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化——从非洲到欧亚以远

新石器化——从非洲到欧亚以远
2016-01-22 [英]罗兰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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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化——从非洲到欧亚以远
作者/[英]罗兰（Michael Rowlands）/著张力生/译汤芸/校



作者简介：

罗兰（Michael Rowlands），男，英国人，著名人类学家，伦敦大学学院（UCL）人类学系主任，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会长，研究方向：物质文化、文化遗产、博物馆学；

张力生（1990-），男，山东济南人，伦敦大学学院（UCL）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

汤芸（1978-），女，湖南益阳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物质文化。


［摘要］对于文明的大范围研究，学界普遍存在这样的预设：在大规模相互交错的文明的城市中心形成过程中，欧亚大陆的青铜时代是关键阶段。在这一预设下，包括非洲在内 的世界其他地方则被认为是仍处于文明未发萌的新石器时代的“他者”。然而，借助于对一些物品的流动方式的考察，包括食物等，会发现在这些“他者”中，物品 的传播有着不同于欧亚模式的途径与意义，使得这些地区形成了不同于欧亚文明的文明体系。对这一文明体系的考察，不仅能打破视青铜器时代为通向现代性的必经 之路的偏见，也为思考文明这一概念的多中心性与多元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关键词］文明;青铜时代;新石器化;欧亚大陆;亚非走廊


在过去四十年中，杰克·古迪（Jack Goody）一直认为，对于欧亚大陆的主要社会来说，现代城市文化展现的是自青铜器时代以来的持续发展。（P.55）古迪认为，社会发展的“重大突破”（big break）始于“新石器时代社会”（Neolithic Society），他借用列维－施特劳斯（C.Levi-Strauss）的“具体性的科学”（science of the concrete）（P.15）来描述这一社会的特点。虽然列维－施特劳斯承认这种思维方式从未完全消失，但古迪——借用柴尔德（Gordon Childe）1942年的城市革命说（UrbanRevolution）——认为在青铜时代文明中出现了一种不同的抽象认知模式——官僚体系与书写体系，这一模式更加适应于早期城市化，并最终导致了现代性在“西方”的产生。但他还是不同于柴尔德。柴尔德认为，欧洲文明有一种延续性，贯通于古典时代、封建时代直至资本主义。古迪则提出自青铜时代起，欧亚大陆上交替存在着多个文明聚积的中心，对财产控制是这些中心得以形成的共通基础，而实现财产控制则有赖于以嫁妆为基石的婚姻体系。（P.503-519）

多位全球史的学者都强调文明在长时段中有延续性，都认为“资本主义”或“全球化”已经存在五千年。也有众多关于交替的文明聚积中心的动态性及多中心在长时段里共同发展的讨论，古迪关于青铜时代的论述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也有许多探讨开始关注于社会单位（social units）的演化本质，也审视探讨中是否掺杂了其他形式的欧洲中心主义（如国家/社会的对立二分）。

与更新近的一些关于世界体系、跨国家与跨文化的书写一同出现的还有一种更深入的观点，即探讨人与物的联系与流动。但这些讨论仍然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大规模相互交错的文明的城市中心形成过程中，欧亚大陆的青铜时代是关键阶段；对这些欧亚大陆中心的辨认也仍然局限于传统的观点，即认为都市文明的兴起与在大江大河流域的水利灌溉及集约化农耕有关，例如认为安纳托利亚（Anatolia）和中亚的金属贸易刺激了青铜文明新型“城市化”中心的产生。包亚德（P.Beaujard）也同样提出印度洋的长时段历史说明资本主义的欧洲起源是个相对的概念，并且需要重新看待亚洲与非洲的“被窃走的遗产”（P.141）。这些观点都是基于一个普同的转型论，以此来看谁是（或不是）青铜时代城市文明形成过程的一分子。学者们优先考虑的不是特定的革新，如金属冶炼，而是去看文字书写、城市化和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古代城邦和帝国带来了种种整体化的宇宙观，而这潜在地促成了社会分化的官僚化形制、宇宙的中心化以及作为总体的人。

一、将未开化者新石器化？

当然，这意味着，那些不具备这些城市化文明特征的地区将被边缘化。非 洲就是这样的大片空白。具讽刺意味的是，非洲是古迪的人类学研究专长所在，但却被他界定为欧亚“青铜时代”文明及其长时段发展的“他者”。他将非洲在历史 上的边缘化归因于“技术因素”，因为非洲以小农耕作为主，以陪嫁实现财产的流通（个人财富），由此导致在接受革新上的迟钝，例如冶金技术的发展就一直被限 制在巫术－宗教的背景下。

