和想要學習打獵，逼迫自己的體重從白淨漂亮的五十五公斤上升到像野蠻大叔的七十七。我不知道其他人如何定位這本書，但在我讀來，它就是Apyang寫給支亞干滿滿愛意的情書集，這個「支亞干」包含了部落的今昔地景、重新種回的小米、經過他的田隨時會駐足評論的族人、和他一起用沉默和汗水蓋雞寮的爸爸、他離家出走後先傳訊喊心痛後傳訊問有無鍋碗棉被枕頭的媽媽……，以及和他同住同婚的親密愛人。Apyang的文字生動、細膩又別有韻味，Apyang的愛真摯、濃烈又執著，就和他的行動一樣。

不只是小米

Apyang與我所知大部分「返鄉青年」的路徑很不相同。非公教人員身份的高學歷原青回部落後，大多是進協會、接計畫、辦活動，Apyang起初也是，但僅僅做這些無法滿足他這個「不是零就是100」的太魯閣族， 因為他想成為「部落人」的意念如此強烈，因為他發現社區計畫、部落文史、環境永續等各種當代專業名詞的背後，其實就只是「生活」兩個字而已。

2017年Apyang開始做農，當時他的正職還是東華大學的計畫專任助理，某次火旁圍聚和幾個部落青年聊到消逝的小米，覺得與其總是想像不如把它種回來，於是四處尋找種子分給年輕人，讓他們回去找自己的老人家帶著種小米。親身投入小米復耕的Apyang在跟著長輩學習tmuguy （播種）、knbabaw（間拔）、tmigan（脫殼）、tnbus（篩選）的過程中，逐漸愛上身體勞動的感覺，且越來越被部落的土地迷住和黏住，一發不可收拾。

記得那段期間有回和科技部人社計畫的各校夥伴一起到支亞干參訪，由Apyang為眾人介紹此計畫在部落的執行項目，我看著眼前身在心不在意興闌珊的他，完全不同於臉書上那個熱情洋溢在田裡勞動著的Apyang。那一段日子，他不樂意接參訪，也不情願外出分享所謂的社造經驗，只想全身全心地浸泡在部落的土地和日常生活裡。於是他決定離開東華，成為全職農夫，就在2017這一年。

剛開始下田時，Apyang老實的可愛，用手拔草用手灑肥料用手翻土，強迫肉體歸向自己浪漫幻想的傳統中，直到身體抗議才認份學用割草機，打電話請人來幫忙翻土。他一直期待能因務農被稱讚是認真學習傳統文化的laqi（小孩），但老人家不允許浪漫、不切實際的農活。Apyang很喜歡的一個payi（女性耆老）和另一個 baki（男性耆老）始終無法認同他的做農方式，在看到雜草眾多的小米田後不約而同地冷冷吐槽：「自己想清楚啦！」，不只如此，payi還留下難以辯駁的有力評論：「你就是被外面的Teywan（漢人）騙了，以前要我們灑藥加化肥的是Teywan，現在要我們做有機愛土地的又是Teywan。」。

儘管得不到喜歡的長輩支持很傷心，Apyang還是堅持不灑藥，以他認為對土地友善的方式種植。沒辦法，就是傻啦，「瀟灑的傻」。

「下山的山蘇」

在這本書裡，Apyang以很有畫面感和時間感的文字描繪了不少部落地景的今昔對比，其中我特別有體會的是以古調歌詞—Biyi Brayaw Biyi Sruhing—破題開場的這一篇。

雖沒見過歌裡描繪的「用姑婆芋（brayaw）和山蘇（sruhing）搭建的獵寮（biyi）」，但「下山的山蘇」是我二十多年前在太魯閣族重光（Branaw）部落做博士論文田野時就已常見的景象。當時我住在一個教會長老家裡，他家是部落的山蘇集散地之一，在收成的季節，常有幾位老人家聚集家門口一起整理從各個田裡送來的山蘇，根據不同大小分類、裝箱，我總是抓緊機會坐下幫忙，有聽但沒怎麼懂地看著老人家用族語八卦、閒聊。

