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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遠山谷的回音——沒有選擇的鄒族人與被遺忘的受難者

遙遠山谷的回音——沒有選擇的鄒族人與被遺忘的受難者
文張子午攝影曾原信2017/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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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遠山谷的回音——那些沒有選擇與被遺忘的。(攝影/曾原信)
在台灣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中,鄒族是受到最嚴重整肅的原住民族,在官方稱為「湯守仁等叛亂案」裡,多名日本時代養成的鄒族菁英被處決或監禁。228、原民自治、共產黨、貪污疑雲籠罩,諸多不同的因素交錯,現存的相關檔案高達12卷共五千多頁。
過往已有許多學者的研究資料,本文不欲重現完整的始末,而從一個地點與一個被遺忘的人,試圖窺見這個複雜案件的某個角落。
一、樂野——留下來的人沒有選擇
越過稜線另一側,就是最近的火車站奮起湖。
小火車沿著森林鐵道穿梭在滿山花海,大小車輛壅塞在蜿蜒公路走走停停,一年一度的櫻花季,無數遊客仿若朝聖湧入阿里山。
這一側山坡,阿里山鄉的行政中心樂野村,卻像另一個世界,三兩隻老狗躺臥的村路悄然無聲,和滿山鼎沸的人車無涉。
長老教會2樓晾滿曬乾的咖啡豆與星星果(學名印加果,可萃取優質植物油),教會協助在地村民收購並產銷這些作物,牧師安淑美和前來幫忙的Tanivu一邊挑撿邊閒話家常。
在這個相同的季節,Tanivu憶起,媽媽牽著她的手,站在不遠的路旁,迎接從台北運回來的骨灰。
「因為離鐵路比較近,就都先集中在這裡。我們各村的人都集合起來,站在那邊,好像歡迎他們,不准掉眼淚、不能哭!」
4名族人的骨灰,分別是:高一生、湯守仁、汪清山、方義仲。1954年4月17日下午2點30分,他們與同案的泰雅族林瑞昌、高澤照,因「意圖以非法之方式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由台北憲兵隊綁赴現為新店區第三公墓的安坑刑場執行槍決。

高一生之墓。(攝影/曾原信)
40年後,文史工作者陳素貞以高一生的故事為核心,在《台灣文藝》雜誌發表一系列文章,首度公開高一生在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期間寫給家人的書信,讓人窺見這位原住民菁英動人的內心世界,從日文翻成中文,字字句句飽含真切情感。最後一封與妻子春芳的訣別信末尾,猶如天鵝之歌,傳頌至今 :
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附守著。
水田不要賣。
他留下的樂曲、讀書筆記,乃至民族自治的理念,爾後陸續透過家屬的整理、學者的研究,以及不同形式的紀錄、展演,逐步形塑出一「高山哲人」的崇高典範。
只是如此理想的身影,大部份停留在阿里山之外。
當桃園復興鄉的北橫公路上,以林瑞昌族名「樂信.瓦旦」為名的公園,矗立著這位殞落在白色恐怖中的泰雅領袖時,這段歷史記憶,在鄒族主要村落,達邦、特富野、樂野的公共空間,卻付之闕如,遑論會出現在日常言談。