非洲，被古迪坚定地“放在了新石器时代，而非青铜时代”（P.45）。他倒不是以进化论的阶段论来谈，而更多是列维－施特劳斯式的理解，认为新石器时代是一套基于“具体性科学”（P.15） 的物质实践策略。但这仍是一种偏见，将非洲排除在全球历史的程式之外，因为她不符合理性的政治经济学对“历史上发生了什么”的理解。①因此，非洲变成了一 个谜，在这个大陆没有城市化、文字、帝国和文明的历史，也没有总体的政治集权和纵向式的超越性。当然也有一些历史学家是例外，但他们其实是将一些分散的聚 落夸大为城邦/城市，或者称之为加纳和马里帝国网络中的节点。这带来的危 险在于，我们总以为类似于青铜文明的政治－社会模式才可与之并置讨论；并且设立一些城邦或者城市化的基本要素，不同之处在于其组合方式不同；我们将非洲归 类为“先前的”，因为我们凭着单一的尺度，以从“简单”到“复杂”、从史前到历史的过程来衡量非洲，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普塔博· 姆贝基（Thabo Mbeki）试图重新唤起非洲文艺复兴（African Renaissance）的理想，并激起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感知（尤其是在海外）。但是，这种理想实际上表达的是非洲过去曾经拥有并将重新拥有一个辉煌的文明（如同古迪所定义的文明）。下面这段话引自他1998年就任南非总统时发表的演说《我是非洲人》（I am An African）：

为 了加固对非洲人民的帝国统治，殖民者们试图奴役非洲人的头脑，毁灭非洲人的灵魂。他们试图迫使我们相信我们非洲人没有对人类文明做出过任何贡献，而是像牲 畜一般。我们大陆的重生必须始于我们重新找回自己的灵魂，它被保存在埃及的金字塔，阿克苏姆②的石建筑，以及迦太基和津巴布韦的遗迹中，永恒不朽。（P.299）

姆贝基所呼吁的非洲的文化复兴意味着发现一个新的过去，从而打开通向未来的大门。但这同样意味着这个过去的含义要通过谨慎的选择。不幸的是，对从安他·迪奥（Cheikh Anta Diop）到普塔博·姆贝基的一代学者来说，要寻找的是与青铜时代对应的非洲文明，其代表为津巴布韦的纪念性建筑，廷巴克图③的图书馆，伊费④和贝宁⑤的神圣王权。非洲独立后对历史和史前史的重新书写，也把城市化和文字文明之研究放在了日程前列。

由此激发了众多争论，但都是比照着欧亚模式以勾选方式（tick box style）去判别是否存在非洲文明，如非洲城市化发展是否受到外部影响、纪念性建筑是否存在、如何解释书写体系的缺失以及其他准则。这样的争论都是一些误解。同时期的一些考古学家也在致力于寻找非洲的城市中心，比如说通过研究伊费和贝宁的青铜雕塑，来证明存在着为“神圣国王”（sacred kings） 服务的宫廷匠师。我倒不是要否认这些文化形式的重要性，但已经有批评者认为，这些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依照一种普世性的关于“复杂文明”的概念在非洲找寻对 应之物。这无非是为了表明非洲历史并非停滞不前，而且并非置身于进步理想的主流之外，而这种理想却正是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柴尔德式的“文明”。

为了避免产生一种自相矛盾的仿制的⑥“深度历史”（deep history），我们必须确立一种完全不同于柴尔德、古迪及其他人所界定的城邦/城市标准，以此来想象一种文明的宇宙观。这意味着我们将跟随列维－施特劳斯提出的“新石器悖论”（Neolithicparadox），即具体科学也可以是文明间联系的基础，并基于此获得“同样科学，其结果同样真实”的见地。

二、食品全球化与非洲的联系

我们可以用烹饪行为作为踪迹，来了解更广大的、包括宇宙观意义上的等级。我们可以沿着自公元前2000年以来的食品分布轨迹，从中发现重要的模式。我们已经知道，印度的主要粮食作物，包括高粱、珍珠粟、穇子，都发源于非洲。尼科尔·柏万（Nicole Boivin）和多里安·富勒（Dorian Fuller）指出这些作物的传播有其偶然性，因为它们原本是非洲草原谷物，然而却是从非洲东北部被海员和商人经阿拉伯海岸带到古吉拉特邦⑦的，约在距今2500年前出现在南印度。这些谷物的传播路径不同于青铜时代自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延伸至印度河谷的商贸网络。原本产自中国的一种高粱，似乎在距今1700年前经同一海路传播至也门和苏丹的努比亚，而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却没有。⑧在此后不久，芋头、香蕉和车前草等东南亚岛国作物也传播到了东非。正是这些热带作物的传入，才使得西班图的扩张⑨成为可能，人们才可能从喀麦隆（Cameroon）西北部经加蓬（Gabon）和刚果雨林，走到安哥拉（Angola）及更远的地方。

