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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田野險惡，還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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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田野險惡，還是人心
分類標籤: 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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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19, 2018 05:17PM 發表文章數: 8,252 |
是田野險惡，還是人心
談人類學研究生Henrietta Schmerler（1908-1931）的死亡與污名
2018.10.15 田野工作 回應 22
作者：林浩立
1931年春季，才剛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就讀滿一年的Henrietta Schmerler，就像我認識的臺灣人類所碩士生一樣，一方面必須面對沈重的課業負擔和助教工作，另一方面還要安排能夠初試身手的暑期田野，而她的指導老師Ruth Benedict在新墨西哥州限定六名學生的田野實習班更是炙手可熱。儘管Schmerler的聰慧與能力早已受到系上師長們的肯定，甚至還送出了一篇之後被《美國民俗期刊》（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接受刊登的論文，她最終還是沒有獲得這個名額。但Benedict勉勵她不要氣餒，要她去找另外位指導老師、鼎鼎大名的「Franz老爹」Franz Boas問看看有沒有別的機會，並補充道：「他老人家對妳可是有很高的期望呢！」受到鼓舞的Schmerler立刻跟Boas約了時間面談，而Boas也旋即從系上的一個特別的經費來源提了五百美金給她作為田野補助之用，並建議她去「白山阿帕契印第安人保留區」，因為那邊已經很久沒有研究者進去了。沒有人會想到，這是前途一片光明的她首次也是最後一次的田野。於1931年六月底進入白山保留區的Schmerler，在做了將近四個禮拜的研究後，於七月底被發現陳屍於山溝中，遺體上有明顯他殺與性侵的跡象。十一月，一位當地阿帕契青年Golney Seymour認罪，之後在法院被裁定一級謀殺罪成立，處以無期徒刑。這個在當時震撼美國人類學界的案件，現在則隨著當事人的逐一死去（Seymour在假釋出獄後於1980年死於保留區家鄉中）而逐漸被遺忘。
翻拍自Henrietta Schmerler and the Murder that Put Anthropology on Trial (Schmerler 2017:23)
我第一次聽到Henrietta Schmerler的名字，是兩年前在書寫一位於1939年巴西田野地中自殺的美國新銳人類學家Buell Quain的文章時，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的。與Schmerler一樣同樣系出於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Benedict門下，Quain的死很自然地讓許多人聯想到八年前的Schmerler。然而深受Quain自殺疑雲吸引的我，對看似證據確鑿的Schmerler案件並沒有感到特別好奇。我當時不知道的是，她的死亡事件之後變得如同某種警世故事一般在關於研究倫理與方法的著作中流傳著：不要像她一樣，害自己在做田野時被殺害。例如在1986年美國人類學學會的《人類學新聞》（Anthropology Newsletter）刊物中，即有一系列針對這個案件與田野中的性別議題的討論。