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青年的公民實踐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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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青年的公民實踐與可能性
2020.11.30 金門、公民實踐、親屬關係
作者：邱筱喬



今年四月初，一位知道我在金門做研究的朋友，傳給我一個YouTube的連結，是一個名為「臺灣吧」的頻道所製作的關於金門的認同問題的影片。[1]我的第一印象是影片內容過於簡化，僅是從一些基礎事實來指出金門島民在身份和國家認同上可能不同於台灣島民，例如金門並沒有被日本殖民50年，及1949年後，它作為反共前線所經歷的近半世紀的軍事管制。儘管許多出生、並成長於台灣本島的人們，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些歷史差異。然而，讓我覺得最不妥的是，該影片似乎過於強調金門與台灣之間的隔閡，沒有考慮1949年後兩地之間無可避免的交流。在戒嚴時期，無論再困難與麻煩，金門島民為了生計、求學、與爭取更好的人生，不時進出台灣本島。

根據我在金門的長期民族誌調查，這篇文章要談的是該影片沒說的、之後的事——關於在戒嚴末期出生、與民主化一同成長的金門青年們的故事。我先概述金門解嚴後的地方政治生態，說明這些青年們面臨的處境與困難，又他們如何透過公民實踐，來探尋、開創可能性。他們的故事提供了我們思考金門與台灣的關係的不同角度。

解嚴後金門的地方政治

在戰地政務管制下，金門遲至1971年才開放村里長、鄉鎮長、與鄉鎮民代表選舉；在1992年解嚴後，才進行第一次縣長與縣議員民選。先不論島民對於民主選舉的理解為何，由於當地特殊的社會構成，以及選舉制度中的選區劃分與多數決使然，親屬關係往往左右了選舉結果。以村里長來說，由於許多村子是由單一宗族所構成，村里長選舉通常是一人參選，有時出現宗族內部的宗親競爭。鄉鎮長和鄉鎮民代表，常常是由出身於大村子（人口較多的宗族）的候選人獲勝。縣長與縣議員這般跨越更大片選區的選舉，就會牽涉到跨同姓宗族的宗親會的支持與動員。

無論哪一個層級的地方選舉，能夠掌握多少的同宗支持，大大決定了一個人是否參選、與勝選的機率。然而，勝選與否仰賴的不只是同宗這個親屬關係，遑論遇上宗親在同一選區中較量的情況。許多在村里與鄉鎮層次連選連任的政治人物，都長年致力於所屬宗族與地方社群的公共事務，普遍受到同宗鄉親的讚譽。這些經年累月的深耕所建立的個人聲望，使他們不至於過於擔心選票被新加入戰場的宗親所瓜分，但也被迫採取新的競選手段以防意外。所謂新的手段通常是效仿台灣，投入大筆金錢於廣告和宣傳品等，只是為了向鄉親證明自己有在認真競選。在縣層級的選舉，候選人與所屬宗族的連結相對較弱（他們往往也較少深度參與所屬宗族的事務），但會更加強調其他關係的經營，例如姻親關係、生意夥伴關係、與其他各種人際關係；也會更廣泛地運用各種競選手段來鞏固與開發票源，也因此不時有買票等違法情事出現。

由於地方政治人物與選民之間的連結，是建立在以同宗關係為基礎的更廣泛複雜的人際網絡之上，許多選民覺得應該投票給「自己人」，尤其是平常很照顧鄉里的自己人，才符合做人的道理（頗似Lady Kaka在一篇芭樂文中描述的情況）。另一方面，政治人物的服務內容與對象跳脫不了選區、以及下次選舉的考量，而限縮了其政策或議案中的公共利益的指涉對象，甚至是無視縣府財政狀況的社會福利與津貼加碼。[2]在親屬關係、人情倫理、與經濟利益的糾結所形成的社會包袱下，一般島民和政治人物傾向務實地認可這種政治結構帶來的好處，使得金門的民主化仍侷限在人民投票選擇政治代表的形式，政治人物和一般民眾普遍不會針對政策或社會議題進行公開辯論、倡議改革。