「我從來沒有對外人講過這些,今天是第一次。小時候走在路上,常一下子很多阿兵哥衝出來,拿著槍還有刀,不知道到底要幹什麼,我們都很害怕!也不准說原住民的話,聽不懂,怕我們叛亂,小朋友怎麼會叛亂?以前還會做惡夢,晚上睡覺時忽然看到很多阿兵哥,帶著衝鋒槍過去,真的很恐怖!」Tanivu尾音上揚,倒抽一口氣地說。她今年72歲,小時候的部落被軍隊牢牢監控。
在與現代國家體制互動的過程中,鄒族是台灣原住民中一支很特殊的族群。
當原住民抗日事件在全島風起雲湧時,人口較少的鄒族(1947年僅1,600人,現約6千)從未參與,與日人更以失散的兄弟相稱,使其能順利深入高山的傳統獵場開闢森林鐵路。
戰後當國民政府來台,卻幾乎像是一夕之間站上混亂局勢的前線,與日治時期的服從形成劇烈反差。228事件時,鄒族高山部隊應嘉義士紳請求,下到市區維持秩序,並圍攻水上機場、紅毛埤(今蘭潭)軍火庫,甚至將武器運回山上,另一方面,卻也將當時的台南縣縣長長袁國欽接到吳鳳鄉鄉長高一生的住所保護。
隨著國共內戰白熱化,隸屬中共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全台發展地下組織,以便「解放」之日到來時能得到內應,省工委會的觸角積極伸向當時幾位高山族領袖,而樂野成為地下黨人唯一真正潛入的山地鄉,計畫在此建立「阿里山武裝基地」。他們由湯守仁接應,在村內的醬油工廠裡頭工作以掩護身份。據前政治犯陳明忠口述,工廠除了生產、銷售食品以維持生活,還有一個目的,是避免將來若被全面包圍時,缺乏食用鹽而全身無力,以食品工廠名義囤積食鹽,作為長期抗戰的準備。只不過隨著「山地委員會」書記簡吉在1950年於台北被捕,整個組織很快的被特務循線瓦解。
高一生及湯守仁在經過偵訊後,表示悔過、宣誓效忠政府,繳交武器並承諾協助肅清殘匪,令人意外地,當局竟大方准予釋回,且提供物資、賦予職務、蔣中正及蔣方良接連到訪阿里山召見與慰勞族人⋯⋯,事後看來,種種表面上的安撫與籠絡,顯示出方才從中國戰場全面撤退到島嶼的政府,對於台灣高山情勢相對陌生,不敢打草驚蛇。但這群難以掌控的山地族群,已令統治者感到芒刺在背,只待恰當的時機拔除淨盡。
相較位處較隱密深山與谷地的特富野與達邦,前者家族建立的小社樂野最接近漢人聚落,是最快與外來者發生互動與衝擊的鄒族部落,因此從228到後來的白色恐怖,樂野族人牽涉得最深最廣。長老教會隔臨與咫尺前方,分別是同案被判刑的村長武義德及被槍決的警局巡官汪清山的家;湯守仁的後代至今仍居住在樂野;高一生被日人授與巡查與教師職位後,雖居於達邦的官舍,但他其實是在樂野出生的。
而長老教會原址,就是當年由湯守仁開設的醬油工廠。
「我們一群小孩會在外面探頭,看一看很害怕就跑掉。有一次這裡要請人吃飯,但鄒族迷信,吃飯前如果狗打起來一定後面有事,我爸爸說不要去,結果我們走後,吃飯的人就打了起來。」Tanivu住在比較遠的福山,還記下來上課的路上都會經過這間神秘的醬油工廠。
除了她零星的兒時印象,想當然耳,教堂內外不會有任何關於工廠與短命武裝基地的蛛絲馬跡。「我也是在這裡出生長大,但完全不知道,上一輩都不說的。」安淑美表示。外人眼中的菁英、哲人或戰神,對許多鄒族人而言,他們當年在複雜情勢中的行動與選擇,只是一段不堪回首的過去。
因為留下來的人,沒有選擇。