大约同时，瘤牛经海路从印度到达也门和东非并与非洲公牛杂交，于是印度的瘤牛基因也得以跟随着班图扩张而进入了不同类群的牛之中。最早的印度洋到海湾地区香料贸易也出现在这一时期，法老阿美西斯二世（Pharaoh Rameses II）（距今1200年）死后，人们曾用黑胡椒粒为他尸体的鼻孔熏香。柏万和富勒指出，香料和辟邪（养生）物质原产自印度西南海岸，被沿岸的狩猎采集者从南印度带入了阿拉伯海的航海网络。这些沿海渔民和航海的社群最早可以追溯到全新纪中期（mid Holocene），并且在当时就已经相当久远。

因此，非洲草原和印度洋之间的非正式联系可能有相当长时间的历史。粮食作物的传播是广泛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暗示着这些联系更多地与声望货物体系以及珍稀或奢侈物品有关，而非为了满足实际的需求。原产自非洲东北部和也门的香料，尤其是乳香和没药，在3000年前就被用在庙宇仪式中祭祀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城市神灵。它们的分布联系着西北非海湾地区、阿拉伯半岛以及更西边的西非和苏丹的草原地区。这些推测的依据是在中印度的墓葬中发现了原产自撒哈拉中部的石青串珠和玉髓串珠，而产自印度的玛瑙串珠在撒哈拉中部和西非的墓葬中被发现。在两个地方，墓葬都是有等级区分的。

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后半段，印度与马来半岛之间定期/稳定的串珠和陶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同样，南印度对多种东南亚的植被作物如檀香木和槟榔果树也有大量需求，最晚在距今2500年前就开始了。因此，我们对这一时期非洲、印度和东南亚之间交流和互动的复杂程度有了一定了解，这些都是由沿岸的航海交易者通过非正式的贸易网络实现的，并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向内陆不断延伸。这已经可以否定任何关于非洲作为文化上孤立大陆的假设。

三、重新发掘传播论

食物/粮食，当被最广泛地理解为维持人类生存的物质时，其传播的方式启发我们去关注大陆和地区间的长期交流。我们发现，自全新纪前期，非洲的许多地区之间出现长期的联系，并从距今4000年前开始与印度洋及更远的地方产生交换网络。

在对文化相似性的解释中，传播论是个常常被忽略的基本机制，但仍被当成一个重要的、未理论化的概念来解释文化间的长期交流。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明显在于20世纪初社会科学建立时的反历史主义。当然，有些传播论的观点很极端，例如史密斯（Elliot Smith）认为“文明”只是在埃及创始，然后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这用最近的人口统计DNA分析和物质的同位素甄别都无法证明。但也有许多较合理的观点，例如史密斯关于“文化包装”（cultural package）散布的论述，到现在仍有相当的有效性，不该被当做“臆测的历史”而予以否定。尤其是他与博厄斯（Franz Boas）都认为文化复合体比单独的文化特征更容易传播，在“更早的时候，一个宗教的传播（实际上）是特定文明的传播”（P.35）。

距今3000年前，“食品全球化”（food globalisation）将非洲与南亚及其他地方联系在一起，相关迹象可以放在仪式消费（ritual consumption）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唯一的问题是，植物考古学以及考古学的其他分支在研究家畜和农作物时讨论的是食品和生存维度，而忽略了其仪式实践的语境。

我们可以将距今3000年 前的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岛国联系在一个“传播论”的框架下，只要不将单独的特征从文化复合体中孤立出来，也不采用以维系生存为基础的功能主义定义。跨越如 此广阔的地理范围，历经将近一千年的时间，物质文化有如许多交叠的矢量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内部相关的、整体性的复合体，这令人震惊。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在 相距甚远且并不相连的区域里，这一系列“新石器文明包装”（neolithic packages）或“新石器化”（neolithicisation）过程是如何在历史上发展起来并促成了相互间的联系与交流，与此同时这些联系又是在明确的文化边界建立中形成的。

非洲和印度洋一直是理解这个文化网络的重点，我们不妨从网络的另外一端开始研究。我们也需要有更好的理解东南亚诸岛新石器文明的方式，可以看到它主要有三个源头：第一个是台湾南岛语系民族，源自中国南部，给东南亚带来了水稻、粟米以及语系、纺织和制陶技术，并将新石器时代早期流行的特殊形式的罐葬（jar burial）带到了太平洋的瓦努阿图（Vanuatu）群岛中部。第二个来源直接从东南亚大陆到苏门答腊（Sumatra）、西婆罗洲（West Borneo）和爪哇（Java），带来了猪、狗、鸡等家畜。第三个来源是来自新几内亚-太平洋（New Guinea-Pacific）的农耕作物，如车前草、香蕉、甘蔗、芋头以及多种山药品种。这三种来源都属于南岛语系，并在很多方面相互融合。这些元素在距今3500到4000年之间从起源于台湾的新石器文明传播到西太平洋的马里亚纳（Mariana）群岛。这样的分布证明这里存在带舷外支架的远航独木舟，能够一次远航1600公里，这是这种技术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新几内亚东部的拉皮塔文化区（Lapita horizon），以精美的陶器和贝壳装饰品、黑曜石、露兜树坐垫以及作头饰的极乐鸟羽毛闻名。在距今约2800到2900年前，拉皮塔陶罐自美拉尼西亚群岛传入西波利尼西亚，最远到达汤加和萨摩亚群岛。弗里德曼（J.Friedman）曾将拉皮塔文化区描述为一个声望物品体系，其中非物质的声望物品包括仪式知识、葬礼仪式、音乐、舞蹈以及独木舟制作和刺青等专门技能，都与物品有着宇宙观的联系。

