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後的遺緒、重生與照顧工作： 從一名高雄氣爆後重傷女性的家庭生活談起

災難後的遺緒、重生與照顧工作： 從一名高雄氣爆後重傷女性的家庭生活談起
Posted on 2017/01/24 by 巷仔口社會學
李淑君／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一、高雄氣爆後被改變的日常生活

2014年7月31日深夜，高雄勞工密集度高的苓雅區與前鎮區發生丙烯外洩的連環石化氣體爆炸，頓時街道陷落成長溝。災難發生後，這一區的「日常生活」進入一種「非日常」的狀態，此種「非日常」包含日常生活與秩序的斷裂，一種被剝奪的「例外狀態」。距離氣爆至今已經兩年半，道路重建、屋損賠償、罹難賠償、重傷賠償已經部份完成，然而對於罹難家庭與重傷家庭來說，身體創傷、情感創傷、社區毀損持續重建當中，且災難的遺緒仍持續。

17012402圖1，前鎮區氣爆區附近的住宅，幾位租車業災民在房屋受損後，將工作地點搬遷至此。

過去兩年來，走訪了高雄前鎮區竹東里、竹西里、苓雅區林榮里、福東里、鳳山區、鳥崧區等不同地區的受災民眾，訪談「高雄氣爆自救會」、「氣爆租車業自救會」、竹東里竹西里、林榮里、福東里居民、氣爆重傷者、罹難者家屬、環境NGO組織、外籍看護工、因公重傷者等居民。當媒體與大眾的記憶力早已轉移到其他的事件中，我在走訪氣爆災區與災民的訪談中，依然看到今日的生活如何成為災難的遺緒。村上春樹在《地下鐵事件》採訪1995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的受難者提到，即使沙林事件施放沙林毒氣的林泰男被逮捕時，人生並不會因此復原到災難前的狀態：「這些人並不會因為林泰男的被捕而恢復原有的人生，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所喪失的東西，幾乎已經不可能復原了。」(村上春樹，賴明珠譯，1998:168)。同樣的，經歷高雄氣爆之後家屬罹難、中傷癱瘓者，日常生活也難以恢復原有的秩序。本文將以一位氣爆後癱瘓的重傷者小雨，陳述災難的後遺症以及女性、災難與照顧工作之間的關係：

小雨現為28歲女性，原出生於小琉球，後移居台中工作，氣爆前兩年移居到高雄，氣爆後下半身完全損傷而癱瘓。小雨的母親出生於1960年代，現年五十多歲，以台語為日常溝通的語言，不擅長使用中文對談，而小雨的父親原本開鞋模工廠，因為經營不善工廠倒閉而負債，之後前往中國大陸工作，因此由母親一人在台灣帶三位小孩，在家中車衣服賺錢維生。身為老大的小雨，自己與妹妹弟弟都需要學費等開銷，小雨看見家中的經濟需求希望自己不要給家裡帶來負擔，因此不想繼續讀書想早一點工作減輕家裡負擔，於是從國中開始便半工半讀拼命打工，變成她自己口中的「工作狂」。讀高中之後，開始在工廠做洗床、沖床、車床、做套筒、模具、做包裝等工作。這些俗稱的「黑手」工作，不但工作時全身都是黑油也具有高度危險的工作。

氣爆發生前幾年，小雨父親因為回小琉球釣魚意外喪生，小雨回南部辦完父親的後事，回去工作卻不能專心，被機台夾到而受傷，加上當時媽媽身體不好，弟弟在當兵，妹妹在讀大學，小雨便辭掉工廠車床的工作，在氣爆前一兩年搬來高雄租房子住並照顧家人。氣爆前沒多久，小雨的堂姊工作的海產店需要人手，希望小雨過去幫她。因此小雨一邊進行仲介的工作，一邊到海產店做時薪的工作，白天仲介有case就去跑，雙份工作維持半年多，直到氣爆當天晚上下班回家路上，遇到氣爆被炸傷，小雨自嘲她的人生從此停止「工作狂」這個封號了。

氣爆前，小雨母親在餐廳當外場服務人員，但氣爆後為了照顧小雨，加上小雨妹妹2015年生了一個小孩，都由媽媽照顧，所以小雨母親辭去工作也失去收入。由現年五十多歲的母親照顧小雨，除了因為經濟考量之外，家中亦無空間可以挪給照顧者而無法聘請照服員。小雨說「我媽媽50歲了，身體沒有很好，有長期的頭痛。所以我覺得在家工作比較好，而且這樣我比較能照顧自己的身體。」(田野筆記，2016)