返鄉青年的處境與選擇

「返鄉青年」在戒嚴時期的金門是一種常態。許多少年少女拿著政府獎學金到台灣讀書，或是因家境困難到台灣的工廠工作。他們通常在畢業後因為要履行獎學金附帶的義務，或是工作幾年後在家人的召喚下，回到金門工作、照顧父母、結婚生子。從當時政治風氣保守的台灣，回到軍管之下更加保守的金門，他們的人生重心放在安居樂業、傳宗接代，確保一家老小衣食無虞，祈求下一代能走在平穩安康的大道上。這般對理想人生的想像與實踐，對於在戒嚴末期出生的返鄉青年來說，有的人欣然接受、走上類似的道路，有的人覺得不滿足、甚至備感壓力。這樣一種世代之間對於理想人生藍圖的可能落差，以及前述的解嚴後的地方政治生態，讓一些想要為家鄉做一點什麼、甚或是帶來一些改變的返鄉青年，舉步維艱。

2013年的秋天，我第一次在金門進行長期田野調查，住在一個以單一宗族構成、人口較多的村子裡。我每天閒話家常、參與觀察的對象，主要是年齡介於50歲到80歲之間的村民，特別是女性長輩，她們是我所參與的村子裡的社區志工隊的夥伴。換言之，這個村子有著普遍於金門和台灣鄉村的現象——青壯人口持續外流。當然還是有不少的留鄉和返鄉青年，但他們的生活大多周旋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只在必要時參與宗族、村廟的活動，社區志工隊被視為是讓老一輩打發時間、活動筋骨的消遣。

我所參與的志工隊，連同其他村子的志工隊，像是將宗教性的服務奉獻精神（阿姨們口中的「做功德」）、社團活動的同儕情誼、和宗族成員間的親屬倫理，融入到本世紀以來在台灣蓬勃發展的社區營造之中。這些志工隊從事許多政府主導、或自發的公共服務，例如為獨居老人送午餐、淨灘（清理佈滿從中國沿岸飄來的廢棄物與垃圾的沙灘）、為安老院和育幼院舉辦愛心義賣等等。許多志工隊的成員身兼土風舞、藝陣等社團，不時受邀到政府主辦的活動、甚至是政治候選人的競選晚會表演。這些融入日常生活的公共服務，某種程度上限縮了人們對於公共事務的理解，也傾向於維持社會平和，難以形成公民力量挑戰既有的權力結構所造成的不平等、與其他問題。

一直到2014年冬天，田調進入尾聲之際，我才遇上「不太一樣」的公共藝文活動。一些返鄉青年，例如親姊妹的王莛頎、王苓與王維剛，策劃了新型態的展覽與音樂演出（把搖滾樂帶到村子裡），令人耳目一新。對於她們的「與眾不同」，父母感到困惑與擔心，但幾年下來，已傾向不直接反對的默默注視。另一方面，她們要為舉辦活動的經費與其他資源傷腦筋，畢竟公家的補助與民間的贊助，都是鑲嵌在當地特殊的親屬關係與政治權力糾纏的社會結構之中。家父長式的年長者的權威不只在家庭之中，也在牽動地方資源配置的社會場域中，深刻影響年輕人的行動空間。即便是不涉及政治或敏感社會議題的藝文活動，也因為其新穎性，不容易在一時半刻獲得掌握權力和資源的長輩的認可。


圖一2017年秋天在金門珠山舉辦的土豆音樂祭。照片來源：「土豆音樂祭」臉書頁
​在這樣的結構限制中，這些青年透過讓自己重新認識地方的歷史與島民的生活故事，並以新的、創意的手法將這些歷史與故事呈現出來，從而爭取地方長輩的肯認，以及引起更多當地人與外地人的共鳴。例如，王莛頎與王苓從2015年開始在金門後浦商圈進行商家調查與街道空間展演；2016年起，協助縣府推動老街屋修繕補助計畫，走進社區了解居民需求、舉辦城市議題講座與市集等等。透過這些紮根於地方、聆聽在地需求的實踐，她們逐步被地方所認識與接受。然而這些青年們也漸漸不滿意這般「相對政治中立」的立場，尤其是面對著朝金門襲來的一波又一波的地方發展方案、和中共的武力和經濟威脅巨浪。