上述诸项虽然听起来像个属性列表（attribute list），但总体来看从东南亚群岛和近海地区（Near Oceanic area）的传播，包括人的流动，建立了新石器式的以陶器为基础的文化群，开发了原本以狩猎采集为主的人口稀疏的地区，包括过去独立的新几内亚农业中心。这些“新石器包装”中的元素可以在不同的文明复合体之间互相交流而不断多元化。因此，例如在拉皮塔文化区向大洋洲拓展的过程中，人们用水稻和粟米代替了根茎类和植被作物，并开始蓄养猪和鸡。而陶器、罐葬仪式以及音乐舞蹈等非物质遗产将这个声望体系带到了大洋洲更深远的地方。

我们能够发现，最晚在距今3500年 前，东南亚群岛的新石器文明网络与南亚及中国南海之间存在更深的联系，这正与欧亚大陆的青铜文明处于同时期。中国的汉人将黄金和真丝出口到中国以南的海 域，换取琉璃、水晶、犀牛角、乌木和香料。他们还特别重视庙宇仪式中使用的丁香和肉豆蔻，它们来自亚洲主要的海路贸易网络，这一网络可达摩洛哥甚至更远的 新几内亚。

东山铜鼓，一直流传到了东南亚群岛和新几内亚西北部，表明中国南部海域的青铜“文明”需要热带雨林作物，尤其是天堂鸟的羽毛。距今2000年 前，丁香、甘蔗、芋头（这些只有可能来自于新几内亚和摩洛哥）和黑胡椒开始在埃及和罗马出现；原产自婆罗洲、菲律宾和苏拉威西岛的槟郎和产自帝汶岛的檀香 木，大约在那时传入印度。如果产自新几内亚的农作物到达西非喀麦隆的日期是准确的，那么东南亚群岛的物产到达东非的时间要更早。

显然，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3000年前，遍布东南亚和美拉尼西亚的南岛语系人所使用的船只就可以做横跨印度洋的航行了。距今3000年前的航海规模证据，也同样是产自于新不列颠西部的黑曜石出现在萨巴（Sabah）、婆罗洲西北部以及菲律宾中部的宿务（Cebu）一个新石器遗址地表的证据，这一石材分布的总面积超过了6000平方公里。在拉皮塔墓葬遗址中也发现了作为刺青工具的黑曜石，人们将烧焦的植物和矿物颜料用血液混合，涂抹在削尖的黑曜石块上，用来刺穿皮肤。斯普里格斯（Matthew Spriggs）将西新不列颠的黑曜石称为“在新石器世界分布最广的资源”，并认为黑曜石在仪式中的用途使之尤其珍贵。（P.2873-2881）

如果我们能将东南亚群岛新石器文明传播的迹象与东南亚和南亚大陆建立联系，那么与非洲东部和东北部的沟通一定从距今3000年前便开始了。如果我们认为南岛语系的主要扩张发生于距今3500年，班图人将啤酒/燕麦粥的饮食方式带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时间为距今2500年，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最晚在距今2500年前，自东南亚群岛/新几内亚，经印度洋到非洲的广大区域内，逐渐形成了一个文明交流地带。

四、亚非走廊的新石器化

细致描述“考古文化”可以展示从当时直至今日的那些成千上万的独特地方性，以及区域间的交流网络。但是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我们不能将文明间的流动和联系分割成一个个孤立的考古遗址和文明聚合体。利奇（Edmund Leach）批评传播论是对支离破碎的历史素材进行拼凑和臆测，这一批评批判在今天仍然有价值。所 以我们需要提出更为精细的观点，以辨析什么是有价值的、数量不多且有非物质重要性的，并成为探讨这一广阔区域的基础。当下对这种大范围的关联性研究将重点 放在早期的食品全球化上，将粟米、稻米（水稻、旱稻、糯米）、山药、香蕉、车前草、甘蔗、芋头、槟郎和椰子等作为食材，放在不同烹饪传统中进行研究，从而 探讨食品与身体如何进行物质的交换，共同形塑有关健康与幸福的观念。但若探究交流中价值问题，则需要考虑一系列更广泛的准则。从乳香、没药到肉豆蔻和丁 香，或者从玛瑙和玉髓珠到黑曜石刺青刻器或香料植物和犀牛角，呈现的是另一种关注辟邪（apotropaic）的模式——即用来防御病疫和伤害的仪式技术。毫无疑问，上述这些避邪物都在仪式中被用来抵御恶意的侵害。