姑婆芋和山蘇是山上常見的植物，因為葉子張狂的外形被獵人拿來蓋獵寮，還被唱進了這首連我都能朗朗上口的古調。如今姑婆芋仍留在山上，山蘇卻集體遷徙下山了。為什麼山蘇會下山？因為多年前突然市場有大量需求，在店家與中盤商遊說下，花蓮北、中區許多部落開始大量種植。適宜的環境條件讓山蘇得以填塞在回收成本緩慢的造林地，形成特殊的「部落式林下經濟」，此外，山蘇產業造就許多工作機會，讓傳統農忙時家庭間相互幫忙的snbarux（換工）和sntuku（還工）重新回到部落，生產出各種的「山蘇班」。

但遺憾地，「雖然山蘇的種植端保有部落的傳統性，銷售端卻落入了現實的新台幣市場機制」，Apyang如此寫著，「農人即使清楚收購價格遠低於市場賣出價格，卻仍舊配合演出，時間到了把山蘇安裝在箱子裡，擺放在門口等著老闆開著貨車搬走。」

務農初期也曾想種山蘇，但在瞭解山蘇產業乃是掌握在少數中盤商手中後，骨子叛逆的他打消了念頭。「我更期待山蘇依舊如過往，盤據在樹枝上，有自己的高度，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權力。」Apyang這樣說。

織與獵

文獻裡總說，在太魯閣族的傳統裡，男人打獵，女人織布，這是涇渭分明不可越界的規範。但 Apyang喜歡織布，更愛打獵。

Apyang還在台北工作時，曾送我一個別緻的織布書籤，至今還珍藏在我辦公室的抽屜裡，那是他在政大人社計畫擔任專任助理時，和烏來部落織女以及計畫夥伴一起開發的文創產品。Apyang會用紐西蘭進口的桌上型織布機織細長的織帶，但不敢碰ubung（傳統地織機），因為一個部落姐姐鄭重告誡他，這是gaya（禁忌）。於是，他只能抱著、撫摸著曾外祖母用美援時期傳教士贈送毛衣拆下的繽紛毛線所織成的qabang（棉被），期待著有那麼一天，能真正的觸摸ubung，和她對話……

相對於寫織布時的戒慎恐懼，書中Apyang提到好幾回跟著獵人上山打獵的經歷，總是那樣的暢快淋漓。他說，想學習打獵不是因為殺生的快感，而是在認識自己生長的這片土地，以及連結自身存在和祖靈的關係，那是一種難以形容的神聖感。

能夠取得獵物不僅要有山林知識、祖靈的祝福，還要看bhring（靈力）。倆人一起上山時，如果彼此的bhring氣味相投，就彷如強大的颶風，什麼獵物都能輕易捲進槍口下，但如果bhring不合，單單上山都會有危險。然而，曾經帶著Apyang一起上山得到許多獵獲的一位大哥和舅舅，卻在他臉書出櫃之後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再聯繫。「我們的bhring曾經那麼契合，那麼有默契，如今什麼原因擾亂我們的風……」，Apyang這樣問著。

讀著這些令人時而感動時而心疼的文字，我忍不住想起我原專班的學生，那個超愛織布，心願是以後到各個國小教織布的他/她，以及那個會織布也很會爬山負重我們戲稱為「地表最強阿嘟」的他/她……

「愛的豬肉轉圈圈」

看到這篇文章的標題笑了，腦中浮現同時哼起一句流行老歌的歌詞。殺豬分肉是我博論田野裡的日常，因為豬碰到太魯閣族很倒楣，好事要殺豬壞事也要殺豬，報導人這樣說。

太魯閣人的殺豬原因分兩大類，一是消災解厄，家人受傷、婚前性行為、外遇等，豬肉作為罪的替代品，這類殺豬不大肆宣揚，只有真正的親友能來。另一種是歡樂的殺豬，結婚、落成、買車等，此時豬肉是「喜肉」是幸福的化身，只要與家中成員有一點關係，甚至經過儀式現場的路人都能參與。