「大姊被叫去位在奮起湖的指揮所,外省軍人拿著手槍指著她說:『嫁不嫁?』大哥還偷我爸的印章陪她去蓋章。哥哥過世前聊到,陪姊姊去的路上,她一路哭,沒有辦法,不能不蓋章,不然爸爸可能會被槍斃,又很怕萬一爸爸回來看到印章沒有,一定會被他打死!」
Tanivu常要幫忙揹大姐的孩子,到巃頭去找姐夫,過一晚後再回福山。巃頭是治安指揮所的駐地之一,離樂野最近的漢人聚落石棹約5公里。為什麼這對夫妻沒有住在一起?為什麼結了婚姊姊還住家裡,讓爸媽幫忙照顧小孩子?小學一、二年級時的她有無盡的疑惑。
「那個時代,幾乎每家都有女兒嫁給外省人,好像有點當人質的感覺。」安淑美說,「或許因為這樣,鄒族人比較少談論228或白色恐怖的事情,畢竟女兒都跟『他們』結婚了。」
包括武義德的長女、高一生的三女皆如此,而這樣的婚姻有很高比例最終離婚。「大姊離婚後帶著小孩在愛河旁邊賣麵,但總算苦過來,現在過得很好。」Tanivu說。與高一生三女離婚的警員,後來另一段婚姻生下的兒子,往後成為著名藝人秦偉。
「大部份族人完全避談這些事情,年輕人到了都市,才從別的管道知道一點。」安淑美的女兒雅古以是政大台史所碩士生,研究方向跟日治時期的鄒族文化有關,但直到某年在嘉義參加教會紀念228的禮拜活動,才首次聽聞戰後鄒族領袖的遭遇,「到現在部落仍然有些人覺得,都是因為高一生領導的自治理念惹來殺身之禍,害鄒族成為長期被國民黨監控的族群。我們年輕人也感受到某種隱形的壓力,比如當我寫一些相關文章,心裡都很掙扎要不要po到臉書的鄒族社團,怕別人覺得你是不是要消費鄒族才寫 ,講這些只會分裂彼此,揭開不願提起的悲傷與憤怒。」雅古以說。
「鄒族人口少,通婚來通婚去,大家都是親戚,人際關係很微妙,在這裡不能隨便講別人喔!」安淑美補充道。
黨國的監控與蒐證網絡,很快就滲透進人際緊密的部落。研究原住民白色恐怖事件的師大台史所副教授范燕秋,在分析此案的情治系統時,舉出的3個代表性人物之一,即鄒族人「樂野國校教師『梁義富』,他以部落『運用員』的身分,多次向情治單位報告鄒族菁英如武義德、武義享的行蹤,以及部落槍枝藏匿狀況⋯⋯」在現存的檔案中,確實可以清楚見到由梁義富上呈對武義德兄弟非常不利的密報。
長年從事部落文史紀錄工作的梁錦德是梁義富的兒子,他一直很想深入了解父親的經歷,「平常絕對不講,他說講出來會傷害很多人,只能趁陪他喝酒聊天,話匣子打開時,偷偷錄下來。」對於學者在研究中呈現父親當年的爭議角色,他則感到十分不公,「保安司令部要調誰問話,不管多遠我父親都要把人帶去奮起湖,以前沒有公路,很多村落單趟就要走3、4個鐘頭,我爸用國語替族人翻譯時,都會想辦法修飾,牽涉到嚴重的事情就把它翻譯得避重就輕,否則會抓更多人!」
「其實我們都是受害者,我爸當時也是被調查的對象,以前他當老師買了照相機,印象中家裡照片一堆,懂事以後回來要看照片的時候,全部都被搜走了,老照片一張都找不到。而當我在軍中的同儕全部升上校退伍,就我升不上去,只因一條安全資料就完全打死:附匪份子武義德的女婿。」
告密者、監控者與受害者結成了親家,交織成複雜的親屬關係,曾經發生的一切,真相或正義,已遠非二元對立的框架所能理解。沉默是生存之必要。
二、召喚——回去回不去的故鄉
「親愛的父親,今天許許多多客人來看你,我相信在天上的你一定會感到很高興吧⋯⋯」
「父親說若有一天我過世的時候,就把我埋在這裡,很簡單,給我喝一下啤酒,還有放一首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第二樂章⋯⋯」
從山谷吹過來的風,輕拂過高大的樟樹,高一生的次子高英傑領著眾人,向大樹下的墓行禮致意。這一批造訪的客人帶錯了酒,但還是獻上已準備好的清酒,交響樂聲透過網路從手機喇叭傳來。