我们将遵从莫斯（Marcel Mauss）对魔法和宗教的研究这一典型的学术传统，将驱邪物（apotropaic）理解为拥有灵验效力的文化技术。莫斯写道，技术是对某物传统的（traditional）、有效力的（efficacious）一个行为。（P.70-88）这种技术需要学习和传播，并随着这个过程发生变化。莫斯破除理性主义对工具性和象征性的二分，将魔法和宗教归为传统和有效的技术。在“身体技术”（Techniques of the Body）一文及其与于贝尔（Henri Hubert）合作的关于宗教和魔法的著作中，他认为魔法和宗教对主体的身体和精神都会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tangible effect）。 将驱邪看作一种保护身体的技术，便需注意到驱邪物包括各种护身符、法宝、圣髑以及具有防御破坏及邪恶行为的灵验物质。而这些物品都是宇宙观的基础，因而使 得我们要对世界的形塑及其消解与衰败的条件进行更广泛的分析。危险与恐惧的特征，与各地不同的放置和展现的概念有关，并且又反过来建构起这些地方的边界。 这与巴斯（Fredrik Barth）提出的边界的多孔性（porosity）有关，同时强调了边界之间的流动与连通同样是边界的构成因素。驱邪与阈限密切相关，因为二者都保护着临界阶段，都面向各种空间和容器的隐喻，也是转折节点的标记。驱邪行为之所以有效，或许正是因为所用的驱邪物质来自于或者跨越了界限。我们可以运用一个仪式中常见的观点，即效力是催化剂。为了得到所期望的效果，最好的办法是用“陌生”之物来激活驱邪物，这些脱离原有语境的“陌生”物可在新的神龛或地点重新发挥作用。

遵 从列维－施特劳斯将新石器化理解为“具体性的科学”路径，事物合理顺序的建构则不可放入技术理性范畴。因此我们可以想到，尽管考古学，尤其是植物考古学十 分热衷并善于研究农作物的传播，但不应当把这些作物仅仅作为“食品”与其他物质区分开来，而是应当放回到他们共同的流动中，在带有驱邪功能性的宇宙观的背 景下探讨。因此我们现在所能描述的，是一种新石器式的文明，或者一个从东南亚群岛延续到南亚和非洲的文明链条，直到今天，它仍在医疗和药剂方面不断转化其效力。

新石器时代早期发展出了带舷外支架的远航独木舟技术，这为穿越既有的阈限边界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将“陌生”价值赋予物质创造了条件。

我们目前所描述的大多数是全新纪早期的游牧采集族群逐渐接纳更加广泛的“新石器”物质性知识并加以改造的过程。对于不大可能的物品进行必要交换的基础并不是因为交换会直接导致资源的获得，而是因其相对的优势。最近的研究表明非洲南部的传统治疗方法（由sangoma巫师带领的治疗师进行的Bungoma实践）与南印度的迷幻治疗之间可能存在联系，这说明两地之间不仅仅存在着贸易来往，更有如治疗知识这样重要的共性交流。这一交流始于公元600年左右，直到1600年葡萄牙人的到来打断了印度洋上的联系为止。在这个时期，大津巴布韦（GreatZimbabwe）和马蓬古布韦（Mapungubwe）等地为印度洋上的贸易提供象牙、金属、树脂、木材和奴隶，而这是属于更广泛的仪式、治疗和医药实践的共享。其重要的证据是印度的与伽内什（Ganesh）和哈奴曼（Hanuman）相关的器物以及非洲南部Bungoma的仪式用具（尤其是用金属和琉璃制成的串珠、刀枪斧棒等各种武器和拂尘）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两个区域间仪式服装、神像、标志和治疗技术的相似性表明，两地间的相互关系依靠的并不是原材料和制成品的交易，而是通过边界的多孔性所维持的长期性仪式知识的分享交流。

关于治疗和预言的联系如何实现仪式知识和器具的远距离交流，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交界处的克里斯河（Cross River）地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不 同的化妆舞会、音乐、舞蹈以及印章标志在当地不同村庄的地方信仰之间交流传播，确立了一道边界。对服装和音乐的理解往往保留在信仰区域的边界之内，但是仪 式的器具和物品会被其他宗教借用并改造，但在演变的过程中仍然会保留一些与原来共同的特征。这样的一系列信仰区域从喀麦隆、加蓬一直延伸到刚果盆地，形成 了非常广大的信仰集合体，特纳在自己对恩丹布人的研究中，把这类信仰归为苦难信仰及人生危机信仰。

这些现象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些同源的相似性是一次文明的传播吗？它的边界在哪儿？对于东南亚和美拉尼西亚/西波利尼西亚地区庞大的交流体系，这个问题同样存在。

若我们在非洲到东南亚群岛间如此广大的区域中去找寻治疗和养育实践中的共有药剂，确实会发现这些区域向来被排除在“文明的源头”之外。我们也一直努力用如国家、城市化和书写体系等常见的标准去书写从大洋洲附近、东南亚群岛直到印度洋和非洲的这片地区在欧洲殖民时代之前的历史。但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们是评判文明的错误标准。

