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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靈路上看到多重風景

從靈路上看到多重風景

分類標籤: 原住民
從靈路上看到多重風景
反思「不得不上路」的詮釋視角
2017.10.16 阿美族巫師
作者:李宜澤

本屆剛結束的國際民族誌影展中,有許多超乎傳統人類學觀點的紀錄片,隨著「超越人類」的主題,讓帶著多種視角的鏡頭,在漁船,森林,沙漠,礦坑裡,地道內,跨越國籍,連接靈界,折疊生命的過程中,重新思考人與非人之間的超越觀點。而探索自身信仰的「靈界中介者」題材,從巫師到乩童到神靈代言人,把被客體化的身體與自我身份,透過與族群歷史以及日常生活的對話,重新建立個人靈魂與生命使的關係,並且看到許多族群身份的特殊與幽微之處。

人類學家通常不是靈界中介者,更難得碰到在地族群的文化工作者本身就參與而轉做神靈溝通者,也就是民族學裡通稱「薩滿」的角色,並且透過參與的歷程描述自身轉折的機會。因此這次的閉幕影片「不得不上路」,就是一部非常難得的紀錄片。影片內容在芭樂紀錄片導讀「乩童‧薩滿‧祭師‧風水師:多重世(視)界的中介者」一文中,就已經有精彩的介紹,在這裡不多做贅述。這部影片透過阿美族學者巴奈母路的個人經驗,從基督教家庭出身的阿美族音樂老師,因為好奇慢慢接觸,開始花費二十多年的時間研究與接觸在吉安鄉東昌村里漏部落的傳統祭司與巫師系統Sikawasay。甚至從數年前開始,考量巫祭司團體(考量人類學會稱呼巫師,但在地村人傾向用祭司的觀點來理解Sikawasay,我這裡稱呼「巫祭司」)裡的成員都已經大半凋零老化,於是決定直接加入原來是作為研究對象的團體,成為正式的一員。面對她自身家族的信仰與跟隨了多年的研究對象,巴奈說「基督教以後的祖先你們拜,基督教以前的部分交給她;並且跟家人溫柔地承諾,在另一個世界一定會來尋路相見。這是讓「不得不上路」的觀眾感到動容,發現家族與自身信仰的對比與包容是最難以逃避的生命課題。




從研究者來的問題

然而在這個紀錄片敘事的安排中,巴奈好像成了唯一理解Sikawasay祭司們的信仰堅持與禁忌守護困難的「年輕人」,也成了唯一對Sikawasay的生命經歷有長時間理解的研究者。導演楊鈞凱凸顯巴奈的生命選擇,讓觀眾的心情有所寄託,卻隱藏了關於信仰的某些內在問題。作為紀錄片的觀眾,有些問題想要對導演提問;作為同樣是阿美族Sikawasay的研究者,也有另外幾個問題要提出。

首先,問題出現在導演對信仰的解釋框架如何設定。從素樸的觀點看來,導演「沒有預設對於信仰的解釋」;所以相關的儀式表現就是,在紀錄片中拍攝Sikawasay的Ina(媽媽)們如何幫巴奈找路,並且確知她是由Sarakataw(走路之神)守護,因此需要選擇該神作為祭拜的過程。這個互動當然是透過巴奈解說Ina們如何講解之後,才得到的「內在資訊」。但這個解說過程並沒有說明,為何巴奈的守護神是Sarakataw?也沒有說明其他做巫祭師的Ina們每個都有自己特殊的神靈,而這個神靈的選定是有特殊由來的,也就是生病時的徵象。

這裏碰到一個比較尷尬的內在問題:所有的Sikawasay都是因為生病無法透過中西醫方式治癒,或是有特殊夢境與神奇事件之後求問資深巫祭司,透過資深Sikawasay的觀看與解說,才知道是以什麼神靈作為這位未來巫祭師的主要守護神;這樣的背景可能有點複雜而無法在紀錄片中仔細說明。但「久病而成巫」是在薩滿信仰裡的必要主題,卻在紀錄片裡面簡單帶過,尤其是對於為何主角巴奈沒有「無法治癒的疾病」,卻進入了巫祭司團體成為其一員,沒有從拍攝者的角度提出與說明。作為「走路之神」的Sarakataw,可以是來自巴奈的家族,也可以是因為她不斷在行走過程中跟隨Sikawasay而得到這樣的稱號。但導演沒有處理這個層面的議題,也因此對於巴奈的身份轉換(研究者轉而成為巫祭司團體參與者),觀眾只能看到一個結果,卻看不到背後最重要的討論。

