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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緣˙圓:悼念人類學者李亦園院士

園˙ 緣˙圓:悼念人類學者李亦園院士

分類標籤: 原住民
民族所所長胡台麗寫了一篇追思文[園˙緣˙圓:悼念人類學者李亦園院士],原刊於2017年6月出版之《文訊》雜誌,第380期,頁79-83。現轉錄在這裡
園˙ 緣˙圓:悼念人類學者李亦園院士

李亦園師走了的消息傳來時,我才抵達美東新英格蘭地區不久,準備參加布朗大學的會議。春寒料峭,整城盛放著如霜似雪源自中國的豆梨花,還間雜著花枝飄垂款擺的粉紅色哭櫻。滿溢不捨與悲痛之情,我在花樹旁徘徊又徘徊,那種奪目的淒美,如此驚心,像是為曾經在此地區駐留的李先生獻上一首春之悼歌。逗留期間,是怎樣的巧合和心神呼應,我在朋友帶領下,來到亦園師當年留學的哈佛大學,進入收藏大量考古學和民族學文物的Peabody博物館參觀,並調閱了十四件置於庫房的台灣泰雅族織品。
當博物館員在我眼前將一件件年代久遠的織品展開,我發出了驚嘆聲,也連想起亦園師與原住民,特別是泰雅族的情緣。他於1955年中研院民族所成立之初,便跟隨凌純聲所長展開來義鄉排灣族田野調查和文物採集,也參與馬太安阿美族調查的規劃。1958年,李先生得到哈燕社獎學金,前往哈佛大學人類學系進修。1960年獲得碩士學位後便在凌先生催促下返台,協助推展研究計畫。亦園師哈佛歸來後擔任總主持人的第一個田野調查計畫便是宜蘭縣南澳鄉泰雅族研究,完成厚厚兩冊「南澳的泰雅人」民族誌。他提到當年在南澳做田野時曾不斷換車,再步行九小時才進入孤處深山、通訊困難的金洋村。有次抵達後託下山的村人帶信報平安,對方卻忘了寄出,讓家人和凌純聲先生焦急得差點派人上山搜索。李先生說他「入山」時間超過半年,對泰雅族的感情特別濃厚,金洋村的長老並為他取了一個泰雅名字Takun。
當年李先生等民族所前輩在南澳泰雅族收了不少織品飾物和用具,入藏民族所博物館。今年二月初有南澳的泰雅族織女申請來民族所觀看、研究南澳織品,希望能分析織法,複製和用於教學。我隨著織女們一起在民族所博物館欣賞這批美不勝收的泰雅織品,有很多感觸。Peabody博物館收藏的織品中有幾件來自霧社,讓我不禁憶起另一起事件:亦園師在1973年兼任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代主任期間,曾寫信給閻振興校長,促成霧社事件主角莫那魯道的遺骸(總督府1934年移送台北帝大即台大保存)從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的標本簿上註銷,歸葬家鄉霧社。在晚近反思和文物回歸的浪潮中,世界各地博物館重新檢視與原住民社會的關係。李先生等前輩學者如知道民族所當年收藏的文物除了供學界研究,還能夠啟發原住民後代文化的傳承和創新,一定會很欣慰。亦園師的兒子李子寧也踏入人類學領域,擔任國立台灣博物館人類學組組長,積極推動原住民文物返鄉展示,是極優秀的接棒人。
我稱李先生老師,但大學時代是台大歷史系而非考古人類學系(後改為人類學系)的學生。由於對人類學產生濃厚興趣,便選修了亦園師在人類學系開的課,還不時懷著仰慕之心,到南港中研院民族所上課和借書。李先生1948年從泉州來台投考台大時進入的是歷史系,唸完兩年後才決定轉入較晚成立的考古人類學系,成為人類學系第一屆畢業生。也許同樣有歷史系的經驗,他對於我這位來自歷史系的學生非常關注和鼓勵。記得我在課堂上繳「應用人類學」期末考卷時,李先生對我說:「你如果要申請國外大學人類學系攻讀學位,我願意幫你寫推薦信」。李先生於民族所退休後,有一天來到我研究室,手中拿了一份我當年手寫的「應用人類學」試卷,說是他在整理檔案時發現的,交還給我保存。我接過發黃的試卷,一時說不出話來。
具有領袖魅力的李先生常在言行舉止中給予後輩包容而溫暖的支持,這是我最為感念之處。在學問上他雖然自己有所好,但很能欣賞別人不同的發展,並不要求學生亦步亦趨地成為他個人研究方向的追隨者。我英文博士論文My Mother-in-law’s Villag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Change in Taiwan出版前先出了個人第一本以短篇小說和報導文學筆法書寫的中文《媳婦入門》一書,請亦園師寫序。他謙稱自己習慣以專業「硬筆」寫作,寫這篇序有澀筆之感。其實,李先生的文筆非常好,發表了許多情理兼具的曉暢文章,擅於將人類學理念深入淺出地傳給一般大眾。他對於我異於尋常的嚐試給予很大肯定,認為書中文章將人類學的「心」與文學的「筆」結合,既能夠用研究者主位觀點「神入」研究對象的世界,又能以客位立場做到「神出」的境界,對在台灣農村的所見所聞作一科學又存在於文化脈絡中的合理解釋。雖為溢美之詞,但對當時年輕的我產生非常大的鼓舞作用,敢於作更多像拍攝民族誌紀錄片等實驗。