五、文明或是未开化？

公元前1493的夏天，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女王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派遣她的大臣Sennenmut率领一支由五艘船只（30把划桨）组成的舰队，从库塞尔（Kosseir）出发，经红海前往彭特之地（Land of Punt），即今天的索马里地区附近。他的任务是：

用船只满载彭特的珍宝；装上上好的香木、没药和松香，以及新鲜的没药树、乌木和象牙、Emu的黄金、肉桂木、两种香、眼部化妆品，以及猿、猴、狗和南部的豹皮，当地人及其孩子。有史以来从未有任何一位国王带回过这么多。

在关注彭特的确切位置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理解这些被带回埃及供奉神灵和庙宇的物品的重要性。在彭特，他们接收到一种名为antyu的香，这种香料在彭特附近的Utjenet（意 为“神的土地”）地区大量生产，象牙、乌木和橡胶也是如此。这些材料主要用来供奉神灵和制作雕像，以及修建摆放神灵的庙宇。即使彭特的确切位置最终无法确 定，但它对于埃及来说，一直是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并且对于埃及宇宙观的再生产至关重要。关于彭特最早的记载是在第五王朝，我们可以推测，埃及人发明造 船技术以到达那里或者发生在那之后，或者主要依靠沿岸的渔民和海员的贸易活动，在当时他们就已经带着粟米、高粱、乳香、没药和其他材料横渡印度洋了。

古埃及的形成从旧王国的开端，经历了一个迅速统一上下埃及的过程，期间埃及从宇宙观层面上制定并经历了等级制度，并通过中央统一组织的典礼和仪式确定下来。（P.146）同时埃及对下努比亚（Nubia）和尼罗河谷以西地区进行了残酷的统治，创造了“广阔延伸的边疆地带”。但是这片边疆之外的地方从未被占领或者殖民过，反而变成了一个神秘地带，物产和野生动物（香料以及鸵鸟、长颈鹿、狒狒等）成为许多重要信仰的基础，例如bes——俾格米人（pygmy）的神灵。随着大卫·温格洛（David Wengrow）所指出的埃及集权社会的出现，也出现了地区间的动态交流，这使得埃及开始渐渐与努比亚区分开来，虽然在新石器时期，两个社会的宇宙观层面存在许多共性。尤其在饮食实践上存在长期的差异，埃及南部地区，用大卫·爱德华（David Edward）的话说，“处于食用面包的世界之外”，而属于“啤酒/粥的领域”。换句话说，古埃及王朝初期集权的发展是一个双重过程：一方面，将新石器化的野性的信仰融入一种献祭的经济学，通过否认某些借用的元素拥有共同的起源，以及通过将它们伪装成对国王身体的王室信仰的一部分，从而实现集权。因此，我们并不意外地发现，与王室信仰发展相关且最有代表性的器物仍然与4千纪前期新石器时代的野性主题紧密相连，例如对象牙、河马牙和犀牛角的使用，和对象、蛇、狮子和野牛的形象的描绘。但是像温格洛所指出的，还有一些不规则的形象，有的畸形丑陋，有的完全走形。（P.181）温格洛将在王朝统治之前埃及所出现的社会精英理解为人和非人的主题与另一个主题的结合，后一主题更加突出人与非人的区分，且强调男性气质的人类神王（human god king）有着控制野性的力量，也在仪式与献祭中有灵验的效力。温格洛认为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面向是“将个人展示的规范形式限定在有限范围内”（P.215）。他与其他学者认为这个发展联系着王室权力的巩固和通过埃及一统形式而确立的“边界明确的国家认同”（P.215）。

尼罗河谷以南，努比亚（Nubia）的新石器化世界以及河谷以西，利比亚（Libya）和绿洲地区，都被重新定义，不再被视为王权发源地，而被当作境外充满敌意之地。

我们的观点是，世界史中“文明”中心的起源，都有赖于其与仪式、神话世界的联系和沟通。这些仪式和神话世界在文明中心出现之前已经存在，在新的埃及和其他中心出现后被排斥而变成边缘。

美索不达米亚城邦与埃及所发生的事件不仅存在时间上的联系，而且有证据表明埃及从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的物品中借鉴了许多动物图形，被有的学者称为“埃及的东方化”（orientalising of Egypt）。（P.191） 然而借鉴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图形又来源于其他地方，尤其是伊朗和印度。所以这些对图像真正来源的隐瞒和伪装正是为了佐证一种本土起源的表象。围绕“严格限定 的规范形式”将多种神话世界并置在一起，这包含着一种莫斯所说的文明中的借鉴策略，即在借鉴的同时，否认他们雕刻艺术的真正起源。