在這些論述中，她往往被形容成了一個不聽師長指示、不願意接受當地官員與白人居民的幫助、遊玩多於研究的天真莽撞的研究生，更極端的還有輕忽異地性別關係、以性吸引力換取資訊卻玩火自焚的心機女子的形象。然而年僅二十二歲、受到哥倫比亞人類學系嚴謹訓練且備受到期待的Schmerler真的是這樣子的人嗎？她的姪子GIl和姪女Evelyn Schmerler在事件發生多年後仍鍥而不捨地挖掘檔案資料，試圖為這位素未謀面的姑姑洗刷污名。去年他們把三十多年來的成果發表成Henrietta Schmerler and the Murder that Put Anthropology on Trial（2017）一書，並且建立網站，還原她在如此明顯的「責怪受害者」的論述之外，更加立體的樣貌。Gil也與有相同親身經驗的人類學家Megan Steffen聯繫上，一同為這個攸關田野倫理但沒有被仔細討論的議題發聲。
若要真的瞭解Schmerler，那就必須回到那致命的田野現場。然而距今八十幾年的田野我們要如何回去？Gil和Evelyn用了許多沒有任何人看過的材料為我們重建當時的狀況，這些包括田野書信、FBI檔案（透過艱苦的法律程序才拿到的）、以及最重要的，她三個多禮拜的田野筆記（被收納在亞利桑那州立博物館庫房中完全沒人碰過）。她在田野中的狀況大致如下：在有些唐突地進入保留區並與地方政府官員照過面後，Schmerler很快地找到了一間小木屋獨自居住，並以此為基地開始蒐集關於當地阿帕契社會文化的資料。Benedict有交代她設法找一位印第安女子當田野助手，而從田野書信中來看，她也的確照做了，但一直沒人願意應徵。在一封寄給Boas的田野報告中，她表示當地女子對她普遍有些敵意、無法親近，也因此她大部分的訪談都是與男人進行的。她也沒有刻意不搭理當地白人居民，而且由於阿帕契人在保留地中流動的生活型態，她在田野中主要的社交對象仍舊是白人。最後，她為期三個多禮拜用打字機編輯完成的田野筆記顯示她是一位嚴謹的研究者，並非玩心仍重的年輕人。筆記裡面記滿了關於宗教、親屬、成年禮、舞蹈、神話傳說的資料，並且註明了各個報導人的名字。另一方面，她的田野家書則透露了她孤寂的感受，以及進行田野工作的挫折。但她的言詞之間仍充滿對阿帕契人的尊重。
田野筆記
（http://henriettaschmerler.com/index.html）
七月十八日，研究重心開始轉向阿帕契舞蹈的Schmerler非常希望能參加當晚在遠處的一場大型舞蹈活動，原本答應要開車載她過去的一位當地居民卻遲遲未出現。傍晚的時候，另一位她熟識的居民騎著馬經過小木屋前面。她問他有沒有她的座車的消息，對方表示沒有，但指著後面一位她見過面但從未說過話、同樣騎著馬的阿帕契青年，說他也會去參加舞蹈活動，這位青年就是Golney Seymour。在確定Seymour稍後真的要去參加舞蹈活動後，她接著便問他有沒有另一匹馬可以騎，他回答沒有，只有自己這匹，她於是回答沒關係。Seymour接著騎回自己的住處稍事休息，大約半小時後他又騎著馬出現在小木屋前面，這次就是要出發前往舞蹈活動了。Schmerler與他短暫交談後，終於在他的示意下跳上馬坐在他的前面，誰會知道這趟就是她的死亡之路。
以上情境都是透過證人筆錄、Schmerler當天的家書、以及Seymour第一次的自白重建的。但當這個案子開始被拿到法庭進行檢方辯方的攻防時，Schmerler開始被賦予了很不一樣的面貌。透過辯方律師的策略引導，Seymour把當天兩次與Schmerler的碰面簡化成一次（且竟然沒有被檢方質疑），表示她一開始在家中就用酒精和言語勾引他，騎在馬上時又不斷挑逗他，接著他們在路旁發生了「你情我願」的性行為後，她卻暴躁起來攻擊他，他出手回擊才意外造成她的死亡。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的師長們，包括她的指導老師Benedict以及與她討論過研究計畫的Margaret Mead，也間接地參與了這樣的形象的營造。他們近乎口徑一致地表示是Schmerler沒有遵照他們的教導與指示，在田野中自己亂闖才會造成這樣的後果，並強調過去幾年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曾指派多達九十一位年輕女性至印第安人保留區進行田野研究，從來沒有出事。Benedict的態度更是堅決。當Schmerler的死訊傳開時在隔壁州帶田野課程的她不但沒有前往關切，她甚至不願意出席法庭擔任其人格證人。如此的態度是有原因的，其一，Schmerler之死當時嚴重地影響到美國人類學界繼續進入印第安人保留區做研究的可能性，也使得田野工作研究方法受到質疑。其二，Boas畢生提倡的文化相對主義就是要扭轉落後野蠻的印第安人的文化面貌，但Schmerler的死亡事件卻又危及了這樣的立場。因此，他們必須要強調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個人行為，來確保人類學這門事業。於是就這樣，儘管Seymour最後在法庭上被定了罪，但Schmerler的污名也由此成形。