亦園師的寬廣胸襟和識見讓他成為許多領域的開拓者,無論在學術或學術行政工作上都有很多建樹。泰雅族研究之後,李先生展開漢族研究。他先在彰化海邊的泉州厝村落做田野,對於村廟中的「童乩」現象特別感興趣,為漢人民間宗教研究開拓新境界。我記得在台大修課時曾在李先生引領下到基隆路一間神壇看童乩附身舞動的民俗治療活動,給予我很大的震撼。亦園師也是台灣海外華人研究的先驅。他1966年前往馬來亞的麻坡鎮做田野,出版了《一個移植的市鎮》專書。1968年李先生擔任民族所副所長,同時接受中研院院長託付,成為最年輕的代理總幹事,有不少革新之舉。1970年他接續凌純聲先生,成為民族所第二任所長,並以合聘身份在台大人類學系任教。亦園師大力提倡將人類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學門整合的行為科學,在台灣人文和社會科學界掀起一股新浪潮。其間出版的最受矚目且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他和楊國樞合編的《中國人的性格》。李先生除了忙碌的行政和教學工作,1982年還接受台灣省民政廳委託,主持一個應用人類學式的研究,完成《山地行政政策之研究與評估報告》。一般公認是那時代對原住民政策改進和原住民族群意識提升最有影響力的一本書,也促成解嚴後中央級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成立。
亦園師於1984年為國立清華大學設立「人文社會學院」,擔任院長。他邀請我去該學院新成立的社會人類學研究所(後分立為人類學研究所和社會學研究所)開課,我因此有機會身歷其境,體察他開疆闢土的氣魄和才幹。李先生清大人社院院長六年任期將滿之際,於1989年又受邀籌設另一重要的民間財團法人機構:蔣經國基金會。他說:雖然冠以一個政治人物的名字,但執行的卻是純學術的工作,在國際間以經費資助,推動漢學研究、中國研究和台灣研究。在他宏觀、縝密、純學術考量的領導下,此基金會在國際學界建立了很高的聲望。蔣基會設立的同一期間,兩岸開放探親,亦園師返回泉州家鄉探望母親和姊弟,也和大陸學界搭建了直接溝通的橋樑。多年來李先生發揮人類學者的敏感度和比較視野,將到歐洲各國的業務考察訪問和數十次大陸之旅視為另一種形式的田野。大陸行更令他的內心「出現澎湃的激情,甚至不知自己是一個觀察者還是一個參與者」。李先生將飽含人類學味的所思所感,化為通俗文字發表,情真意切,發人深省。
亦園師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又是受儒家思想滋潤的謙謙君子。我每次和他交談,那誠懇而不虛矯的言詞都深印我心。記得李先生說過,他的人生算是順遂圓滿,有體諒他的妻子和兒女相伴,而且一直有貴人相助,在學問和工作領域不斷拓展。他特別提及台大傅斯年校長當年在他從歷史系降轉考古人類學系時,同意他維持獎學金並加以鼓勵的恩情。他身體還硬朗時,每逢傅斯年、李濟、高去尋等恩師的祭日,都會去他們墳前祭掃。近年李先生心臟不好、眼睛看不太清楚、耳朵也要很大聲講話才聽得見。但我每次去他家中造訪,談話結束時,他都堅持伴隨走過庭院,送我到門口,再微微欠身道別。這樣的身影動作,讓我離開後還久久停留在那畫面中,難以回神。
李先生的旅遊文章中有一篇非常神奇,命名為「黄檗緣」。他描述造訪京都仿照福建「黄檗山萬福禪寺」建造的同名禪寺時,脫離導遊,來到寺中一個庭園,聽到一位日本僧人面對窗內,以泉州腔的閩南話和另一位「長眉過目、額突如山」的老禪師說話。老禪師滿臉深刻縐紋,「不像是這一世代的人」,居然以泉州話招呼李先生,和他展開一席對談。老禪師講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日本人的庭園都喜歡把細砂石爬疏得井井有條,就是要藉這種外在的秩序來訓練自己內心的合理與有條不紊,是譬喻;而中國人藉外在的風水以求得內在的福份,是感應」。李先生因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的建築要設計一個中庭,便請教禪師應如何設計一個具有現代中國意義的庭園,以引導學生作內心的思考。結果老禪師搬出一套線裝書,翻開曾子天圓篇的一段,要李先生唸出來:「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老禪師指點李先生:「天是自然的比喻,而地是指人為,從這一觀點去讀曾子天圓篇,你的庭園就在其中了」。
上述如真似幻的對話,包含李先生體悟的道理和追求的意境。曾子天圓篇那段接下去的文字是:「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由興作也」。亦園師的肉身雖逝,但他的精氣文章仍在圓天方地中流轉,繼續啟發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