如同過去數十年,高英傑帶著親切的笑容,為來來去去的訪客介紹位在達邦的高一生故居、分享種種關於父親的軼事,一貫的熱誠中,卻有些許感傷,大姊高菊花和弟弟高英明從去年到今年相繼過世,提到弟弟時不忍落淚,仍維持良好教養向眾人致歉。

高英傑。(攝影/曾原信)
「你們幾十年的悲痛,我們都沒有做什麼⋯⋯」前大法官許玉秀對高英傑說,向他確認高一生鄒族名字的發音後,面向墓碑:
「Yatauyogana先生,今天模擬憲法法庭來看你,去年的12月24日的聖誕節那一天,做成了一個關於轉型正義的判決,替杜孝生先生的相關案件表示過去公權力的處理,包括司法人權的判決,都應該重新被檢討,當時的行政權和司法權,都屬於不法國家的運作,希望這樣的判決,能讓您稍微感到安慰,您和您的族人,不是外國人,這裡是您的土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屈辱、歧視的悲痛,我們作為後輩,都很能夠感受,模擬憲法法庭所根據的宗旨,追求所有的人不管在哪裡、在什麼時候,都不會受到屈辱和歧視,更希望以後至少在自己家鄉,不會感到恐懼,您的犧牲會彰顯這個價值,也會讓後代因此受到警戒。」
在場還有十幾位從台北來的法律學者及研究生,他們都是參與去年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簡稱模憲)的成員。由許玉秀發起的模憲近年針對社會重大爭議,如同婚、死刑等議題,邀集專家學者透過法律程序進行對話與辯證,以期建立更完整的公共論述基礎。
去年的模憲聚焦轉型正義,討論的二件案例之一,是高一生同母異父的弟弟:杜孝生。和他的哥哥一樣同樣是日本殖民政府培養出來的原住民菁英,杜孝生是第一位就讀台北醫專(現台大醫學院)的鄒族人,當過縣議員、衛生所主任,同時是高一生開辦的新美農場場長,與他的哥哥及其他族人同案被捕,最後以貪污罪判刑17年,實際2年8個月,被一位烏來的泰雅族人保釋出獄 。由於沒有「壯烈犧牲」,出獄後難以被族人接納而離開部落,在整個案子中幾乎被人遺忘——除了他的兒子杜銘哲。

杜銘哲坐在高一生故居前,如同他父親當年也坐在這。(攝影/曾原信)
90年代政府針對戒嚴時期的政治案件訂定補償條例,但是有幾個例外,如有確切證據要以武力顛覆國家,或罪名與所謂內亂、外患的政治案件無關,都不在補償範圍。杜銘哲多年來為其父申請補償,即因後者理由而屢被駁回。
模憲選擇此案,對已塵封多時的補償原則提出挑戰,當政權可肆意入人於罪,卻在事後以狹隘的定義限制人民爭取應有的權益,只是一種敷衍的轉型正義。
杜孝生被法官認定無顛覆政府之虞,雖然僥倖逃過死劫,但當今天國家認定當年侵害人權的責任與否,只依據表面上的罪名,而未看到其所經歷的一切,如同其他的政治案件被告,都在黨國不分的年代被誘捕、羈押,接受漫長的審訊,僅憑特務報告及口供作為證據,往後生命的道路,在一審的軍事法庭被決定。在國安法第9條規定戒嚴時期案件不得再上訴的情況下,貪污罪名如烙印揮之不去,形同持續的監禁,即便當事者已經不在。
關於貪污的指控與起訴,牽涉到多項從農場開發、維修橋梁水圳的款項不明,到侵吞政府配給的肥料布匹等物資,名目繁多叫人眼花撩亂。貪污案到底是構陷抹黑高一生等人的手段,以使鄒族內部完全失去對領袖的信任,將處決後可能會激起的反彈降至最低;亦或這批從日治時期即掌握權力的菁英,依然以領袖之姿過渡到新政權時,行事手法與仍未穩定的國家體制產生矛盾,反應在金錢使用與資源管理上的程序瑕疵?時過境遷,當事人與原始證跡今日幾已不存,僅有連篇累牘檔案中的特務報告、口供與自白、審訊與判決,要如何從中辨別真偽,接近真相,是要進一步討論這個案件更困難的挑戰。