地方青年的公民實踐

在2014年的縣長選舉裡，競選連任的李沃士任內所簽約的數個BOT開發案，成為當時對手陳福海（後來當選縣長）的主要攻擊標的。時間再往前倒轉到2013年3月，其中一個BOT案涉及的聯外道路工程，有嚴重破壞浯江溪的生態環境之虞，引發了金門難得一見的公民運動。一些地方民眾集結起來成立「浯江守護聯盟」，向縣議會請願停止工程。[3]儘管這個公民運動帶動島民對於金門的未來與BOT開發案的重新思考，但運動本身和公民討論的能量沒能延續。到了2017年4月，金門縣議員蔡春生提出開放博弈的地方性公民投票案[4]，許多參與守護浯江運動的成員，又再度集結起來，投入到簡稱為「反賭」的公民運動裡面。公投結果顯示，不同意開放博弈的票數佔有效票數的九成。

受限於篇幅，我不會深談博弈公投所牽涉的複雜問題及意義，只想指出一些地方青年如何從參與這場公投的反賭方之後，更積極地將他們的在地實踐連結到政治與公共議題，強化與台灣夥伴的串連（含金門人與非金門人），凝聚公民力量。

反賭方健將之一的董森堡，在大勝後發表的一篇文章裡，指出這場公投「實際上並沒有贏家」，因為：[5]

眾所皆知，澎、金、馬三離島長期以來都很不滿自身交通運輸、醫療資源、經濟發展相對弱勢，期望透過賭場引進資源翻身。這也讓推動賭場的一方，有可趁之機，開始透過各種立法、聯署、輿論施壓，四度在澎、金、馬舉辦博弈公投選舉，最後沒有任何賭場開成，只見離島房、地價節節高漲。

正因為地方青年深知博弈公投投射出金門居民對於發展的強烈渴望，以及這個渴望被中央政府所漠視的氣憤，他們決定挺身而出，表達出不一樣的觀點、與對金門未來的不同想像。他們投入反賭方的各種宣傳活動（派發宣傳品、掃街拜訪、舉辦造勢活動等），鼓勵金門居民出來投下反對的一票，以免這個提案在法律的缺陷下不明不白地過關。[6] 另一方面，許多人也開始構思如何延續這個公民運動的力量；如何開闢新的經濟發展途徑以取代舊有的大開發、大投資案思維；如何保護金門特有的文化與歷史資產並藉其營造一個讓在外的金門人與外地人想來金門、留在金門的環境。

在博弈公投之後，原先在官報《金門日報》擔任記者的董森堡，辭掉工作，投入2018年的縣議員選舉。在沒有政黨、大宗族的背書下，出身於普通人家的他，憑藉著長期以來關注公共議題所結識的一群在地夥伴的支持，以及跳脫過去選舉套路的競選策略，在競選開支極度節約下，拿下縣議員第一選區的最高票。董森堡就任縣議員兩年來，致力於實現競選時的政見，例如成功讓縣議會的議事過程透過直播供民眾檢視；因應金門醫療資源限制所產生的龐大赴台就醫需求，提案建請縣府擴大赴台就診陪同照顧民眾住宿的服務或補助等。

前面曾提過的王苓，在反賭的宣傳場合中出力也出聲。隔年，在她長期投入的後浦商圈的老街屋歷史調查、修繕與再利用工作裡面，有一間在廟旁，於軍管時期建造的二層水泥樓房，面臨廟方決議將之拆除、改建新樓。種種原因下，拆除的時程懸而未決，王苓與廟方協商之後，取得免費使用該樓房空間的許可。隨後，王苓與另一位返鄉青年開始經營起「後浦泡茶間」，一方面測試這類營業空間在當地市場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向地區居民呈現，老街屋的保存與再利用的歷史、文化、與經濟價值。他們也以這個空間為據點，舉辦各種講座、電影會、市集、導覽與展覽，納入公共議題的討論；表態支持同志與婚姻平權運動（在金門，這可能比反賭還難）；以及作為董森堡競選議員的選前之夜的場地，讓支持者們在這個小空間中互相打氣、描繪金門未來的不同圖像。