透過Gil和Evelyn的資料以及家人朋友對她的記憶，我們可以知道Schmerler絕不是一個會拿性和酒勾引當地男子的人。她甚至不怎麼喝酒，在田野書信中也有提及酒精對阿帕契文化的負面影響。她的田野筆記也顯示對當地性別關係有清楚的瞭解，並且有在遵循指導老師給她的建議。事實上，哥倫比亞人類學系的師長們在說的那些沒被她遵守的「指示」，從來就十分模糊，而一直以來他們都給予研究生進行田野工作時相當大的自由度。到頭來，她就是一位初次做田野的研究生，也許有些天真，但絕非沒有章法，也許有些執著，但絕不會為此違背田野倫理。而本著Boas文化相對主義的教誨，她應該相信若真誠地對待當地人，會獲得同等的回報。也正是如此，當天急切地想要參與舞蹈活動的她，會選擇跨上一位陌生男子（而且已婚）的馬匹。誠如Gil在接受訪談時說，她就是在錯誤的時間遇上不對的人，與阿帕契文化和人類學研究方法都沒有直接關係。
Schmerler的故事也告訴我們，為何今日的#MeToo運動儘管面臨相當的爭議，仍舊十分重要。若是沒有任何發聲權，且面對的是龐大的權力結構（在此是人類學界），即使罪證確鑿的案子也會被塑造成受害者是自食其果。想想看，在每一個「越想越不對勁」的揶揄背後，有多少個背負著幾十年的污名無法為自己出聲的Henrietta Schmerler？另外方面從研究方法的角度來談，人類學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之中以及之後會遇到什麼樣的質疑、批評，沒有人能預料。唯一能確定的是，不論田野時間多短暫也要把田野筆記寫好。從太多的例子可以看到，田野筆記最後往往會是最好的辯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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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浩立 是田野險惡，還是人心：談人類學研究生Henrietta Schmerler（1908-1931）的死亡與污名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84)
談人類學研究生Henrietta Schmerler（1908-1931）的死亡與污名
2018.10.15 田野工作 回應 22
作者：林浩立
1931年春季，才剛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就讀滿一年的Henrietta Schmerler，就像我認識的臺灣人類所碩士生一樣，一方面必須面對沈重的課業負擔和助教工作，另一方面還要安排能夠初試身手的暑期田野，而她的指導老師Ruth Benedict在新墨西哥州限定六名學生的田野實習班更是炙手可熱。儘管Schmerler的聰慧與能力早已受到系上師長們的肯定，甚至還送出了一篇之後被《美國民俗期刊》（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接受刊登的論文，她最終還是沒有獲得這個名額。但Benedict勉勵她不要氣餒，要她去找另外位指導老師、鼎鼎大名的「Franz老爹」Franz Boas問看看有沒有別的機會，並補充道：「他老人家對妳可是有很高的期望呢！」受到鼓舞的Schmerler立刻跟Boas約了時間面談，而Boas也旋即從系上的一個特別的經費來源提了五百美金給她作為田野補助之用，並建議她去「白山阿帕契印第安人保留區」，因為那邊已經很久沒有研究者進去了。沒有人會想到，這是前途一片光明的她首次也是最後一次的田野。於1931年六月底進入白山保留區的Schmerler，在做了將近四個禮拜的研究後，於七月底被發現陳屍於山溝中，遺體上有明顯他殺與性侵的跡象。十一月，一位當地阿帕契青年Golney Seymour認罪，之後在法院被裁定一級謀殺罪成立，處以無期徒刑。這個在當時震撼美國人類學界的案件，現在則隨著當事人的逐一死去（Seymour在假釋出獄後於1980年死於保留區家鄉中）而逐漸被遺忘。
