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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原住民的228故事:被羅織罪名,家人再見只剩骨灰罈

阿里山原住民的228故事:被羅織罪名,家人再見只剩骨灰罈
文 楊碧川 攝影 潘小俠201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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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小俠「見證228」影像計畫,嘉義阿里山原住民,汪清山。(攝影/潘小俠)

潘小俠「見證228」影像計畫,嘉義阿里山原住民,高一生。高英傑(左)與弟弟高英明於父親高一生墓前合影。(攝影/潘小俠)
高一生(1908-1954)
籍貫:嘉義阿里山
受訪人:高英傑
關係:兒子
先父生於阿里山樂野村,族名Uyongu Yatauyungaga,念過台南師範學校,1930年回鄉教育子弟並擔任部落警察官駐在所甲種巡察,1946年被任命為第一屆吳鳳鄉長。1947年二二八後,派湯守仁等人率鄒族下山協助維持嘉義地方治安,並保護逃上阿里山的台南縣長袁國欽。先父懷抱「高山族自治縣」的理想,因情治單位截獲他的發函,而使計畫胎死腹中。1949年簡吉鼓勵他與林瑞昌、湯守仁等組織「高砂族自治會」。1950年簡吉被捕後,他與湯守仁等辦理自新,卻遭情治單位誘捕於竹崎,1954年被槍決。
父親熱愛德國哲學家尼采的著作,寫下《春之佐保姬》、《移民之歌》、《勤勞耕作歌》等作品。

潘小俠「見證228」影像計畫,嘉義阿里山原住民,湯守仁。湯進賢與父親湯守仁照片合影。(攝影/潘小俠)
湯守仁(1924-1954)
籍貫:嘉義阿里山
受訪人:湯進賢
關係:兒子
先父畢業於台南青年學校,1941年以軍屬身份在廣東的戰俘營當守衛,破例保送日本厚木士官學校,再入軍艦學校,結業後至日本關東軍服役,1945年8月被蘇聯紅軍俘虜至西伯利亞集中營,戰後回台灣,1946年為國民學校體育代課教員。
二二八後他率鄒族青年下山,參加攻打水上機場戰役,不久率眾回阿里山。4月7日高一生鄉長代辦「二二八自新」。1950年10月,因「山地工作委員會」案,1952年與高一生等被當局誘捕,1954年2月判死刑,4月17日遭槍決。我從小被其他小孩叫「匪諜的孩子」,仍謹記先父的遺書:「政府不要因為此事件,繼續對鄒族的人歧視、打壓和長期監控」,我堂舅武義德也坐牢23 年。

潘小俠「見證228」影像計畫,嘉義阿里山原住民,武義德。武義德遭處無期徒刑,被關23年是原住民的曼德拉。(攝影/潘小俠)
武義德(1923-2013)
籍貫:嘉義阿里山
受訪人:武義德
關係:本人
我是嘉義阿里山鄒族人,日本時代當過高砂義勇軍,二二八發生期間擔任村長,在吳鳳鄉鄉長高一生的指揮下,隨同湯守仁等鄒族人士,從阿里山下山攻打水上機場,不久返回山上,4月7日由高一生鄉長代表辦理集體自新。不料,1950年「山地工作委員會」案偵破,1952年遭保安司令部以「包庇匪諜」罪名將我逮捕,判處無期徒刑,執刑23年後我才重獲自由。

潘小俠「見證228」影像計畫,嘉義阿里山原住民,汪清山。汪枝美(右)、汪惠美與父親汪清山、母親汪清枝照片合影。(攝影/潘小俠)
汪清山(1912-1954)
籍貫:嘉義阿里山
受訪人:汪枝美、汪惠美
關係:女兒
汪枝美:
父親是阿里山地區的嘉義縣警察局山地股巡官,平常樂觀且樂於助人。二二八期間,湯守仁率族人下山協助嘉義人攻打紅毛埤、水上機場,撤回山上後高一生鄉長代表大家辦理自新,不料政府於1952年突然將高一生、湯守仁及父親等6人誘捕,1954年4月17日羅織「判亂」的罪名槍決。我們有7個兄弟姊妹,大家眼睜睜地看到一個骨灰罈,多虧母親千辛萬苦把我們養大。
汪惠美:
我年紀最小,有一次看到一張小照片,十分喜歡,兄長們告訴我,那就是我的父親。我用了當時打工賺來的錢,把這張照片放大20倍,大家都很欣慰。二姐說過,父親在獄中曾寄回卡片安慰家人,我們歷經艱辛,但想到父親一生坦蕩蕩,又何必在意別人的眼光呢?

潘小俠「見證228」影像計畫,嘉義阿里山原住民,方義仲。(攝影/潘小俠)
方義仲(1924-1954)
籍貫:嘉義阿里山
受訪人:方鈴美
關係:女兒
家父本是阿里山達邦村長,曾在二二八時率鄒族青年下山支援嘉義市民,3月5~7日攻打紅毛埤彈藥庫,奪取一些軍火。3月10日深夜至11日上午,他們獲悉嘉義市民與軍方開始和談,就徹夜撤離回到山上,後來鄉長高一生代表大家辦理自新,未受追究。不料到1950年台共領導蔡孝乾落網後,供出組織成員名單,國民政府秋後算帳,1952年父親與高一生、湯守仁、汪清山等6人被國民黨誘捕下山,1954年4月7日以叛亂罪執行死刑。
我當時年紀很小,只看到一個骨灰罈而已,媽媽一直抱著它痛哭。後來母親帶著我的祖母、哥哥和我到山上工寮吃地瓜、冷食苟且偷生。這就是我對父親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