其他迹象同样证明这种借鉴和依赖的存在。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冲积层被迅速地占用。在公元前3300年，像旺卡（Warka）这样的城市扩张到约250公顷。城市中有由庙宇建筑群构成的纪念性中心，并为官僚和财政功能的需要创造了原始楔形文字系统。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城市可以直接到达波斯湾北部的港口，他们在那里获得来自印度洋的物产，来延续和供养他们的神灵。此外，贸易联系向北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在前3千纪到达高加索和中亚，从此能够获得金属和矿物。温格洛解释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如何在物质和社会的束缚下发展出经典的青铜文明（城市化、文字化等）。精英通过掌握仪式控制着社会再生产，大众被排除在外，成为“农民”，服务于精英及宫殿/庙宇机构，而这些机构正包含且实施着暴力来管理农民。（P.173-5）

因此，文明和未开化世界的分化，源于一种普遍长久存在且影响范围广泛的新石器文明。不论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类微小世界的人口扩张，还是更广阔的非洲班图人的扩张和东南亚群岛奥斯特罗尼西亚岛语（Austronesian）民族的扩张，都是文明传播的一部分。文明的传播使人们获得了最为普及的确保生存的办法。只有在某些特殊的限定性条件下，包含在体制化的、区分内外的框架之内的暴力会促生“复杂”的国家-都市世界。不过长久以来，人们总将这些特殊条件作为辨析文明的框架。与不可避免的暴力和征服相反，青铜文明与异域的南方热带世界（从中国到埃及/美 索不达米亚）的关系似乎总被认为是无关的，并且这些地区的仪式本真性也被视为保持在其“新石器”状态。我们也能预见到，埃及女王哈特谢普苏特派遣的南下彭 特的考察（典型的埃及外交考察，带有武力压迫的性质）没能进行第二次；她的统治突然地终结，她的名字和形象遭到了反对偶像者的毁灭。

六、区分出丝绸之路

谈到文字的起源时，列维－施特劳斯做了这样有意思的评论：

如果我的假设是对的，那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作为一种交流方式的书写，其首要功能是为了方便对他人的奴役。将书写当作利益无涉的工具……这正是发明文字的次要结果，而且这样的次要功能不过是对首要功能的加强、正当化或掩饰。（P.299）

显然，他否定书写的教化作用，反对把文字看作一种区分野蛮和文明的方法。“有关书写及其在人类演化史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没有任何可证明这一观点的证据。”他接着给出了他著名的论断，即人类创造力最伟大的阶段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早期。（P.298）他认为，书写是与暴力紧紧相连的，它将大量人口整合进城市和帝国，并将他们划分为不同种姓和阶级。（P.299）他对“武力征服”模式（powerover models）及其在前哥伦布时期美洲（pre-conquestAmericas）案例中的应用做出了极富预见性的批判。结论与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相当一致，例如强调政治是一种体化实践（embodied practice），又如考古学家们对等级（hierarchy）与变异分层结构（heterarchy）的区分，也表明等级上较低的中心总是背离于其他同类中心。这些当代研究也呈现出另一种观点，关注于注重丰产与再生产的仪式转化，而不是中心化与控制。

因此，“青铜时代的兴起”是一段特殊的时空状态。在其中，暴力（有时与“武士精英”相关）与城市化、城邦形成和文字书写有紧密的联系。温格洛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王室的侵略是“王室机构从城邦中心向外扩张，扩张到神话化的空间，诸如金属、木材、宝石等异域的物产都来自这一空间。（P.236）这些物产也被王室机构转化为令人愉悦的器物，放在供奉城邦神灵的庙宇建筑中，以维持宇宙观中心的秩序。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们作为名义上的“建庙者”，一定同时是向外的暴力的来源，他们运用暴力来控制对这类物产的获得权，由此成为勾连暴力和秩序的关键中介。

如果说早期城邦和帝国的基础是解决暴力和秩序间的矛盾，那么古迪提出关于欧亚青铜时代的总体观点时遗漏了这一点。大卫·格拉波尔（David Graeber）对这个论点做了补充，提出前4千纪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的形成中，是通过高利贷将借贷、财富积累与暴力、秩序结合在一起。（P.214）在书写出现之前，固定利息的贷款已经是一种财务行为。格拉波尔指出，是在之后的“轴心时代”，包括金条在内金钱的固定交换与支付职业军队的货币制度、帝国和知识分子的角色联系起来，因此信任不再存在。（P.255）

我们不必继续探讨欧亚大陆青铜时代的形成，只需强调贸易向中亚的扩张是与同样的暴力-秩序结合体分不开的。欧亚大陆之后的历史便是帝国在竞争中形成，包括最终的“丝绸之路”，都是为了掩饰对从罗马到中国之间贸易控制权的直接争夺。