翻拍自Henrietta Schmerler and the Murder that Put Anthropology on Trial (Schmerler 2017:23)
我第一次聽到Henrietta Schmerler的名字，是兩年前在書寫一位於1939年巴西田野地中自殺的美國新銳人類學家Buell Quain的文章時，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的。與Schmerler一樣同樣系出於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Benedict門下，Quain的死很自然地讓許多人聯想到八年前的Schmerler。然而深受Quain自殺疑雲吸引的我，對看似證據確鑿的Schmerler案件並沒有感到特別好奇。我當時不知道的是，她的死亡事件之後變得如同某種警世故事一般在關於研究倫理與方法的著作中流傳著：不要像她一樣，害自己在做田野時被殺害。例如在1986年美國人類學學會的《人類學新聞》（Anthropology Newsletter）刊物中，即有一系列針對這個案件與田野中的性別議題的討論。在這些論述中，她往往被形容成了一個不聽師長指示、不願意接受當地官員與白人居民的幫助、遊玩多於研究的天真莽撞的研究生，更極端的還有輕忽異地性別關係、以性吸引力換取資訊卻玩火自焚的心機女子的形象。然而年僅二十二歲、受到哥倫比亞人類學系嚴謹訓練且備受到期待的Schmerler真的是這樣子的人嗎？她的姪子GIl和姪女Evelyn Schmerler在事件發生多年後仍鍥而不捨地挖掘檔案資料，試圖為這位素未謀面的姑姑洗刷污名。去年他們把三十多年來的成果發表成Henrietta Schmerler and the Murder that Put Anthropology on Trial（2017）一書，並且建立網站，還原她在如此明顯的「責怪受害者」的論述之外，更加立體的樣貌。Gil也與有相同親身經驗的人類學家Megan Steffen聯繫上，一同為這個攸關田野倫理但沒有被仔細討論的議題發聲。
若要真的瞭解Schmerler，那就必須回到那致命的田野現場。然而距今八十幾年的田野我們要如何回去？Gil和Evelyn用了許多沒有任何人看過的材料為我們重建當時的狀況，這些包括田野書信、FBI檔案（透過艱苦的法律程序才拿到的）、以及最重要的，她三個多禮拜的田野筆記（被收納在亞利桑那州立博物館庫房中完全沒人碰過）。她在田野中的狀況大致如下：在有些唐突地進入保留區並與地方政府官員照過面後，Schmerler很快地找到了一間小木屋獨自居住，並以此為基地開始蒐集關於當地阿帕契社會文化的資料。Benedict有交代她設法找一位印第安女子當田野助手，而從田野書信中來看，她也的確照做了，但一直沒人願意應徵。在一封寄給Boas的田野報告中，她表示當地女子對她普遍有些敵意、無法親近，也因此她大部分的訪談都是與男人進行的。她也沒有刻意不搭理當地白人居民，而且由於阿帕契人在保留地中流動的生活型態，她在田野中主要的社交對象仍舊是白人。最後，她為期三個多禮拜用打字機編輯完成的田野筆記顯示她是一位嚴謹的研究者，並非玩心仍重的年輕人。筆記裡面記滿了關於宗教、親屬、成年禮、舞蹈、神話傳說的資料，並且註明了各個報導人的名字。另一方面，她的田野家書則透露了她孤寂的感受，以及進行田野工作的挫折。但她的言詞之間仍充滿對阿帕契人的尊重。
田野筆記
（http://henriettaschmerler.com/index.html）