其次,我們在影片的過程當中看到「不得不上路」做到了呈現學者如何面對自己日常生活,家族信仰,以及想要保存的儀式活動與長期研究互動的巫師長輩間的情誼互動。但是影片製作中導演大量用到過去的紀錄片影像,主角巴奈老師其實也曾經委託過許多紀錄片的拍攝者為她所看到的重要儀式進行拍攝紀錄,於是在片中有「紀錄片主角觀看過去紀錄片」的橋段。我覺得這部分非常有意思卻缺乏討論!為何現在的紀錄片段落,需要使用過去曾經編輯過的紀錄片段落— 1997年時請了李道明老師的「多面向工作室」來協助拍攝,而不是儀式田野紀錄影像—卻沒有給予這個紀錄片製作背景進行說明(至少在片尾當中沒有看到),而當作是巴奈第一次穿著儀式服裝參與巫祭司活動的段落來呈現?



1997年筆者正好也在場作碩士論文研究,受巴奈老師以及當時仍在世的許多資深巫師的教導。對於該紀錄片製作背景的記憶是,有一位Ina在兩年一度的祖靈祭活動Talatuas過程中突然昏倒並且雙腳跳動,好像要與巫祭司們一起出發一般。後來經過資深巫師觀看並且治療,認定需要一起做巫師的徵兆明顯,因此約定另外在固定的巫師祭活動之外重新舉行一次新進巫師的「進入儀式」。就在當時巴奈老師提出了想要穿著傳統服裝一起參與「儀式舞蹈」的要求,而當時巫師的領導人Vayi Kamaya也答應了。因此有影片中介紹穿著大巫師Kamaya衣服的段落。這些背景其實都與如何解釋巴奈為何能夠在沒有特殊疾病的狀況下參與巫師活動有關,但「不得不上路」片中「直接引用」了過去紀錄片段,作為與學者多年之後的立場進行對比,卻沒有在影片製作的脈絡中表現或者說明。我覺得這是影片中可惜而略微疏忽的部分。

這些可能都是在多年儀式過程中發生的無數背景之一,但導演在紀錄片視框中「沒有預設對信仰的解釋」立場,能夠迴避這些問題嗎?我覺得如此反而使「不得不上路」呈現出來的神靈中介者(也就是Sikawasay的Ina們)在社會脈絡上過於孤立,在生命經歷上過於簡化。最後「不得不」透過巴奈母路的「講解」來幫助觀眾看到Ina們在靈路上的風景。也因為這樣,也有認真的觀眾覺得影片似乎僅僅是在透過巴奈母路進行紀錄,「好像是會動能聽得論文」一樣,沒有看到紀錄片的藝術或者詮釋意涵而感到可惜。我覺得這樣的評論不是沒有原因:當民族誌影片不是人類學者拍攝的時候,影片內容與製作的意義之間就有落差。我有幸參與了民族誌影展本部閉幕片的映後座談,能夠深深感覺到如果導演沒有「想要討論」這個現象,就沒辦法為觀眾開啟畫面之外的深入思考:當觀眾詢問的問題多半是關於民族誌的內容,而不是影像製作的觀點或者詮釋,就有點雞同鴨講,或者在現場無法透過對導演的問答,得到更深入的「紀錄觀點」的啟發。