二、不均等的風險社會

如何解釋與理解小雨的災難經驗中的處境？提出「風險社會」的理論家烏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指出科學的分化使得有條件的、沒有把握的、失去關聯性鋪天蓋地成為一股無法滲透的洪流，風險成為無法從外在掌握的危險處境。氣爆後一個月，周桂田便主編出版了《風險社會與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一書，指出從風險社會的定義來看，高雄氣爆確實是一場無法掌控、高度分工細緻化之下出現的風險社會。「尤其科技對社會生態的衝擊，根本上動搖了人類對社會規範、價值及秩序信仰的基礎。這構成了現代性的危機。因此，我們進一步探討現代性中的風險結構，包括社會分化結構的複雜性與風險的意義、當代高度的生態破壞危機中，自然與社會的緊張關係所形成的風險文明化問題。」(周桂田，2014:24)。上述小雨的經驗，是因為下班時間導致這一場災難，可以看到風險社會是一場無法掌控的風險，然而風險不是一場偶發事件，會便隨著勞動位置、勞動時間而增加風險的可能性。此外，亦看到災難遺緒會因為不同的社會位置而產生不同的後災難生活。

災難發生時，誰會成為高風險族群呢？在既有的災難研究中，不少文章已經指出災難不同程度地影響不同社會位置的人，災難對身障、老 人、小孩、原住民、女性等不同族群有不同意義。Maureen Fordham在Natural Disasters and Development in a Globalizing World一書中提出災難風險高的族群包含貧窮、低收入的女性、無家可歸或住在難民營的女性、年長女性、有認知或身體障礙的女性、必須持家的女性、年老的寡婦、原住民女性、新移民人口、有語言障礙的女性、從屬階級的女性、社會隔離的女性、需要照顧多位依賴者的女性、避難所的女性、被騷擾或虐待的女性、獨居女性、有慢性病的女性、營養不良的女性。Emmanuel David and Elaine Enarson在The Women of Katrina: How gender, race, and class matter in an American disaster一書舉卡崔娜風災的例子，指出不同社會位置，如：貧窮女性、單身女性、老年女性、懷孕女性會有不同的災難經驗。在卡崔娜風災的研究中，也指出帶著小孩的照顧者、黑人與非裔女性、超過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工人階級的窮人在災難中的受災程度會較高，亦即種族、性別與階級上的弱勢容易成為災難難民。舉例來說，當水災發生時，因為女性在性別角色養成的過程，未學習游泳，因此溺水的比例較高，此外，貧窮也會導致撤離時的困難，甚至在災難期間，女性必須一邊承擔照顧工作，從災難地區撤離時，經常必須帶著老人、小孩一起撤離，使得罹難風險加高。高雄氣爆發生在勞工階級密度較高的前鎮區與苓雅區交界處，房屋損壞、身體受傷者，大多為租車業、洗車業、加工區的勞工階級。小雨來自勞工家庭，在氣爆當天晚上11點多下班回家路上，因為工作至深夜歸家途中遇到氣爆被炸傷，災難時間與災難地點，都有勞動意義。

07012403圖2，The Women of Katrina: How gender, race, and class matter in an American disaster書封。圖片來源：Amazon.com

三、女性與災難的關係

小雨的母親在氣爆發生後，辭去工作在家照顧癱瘓的小雨，在此先討論女性與災難的幾層關係。女性做為一種社會建構的範疇，在經濟、階級、社會上的不平等，使得災難的發生更彰顯了性別上的不平等，女性的災難經驗因此具有複雜的性別意義包含：1.女性成為災難高風險族群：在災難作為一種「非常態時空」中，以及既有的社會性別建構的經驗差異下，女性的性別角色面對災難發生時，可能成為災難承擔者。女性面對災難時，可能因為 社經地位的不平等，社會養成過程與受教育程度的差異使得女性更容易成為災民，(Helena，Enarson and Chakrabarti ed，2009: 19)。 2. 女性同時身為災民與照顧者雙重角色：女性在災難發生之後，依然必須承擔家庭照顧者，甚至是情感的支持的來源。在高雄氣爆事件中，因氣爆事件死亡抑或燒燙傷後的復原，女性災難主體可能面臨自身的創傷外，還必須擔任家人過世或傷殘後的身體與情感照顧者。正如張玨曾指出「婦女往往是家庭的照顧者，但由於女性本身的社會條件往往較弱勢，資訊也較不足，在災變後也容易導致許多心理創傷，甚至是被施暴等問題，這些都和家庭、社區甚至整體國家的結構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固然要重視女性在災難重建中扮演的積極角色，但是也須意識到，這些家庭的照顧者有沒有被照顧到」，或者因為身為照顧者而忽視了對自己受災後的觀照。(翁筠婷等，2009: 120)。 3.女性成為暴力的承擔者：在成為災民、以及私領域照顧者的同時，甚至可能成為災難過後的暴力承擔者的多重角色，災難過後女性受暴的比例可能性增高。4.女性的重建角色：災後重建的經驗中，女性經常未被納入決策領導的位置，會被排除在重建的政策之外。如災區災民組成的自治會90%以上都是由男性主導，能實際參與又有實際決策權力的重建組織之女性，卻少之又少(畢恆達，1999；林秀芬，2009；卓春英& 盧芷儀，2010)，因此重建需要女性觀點。5. 女性重建主體：部分研究亦指出草根女性在災難重建後的行動，指出女性並非受難者或受難者家屬，而是行動主體，性別關係型塑社區的能力，以及災難後的復甦 (Helena，Enarson and Chakrabarti ed，2009)。