七月十八日，研究重心開始轉向阿帕契舞蹈的Schmerler非常希望能參加當晚在遠處的一場大型舞蹈活動，原本答應要開車載她過去的一位當地居民卻遲遲未出現。傍晚的時候，另一位她熟識的居民騎著馬經過小木屋前面。她問他有沒有她的座車的消息，對方表示沒有，但指著後面一位她見過面但從未說過話、同樣騎著馬的阿帕契青年，說他也會去參加舞蹈活動，這位青年就是Golney Seymour。在確定Seymour稍後真的要去參加舞蹈活動後，她接著便問他有沒有另一匹馬可以騎，他回答沒有，只有自己這匹，她於是回答沒關係。Seymour接著騎回自己的住處稍事休息，大約半小時後他又騎著馬出現在小木屋前面，這次就是要出發前往舞蹈活動了。Schmerler與他短暫交談後，終於在他的示意下跳上馬坐在他的前面，誰會知道這趟就是她的死亡之路。
以上情境都是透過證人筆錄、Schmerler當天的家書、以及Seymour第一次的自白重建的。但當這個案子開始被拿到法庭進行檢方辯方的攻防時，Schmerler開始被賦予了很不一樣的面貌。透過辯方律師的策略引導，Seymour把當天兩次與Schmerler的碰面簡化成一次（且竟然沒有被檢方質疑），表示她一開始在家中就用酒精和言語勾引他，騎在馬上時又不斷挑逗他，接著他們在路旁發生了「你情我願」的性行為後，她卻暴躁起來攻擊他，他出手回擊才意外造成她的死亡。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的師長們，包括她的指導老師Benedict以及與她討論過研究計畫的Margaret Mead，也間接地參與了這樣的形象的營造。他們近乎口徑一致地表示是Schmerler沒有遵照他們的教導與指示，在田野中自己亂闖才會造成這樣的後果，並強調過去幾年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曾指派多達九十一位年輕女性至印第安人保留區進行田野研究，從來沒有出事。Benedict的態度更是堅決。當Schmerler的死訊傳開時在隔壁州帶田野課程的她不但沒有前往關切，她甚至不願意出席法庭擔任其人格證人。如此的態度是有原因的，其一，Schmerler之死當時嚴重地影響到美國人類學界繼續進入印第安人保留區做研究的可能性，也使得田野工作研究方法受到質疑。其二，Boas畢生提倡的文化相對主義就是要扭轉落後野蠻的印第安人的文化面貌，但Schmerler的死亡事件卻又危及了這樣的立場。因此，他們必須要強調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個人行為，來確保人類學這門事業。於是就這樣，儘管Seymour最後在法庭上被定了罪，但Schmerler的污名也由此成形。
透過Gil和Evelyn的資料以及家人朋友對她的記憶，我們可以知道Schmerler絕不是一個會拿性和酒勾引當地男子的人。她甚至不怎麼喝酒，在田野書信中也有提及酒精對阿帕契文化的負面影響。她的田野筆記也顯示對當地性別關係有清楚的瞭解，並且有在遵循指導老師給她的建議。事實上，哥倫比亞人類學系的師長們在說的那些沒被她遵守的「指示」，從來就十分模糊，而一直以來他們都給予研究生進行田野工作時相當大的自由度。到頭來，她就是一位初次做田野的研究生，也許有些天真，但絕非沒有章法，也許有些執著，但絕不會為此違背田野倫理。而本著Boas文化相對主義的教誨，她應該相信若真誠地對待當地人，會獲得同等的回報。也正是如此，當天急切地想要參與舞蹈活動的她，會選擇跨上一位陌生男子（而且已婚）的馬匹。誠如Gil在接受訪談時說，她就是在錯誤的時間遇上不對的人，與阿帕契文化和人類學研究方法都沒有直接關係。
Schmerler的故事也告訴我們，為何今日的#MeToo運動儘管面臨相當的爭議，仍舊十分重要。若是沒有任何發聲權，且面對的是龐大的權力結構（在此是人類學界），即使罪證確鑿的案子也會被塑造成受害者是自食其果。想想看，在每一個「越想越不對勁」的揶揄背後，有多少個背負著幾十年的污名無法為自己出聲的Henrietta Schmerler？另外方面從研究方法的角度來談，人類學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之中以及之後會遇到什麼樣的質疑、批評，沒有人能預料。唯一能確定的是，不論田野時間多短暫也要把田野筆記寫好。從太多的例子可以看到，田野筆記最後往往會是最好的辯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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