圖二 後浦泡茶間與彩虹旗。照片來源：「彩虹飄漂掛金門」臉書頁
開創與孕育可能性

不可否認的是，董森堡和王苓等人與他們所做的事、所想像的未來，在金門可能還是極少數的存在。島內還是有很強烈的聲音與動作，要把金門的未來與中國綁在一起；島民也知道台灣有一些聲音，要把金門與台灣切割。作為島上的邊緣族群，他們擔憂著近年來兩岸愈趨緊張的關係（如習近平表示不排除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以及中共最近在台海周邊不斷升溫的軍演）對金門的影響；同時間，圍繞著國安法發生在香港的事情，也提醒他們民主與自由得來不易、守護更不易。

不久前，我分別拜訪了董森堡與王苓，請他們分享這兩年來的經驗、與下一步。董森堡直言他的「新人運氣」（意指一開始其他議員無法判定他是敵是友所產生的模糊空間與能動性）已經用盡，他的提案愈來愈難以推動，甚至直接被否決。王苓及其夥伴開設的泡茶間，因為改建時程敲定，已經於今年九月底停業。不過他們都表示，這些困難與挫折並非不可預期。重要的是，他們知道過去兩年的努力確實積攢了一些能量。愈來愈多在金門與台灣的金門人，透過參與他們的活動，認識到金門所面臨的各種艱難的公共議題。此外，近年有一些返鄉青年以各自的方式（通常是經營商家），關注公共議題、營造公民力量，例如這些商家會以攤商的方式參與董森堡舉辦的公民野餐活動。目前這些公民力量雖然少也小，卻遍佈在金門各處。他們開創了各種新的途徑，讓自己也鼓勵周遭的人參與到公共議題的討論之中，具體感受到自己是刻畫金門的未來的一份子。


圖三 董森堡團隊策劃的「公民好朋友的金秋趴踢野餐」（2020/10/25），這次的公民議題為島上林木因開發而遭砍伐的問題，活動透過募集老照片來回顧金門林相與植樹史。照片來源：筆者拍攝
這些青年的公民實踐不是以金門和台灣間的歷史差異來強調金門在地認同，而是建立在金門與台灣隸屬同一政權治理所享有的民主與自由之上，並且透過串連金門與台灣的志同道合者，增強翻轉金門保守權力結構的力量。儘管一路艱難、前途不明，他們的腳步沒有停歇，繼續推動自己手上的工作與新的方案，把先前積累的公民能量加以厚實、延續下去。可能性一點一滴地被開創出來，孕育著更多的可能性。



[1] 影片名稱：「什麼造就了金門複雜的認同？」，影片連結。

[2] 金門縣政府仰賴金門高粱酒公司的財源挹注，提供了優渥的社會福利、以及以金門居民在戰地政務時期所受到的損失或犧牲為由所發放的各式慰助金。大量台灣人、和戶籍遷至台灣的原金門人，因此將戶籍遷到（回）金門，儘管實際上住在他處。

[3] 這個請願在議會遭到擱置，但工程還是停止。經路線調整後，於2018年啟動新的工程，已近完工。

[4] 此公投案的主文為「為振興金門經濟，開創金門的前途，您是否贊成設立國際渡假區並於其中開放5%觀光博弈？」。

[5] 董森堡，〈金門賭場公投，為何是一場沒有贏家的選舉？〉，端傳媒，2017年10月30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1030-vote-for-Kinmen-casino-Tung/）。

[6] 此次博弈公投的法源《離島建設條例》第10-2條明訂：「開放離島設置觀光賭場，應依公民投票法先辦理地方性公民投票，其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應經有效投票數超過2分之1同意，投票人數不受縣（市）投票權人總數2分之1以上之限制。」換言之，無論投票率有多低，只要同意票超過不同意票，博弈公投就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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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筱喬 翻轉金門：地方青年的公民實踐與可能性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