四、女性、勞工家庭與照顧工作

小雨的氣爆經驗，可以看到高雄氣爆的遺遺症一直延伸至今。當災難打破生活的「日常」，進入一種「非日常」的狀態當中，災難以不同的方式影響男性、女性、勞工、年長者等不同族群，當不同的社會位置會面臨多元交織的社會力量，種種的力量都會影響個人的災難經驗。從小雨的故事來看，可以看到身為非中產階級的勞工家庭女性，小雨自小必須身兼數職來改善家庭經濟，在重傷癱瘓之後，內心一直迫切的希望重新踏入職場，而小雨的母親原本車衣服養家活口，後來在餐廳當外場服務人員維持家計，但氣爆之後，自身身體不好的母親為了照顧小雨以及剛出生的孫女，而不得不辭去工作以進行照顧工作。

因為社會位置的不平等，結構弱勢者有可能承擔更大的風險，而且災難的影響力會加深與拉長。如Junko Otani 在Older People in Natural Disasters 一書中研究老人與災難時，指出貧窮與孤獨的老人在地震之後，會面臨比較長遠的災後影響。小雨在高雄氣爆之後而癱瘓，雖然不斷在生活自理上進行獨立自處，然而現今災難後的生活需要面臨身體的復健之路、身體虛弱母親同時身為照顧者、家庭有未來經濟憂慮等議題。當勞工家庭的女性面臨災後的重傷，為節省開支以及家屋空間之不足，不聘請照顧者而由家中另一位女性成員離開職場擔任照顧者，可以看到社會／結構的層次會使得災難經驗受到多重結構權力的運作，加重家中女性照顧工作的重量。

當災難發生時，社會結構弱勢者如貧者、老人、婦女、兒童、有色人種、原住民、身障者等社會結構弱勢者因為擁有的社會資源少、社會階層低下，會因為災難而陷入更弱勢的處境(Zakour&Harrell,2003；Morrow,1999；劉珠利， 2006；卓春英&盧芷儀，2010)，亦即，「災難可能會使人落入貧窮，但貧窮卻使災難形成之損害加劇」(卓春英&盧芷儀，2010)。在既有的災難研究中，不少文章已經指出災難不同程度地影響男性、女性、身障、老人、小孩、原住民、女性等，使得不同族群有不同災難意義與經驗。本文從小雨的故事看出，高雄氣爆之後，對於勞工家庭的重傷者必須考量經濟與自身身體狀況，而由家中另一名女性擔任長期照顧工作，家中女性必須克服自身身體不好或辭去原本工作，回到家中照顧家人。當災難發生在勞工家庭的女性身上，面對的災難經驗是交錯著經濟、母職、照顧工作、長期照顧、身體復健等多重交織的災難經驗與災難難題。



17012401.jpg圖3，前鎮區氣爆區的老舊社區的災後彩繪重建。



參考書目

David Denney，呂奕欣、鄭佩嵐譯(2009)，面對風險社會。台北：韋伯文化。

Emmanuel David and Elaine Enarson eds，(2012)，The Women of Katrina: How gender, race, and class matter in an American disaster ，Nashville, Tennesse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Junko Otani (2010). Older People in Natural Disasters. (Kyoto University)

Mark Pelling ed，(2003) ，Natural Disasters and Development in a Globalizing World，New York，Routledge

卓春英‧盧芷儀(2010)。貧窮、社會性別與災難。社區發展季刊。131，137-151。

周桂田(2014)，風險社會與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台北市：遠流。

烏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汪浩譯(2003)，風險社會—通往另一個現代的路上。台北：巨流。

張玨（2009）。性別、災難與心理健康。發表於聯合國重要議題論壇*系列之「性別 與災難」。台北：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畢恆達（1999）。災難與性別。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53，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