「不得不上路」劇照
從村落裡其他人來的問題

「不得不上路」影片中另一個主要的問題,是巫祭司們家人觀點與村落中曾經做過巫師的族人們的聲音,都沒有機會出現。也許你會覺得這是導演在短短七十分鐘裡面為了題材與軸線精簡,需要取捨的部分。但是這些現象在影片中已經大量觸及了:在年底儀式當中為巫祭司們準備「傳統座椅」的年輕女性,對著鏡頭訴說「老人家只有這個時候會要求,一定要那些東西。。。我們偶而跟著也只能看到一些皮毛。。。巴奈老師比較懂,她跟了很久。」這樣的社會關係不只是對於儀式的疏忽和無奈,還包括社會背景的多重差異:現在的年輕人似乎已經把這些儀式「外包」給了儀式執行者與研究者,自己只有偶而才會看到這個活動而感到「神奇」。但什麼樣的社會環境變遷,讓原來是全部村落參與的活動變成「外包」功能化的儀式?這不只是巫祭司們的凋零,還包括早先對於該儀式中許多具有特殊神奇力量的敬畏,老人家不斷的「告誡」不要靠這些「魔鬼兵團」太近,以及基督教化的大規模改宗影響。片中主角巴奈自己的家庭就是基督教化的一例,但在巫祭司團裡存在許多「綜攝」現象(Synchretism,也就是同時有好幾個文化表現方式的綜合存在):紀錄片中就看到Ina Rara家裡放置了道教的神壇,而另一位巫祭司Ina家裡大半的家族成員都已經信了天主教,卻仍然會在儀式活動的時候回家過來幫忙製作糯米糕Tolon,同時參與祭祖。

這些多樣性的表現,在影片裡面卻成了「只能擇一」的困境,似乎對Sikawasay生命中多樣的情景缺乏深入說明。而如果選擇巫祭司生命就「必須迴避」其他的道路,其實也存在於村人的「信念」當中,因此在當代看到的現象是,許多村人都曾經參與(或者說擔任)過巫祭司活動,卻因為社會變化而不願意長久參與。但為何這些老人家必須一輩子參與,而說曾經是巫師們的其他村人,就可以說離開就離開呢?這是個村落裡面更複雜而更重要的課題,卻很可惜在這個紀錄片裡面也選擇不處理,失去了讓村落族人對「不願參與巫祭司活動」的現象發聲的機會。而只留下到一位「願意」參與的「研究者」的聲音。從紀錄片有能力呈現多重視角的觀點來看,這樣的機會讓它流失毋寧是非常可惜的。


「靈山」劇照
回歸到對於巫現象的影片呈現,我個人喜歡上一屆民族誌影展中「靈山」的呈現方式:即使該影片不是在描述「巫師」,卻從老人家要上山打獵前殺雞祭拜但不願意讓鏡頭直接拍攝的要求(因為基督教的影響),且在靜靜的白煙中等待可以出發的時機,看出對「神秘經驗」的內在層面。這樣的行動是從日常生活的段落中出發,而不只是從「文化保存」或者「神奇事蹟」的例子出發。實際上,這陣子碰到不少「把巫現象當成神蹟奇事」來看的狀況。幾陣子有一位英國來的「奇幻小說與宗教研究者」,透過朋友聯絡我,說想要了解台灣不同的「薩滿」儀式活動。聯繫的朋友表示,巫宗教應該在台灣原住民才有吧,所以她們想去拜訪尋找卑南排灣和阿美的巫師。我說漢人的乩童也是巫宗教啊!對方堅持原住民的才是「真正的」薩滿。碰了面,我大概簡單描述一下阿美族巫祭司們的活動,但對方的問題一直停留在我描述到早先的阿美族巫祭司們,傳說能夠有神力把舌頭割下來,可以在燒紅的木炭上面踩踏洗澡,還有拿到祖先給的發光的淡藍色糯米糕。對於我覺得有意思的巫師與部落間的互動關係,一點都不感興趣。最後還說,是否可以有過去的神奇畫面的錄影帶讓他看看,我說這些奇聞逸事我也是聽來的,現在能夠看到的都是「家庭活動」。他一直很詫異為何過去能夠有「神蹟」而現在沒有。我的回應是這跟「觀看者的信仰觀點與涉入的程度」有關。但這位小說家似乎聽不懂這樣的說法。

把紀錄片視為「真實」或者「全知」的工具,正如把人類學當成在地報導人的代言人一樣,都是過時而可能誤導的觀點。而巫信仰的多重選擇與社會脈絡的內在動態,正是在自己人研究者和紀錄片呈現這兩個看似真實,卻必須不斷回頭反思自身立場的角度之下,才能夠讓觀眾深刻地認識。透過這篇自身觀察的挑戰回應,來回應「不得不上路」的視角與詮釋,我希望在紀錄片真實的認識之外,提供其他脈絡的閱讀背景,讓過去的那些神奇事蹟,得以呈現其內在而多元的生命歷程,讓讀者也一起上路。


僅以這張留存在心中的照片,懷念那些已經離開的智者們
photo by 李宜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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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宜澤 從靈路上看到多重風景—反思「不得不上路」的詮釋視角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