這一天，Apyang和他的刀興奮地接下擔任「勇士」的任務，幫另個太魯閣部落的新人殺豬。本該是大張旗鼓分享幸福分享愛的場合，但因主角是兩個他，於是儀式前很謹慎地只約雙方親戚，和兩位當事人都認識的少數友人。「今天為什麼殺豬？」Apyang動刀時聽到場上一位來幫忙殺豬的勇士問。「喔，家裡小孩有好工作啦，想說殺豬慶祝，讓路走的更順。」另一位勇士小心回答。殺完豬分完肉，打開桌子，放上保力達、水煮內臟和豬血粥。酒過三巡，新郎弟弟抓起麥克風：「恭喜哥哥結婚，我真的好開心……」

太魯閣人至今堅持在部落現場殺豬而不能由屠宰場代勞，因為祖靈要聽到豬的叫聲才知道來參加，一直記得我的報導人這樣說。「結婚殺豬是簽約」，Apyang如此生動地比喻，「豬肉已經帶我們連接祖靈，殺豬的族語是powda，過渡、通過、走過之意，無論接受不接受，喜歡不喜歡，儀式已然成立……」

在山上迷路的Tama

很喜歡Apyang在這本書裡對於許多部落人物的生動描繪，尤其是佔了相當篇幅的Tama（爸爸）。

Apyang的爸媽成長於在學校說族語會被掛狗牌的年代，務農的新台幣匱乏讓他們不願回頭，出社會後渴望著晉升中產階級，也在努力下如願。因為如此，Apyang從小被規定好好唸書、寫作業、背聖經經文、讀課外讀物，因而培養出對閱讀的興趣，進一步發展成寫作的熱忱；但也因為如此，他雖然從小生長於部落，卻從不曾真正親近過土地。

曾當過獄警、村幹事，鄉公所公務人員的Tama，總以精明幹練的手法和幽默族語協助族人申請年金、津貼、補助，因此家門口常收到蔬菜豬肉等餽贈。但這些餽贈「不是從他自己雙手生產出來的」（好有深意！），所以他帶Apyang去找祖父留下的土地時慌亂地在山上迷路，用Apyang的割草機時老是搞錯汽油機油比例。

退休後的Tama想過農人生活，Apyang提議養雞，於是父子一起蓋雞寮（biyi）。從一開始的懷疑（我的tama真的會蓋biyi嗎？），而後Tama動手他輔助，到最終倆人身體形成一種默契，不需言語就能把梁柱架上，浪板鎖上，牆版前後固定。「我們的對話加起來不及一首詩」，Apyang如此詩意地表述，沉默的共做和汗水是父子倆最溫暖的溝通工具。

退休後的Tama依舊盼望有一展長才的機會，於是競選部落會議主席，Apyang卻不顧自家人要支持自家人的部落法則，在媽媽要他投給Tama時表明會投給心中更合適的人選。Apyang臉書出櫃後家裡掀起軒然大波，他離家出走後的某日Tama打電話來，叫他明早六點一起去水源頭換水管，說換水管一定要兩個人……

「我們很像斷裂的民族」，Apyang這樣喟嘆著。因為小時候爸媽不和他講族語，讓他和部落裡不會講國語的老人像活在兩個平行時空；Apyang熱切地想瞭解、找尋自己的根源，卻從未從Tama口中，聽到他說想認識祖父的故鄉。但斷裂已經逐漸被填補，因為Apyang是最用力的太魯閣族，因為爸媽對他的愛無庸置疑。

鄭重向大家推薦這本我讀了又讀，充滿部落氣味和力量的《我長在打開的樹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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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韻芳 《我長在打開的樹洞》：寫給支亞干部落的情書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