埃 及女王哈特谢普苏特所派遣的南下彭特的远征只进行了一次，这说明人们不再努力将类似的新石器化的网络向“南方”推进并以此控制南方，或者说这样的努力都失 败了。早期跨印度洋的食物流通并不在青铜时代波斯湾和印度河谷扩展的贸易网络之中，但这不说明热带作物没有流入这些地区。相反，我们看到在前2千 纪早期，膏药、香料、象牙、木材和某些金属已经汇集到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庙宇地产经济中了。保持新石器化似乎是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相对立的。七、结论基 于更广阔的文明视野，我们会看到，古迪将非洲描述为停滞在“新石器时代”固然有其解释力度，但不能以此得出一种社会进化的结论，认为青铜时代是通向现代性 的唯一道路。相反，始于青铜文明的“欧亚奇迹”本身就是基于对更广泛的新石器化世界的独特回应，也是这一世界的一部分。这种回应出现在某些特殊的地方之 中，这些地方无疑受益于河谷系统，可以发展精耕细作的农业以养活高密度的人口。但是早期的城邦国家通过武力和征服打破了这些新石器世界，占据了那里的物 产，并将其商品化，成为统治庙宇地产经济的基础。

我 们可以找到一条南部的交流走廊，从东南亚岛屿和美拉尼西亚群岛的部分地区再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那里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同时，在新石器世界中也没有出现 通过武力征服而建立的城邦和帝国。相反，新石器世界成为了更加广阔的交流网络，其中传播着仪式性知识、对身体和物质矛盾力量的药性理解以及重要技术的功效 性。

人类学中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承认“现代性”与这些“南方世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莫斯认为，在这些世界中，魔法、巫术、萨满活动和技艺可以被归为一类，因为它们都会产生具体的、可描摹的、可评判的结果。（P.11）虽然这可以从主体性概念的变化来理解，但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的“剧场国家”（theatre state）概念更能使我们相信并想象一个从未发生青铜时代城市化和国家形成的世界。格尔茨将巴厘的国家描述为一种王权制度（a matter of kingship），神圣性（divineness）是这种制度最重要的特点。很类似地，新石器世界的神秘性正是体现在国王的身体和它的灵验效力。如果在新石器的背景下设想现代国家，那么同样需要理解国家和国王的身体如何相互构成——对这个问题，我们有几个“容器的隐喻”，例如“肚子的政治”（politics of the belly）和陶罐国王（Pot-King）。

一 旦陷入殖民运动的囚笼，这些新石器世界就会并不意外地呈现一种混合的后殖民的“恶治”状态。但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南方世界”是否会在它们新石器时期的形 态下出现不一样的发展轨迹。无论如何，它们无疑在自身意义上同样是文明，只是与过去评判文明的标准——暴力的庙宇地产政治经济体——不同罢了。新石器文明或新石器文明链，没有近似青铜文明一般森严的等级；它是由许多文明中心所组成的链条，各个中心用近似但彼此不同的方式使用仪式、物质来形成并保卫身体和地方的边界，同时允许“陌生的”力量和资源进出这些边界。



注释：

①不幸的是这种观点仍存在于当下，例如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在多哈就非洲历史的演说。

②阿克苏姆（Axum或Aksum）是埃塞俄比亚北部位于提格里州的城市，曾经是阿克苏姆帝国的首都，海拔2,131米。1980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把阿克苏姆的考古遗址列为世界遗产。——译者注

③廷巴克图，又译为“丁布各都”，现名通布图（Tombouctou），位于沙漠中心一个叫做“尼日尔河之岸”（Boucle du Niger）的地方，距尼日尔河7公里，坐落在尼日尔河河道和萨赫勒地区陆地通道的交汇处。——译者注

④伊费是尼日利亚西南部的城市，位于拉各斯东北约150公里，是西非古文明的重要中心之一，现时是农业区的贸易中心，居民种植甘薯、木薯、谷物、可可、烟草和棉花。——译者注

⑤贝宁城是尼日利亚南部埃多州的一座城市，位于贝宁河畔，2006年估计人口1,147,188。该城是尼日利亚的橡胶工业中心，但种植用于生产棕榈油的油棕仍是重要的传统工业。——译者注

⑥所谓“仿制”即“非常接近，但又不同”，见H.Bhabha,TheLocation of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1994,p.86.

⑦古吉拉特邦（Gujarat，旧译瞿折罗、胡茶辣）是位于印度最西部的邦。该邦西部和西南部紧邻阿拉伯海，北部与巴基斯坦相接壤。——译者注

⑧努比亚是埃及尼罗河第一瀑布阿斯旺与苏丹第四瀑布库赖迈之间的地区的称呼。努比亚这个词来自埃及语中的金（nub）。——译者注

⑨班图人扩张指位于西非（现代喀麦隆和尼日东部）的班图农民们，在约前2000年向东向南扩展。班图人南下排挤了俾格米人与布什曼人，是人类史上最大扩张之一。——译者注

例如美拉尼西亚，自更新世开始，人类就居住在俾斯麦群岛（theBismarcks）和所罗门列岛（Solomonisland chains）的大部分地区了。

本文的翻译受到国家外国专家局2014年度外国文教专家项目“博物馆与物质文化研究：中欧经验比较”（项目编号：2014-067）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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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