「銘哲的爸爸回來以後,我媽媽給他一塊地,但部落的人還是非常不諒解,認為我們是真的偷了新美農場的錢,他要工作也很困難,只好離開,久了以後大家都把杜孝生忘掉了。以前我也不認識銘哲,要在他最近回來後才有接觸聯繫。」高英傑感嘆到。
杜銘哲的手機裡存著一張父親的照片,中年的杜孝生蹲坐在白色木造房——已故的哥哥高一生的故居前。那是他一生中僅有的幾次回鄉之行,離鄉後,輾轉到嘉義大埔定居、開設診所,後與第二任排灣族妻子移居台東金崙,並在那裡終老。
陪同模憲成員拜訪高英傑的這一天,杜銘哲來到父親曾經留影的位置坐下,請人拍下同樣角度的照片。年近60的他,現於位在樂野外的休閒園區擔任音樂總監,在山下的漢人社會闖蕩了大半輩子,他代替餘生流落在外的父親回到山上,以自己的方式。
杜銘哲出生在大埔這個閩南人為主的聚落,如同每個身處漢人社會的原住民,在充滿歧視的環境中成長,更艱難的是,那失了根的父親,被族群遺忘的同時也遺忘了自己。如同典型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家庭,當事者對下一代是永遠的沉默,他無法得知父親的過去。從年輕時就留的長髮,是他對自己所來自族群唯一的「想像」(山上的番仔都是留著長髮的吧?)
「年輕的時候很難。族群、自我認同的問題,根本找不到答案。加上從小被排擠,一直到出社會工作,面對周遭強大的壓力,只能用達爾文的適者生存來解釋,接受這是一個相對的世界,美麗、醜陋跟殘酷是同時存在。」杜銘哲說。
躲到音樂裡,是他唯一的救贖,可以暫時忘卻無法改變、沒有答案的現實,得到喘息。國中畢業就到台中的酒吧闖蕩,後來組樂團、成立工作室,音樂讓他得以慢慢在現實的世界站穩腳跟。也是音樂,帶他回歸素未謀面的故鄉。

在鄒族最重要的祭典Mayasvi(戰祭)。(攝影/曾原信)
他不能忘記國中時,在鄒族最重要的祭典Mayasvi(戰祭)期間,自己來到達邦。幾乎不認識任何族人,害羞的他遠離人群,一個人坐在達邦國小的一角,突然間,聽到祭典的歌聲,從不遠處傳來。那些召喚戰神、敵首、亡靈的古調,莊嚴、緩慢、重複,一層一層如深沉海浪,淚水不由自主的流下,驅使他循著聲音,走向Kuba(男子聚會所)前方的會場,第一次,他知道自己是誰,儘管無人知道他來自何方。
模憲結束後3個月,在一年一度戰祭的時刻,杜銘哲特別邀請當時投注巨大熱情,整理研究他父親的案子並為之辯護的專家學者與學生,來見證這啟發他族群認同的原點。
鄒族是嚴謹的父系社會,杜孝生原本在特富野的老家,早已消失無蹤,傳統的祭儀,他其實並不能真的參與,如一般的成年男子般著紅衣及羽飾上到會所。
「我們流落在外面這麼久,杜孝生這個血脈已經回不來山上,儘管曾經嚮往,後來覺得參不參加祭典沒有那麼重要,只是一個儀式,錯過就錯過了,重要的是你自己認不認為你是鄒族。族人是否能理解,非常個人,沒辦法討論,因為我必須要解決我個人已經回不來的事實,處理內心的那一個區塊,才能繼續往下走。我必須把所有苦難終結在我身上,至少留下一點杜孝生這個人曾經存在的紀錄,讓我的小孩、孫子知道,曾經有一個優秀的鄒族人,好讓他們重新開始,不需再背負著包袱。」杜銘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