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減法以理智面對小說 － 瓦歷斯．諾幹談《城市殘酷》

【書與人】以減法以理智面對小說 － 瓦歷斯．諾幹談《城市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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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殘酷》。

專訪◎張耀仁

從鄒族青年湯英伸談起

讓我們稍微把時間倒轉回去。1986年1月，當十八歲鄒族青年、師專肄業生湯英伸因著一時衝動，殺害了洗衣店雇主一家三口，小說家陳映真籌辦的《人間》雜誌這麼思索著：台灣社會現代化過程中，少數民族的文化差異與適應問題為何？在官鴻志那篇擲地有聲的報導文學〈「不孝兒英伸」〉裡，這麼描述湯英伸隻身自阿里山故鄉北上，經由職業介紹所去了洗衣店工作，在彼此高度的認知差異下，欲從雇主手中索回身分證，卻遭到雇主駁斥：「番仔！你只會破壞我的生意！」

番仔。番仔。這句漢族經常惡意冠諸於原住民的話語，深深刺傷了湯英伸的心，也喚起瓦歷斯．諾幹（1961-）的慘綠記憶。彼時，他甫從部落至最近的東勢求學，被同學們這麼指稱，但他並不了解其意為何？父親聞言告訴他：「哦，他們在取笑你啊。」嘲弄，刻板印象以及凡此種種的偏見，使得瓦歷斯面對城市的經驗是震驚，是不快，也是格格不入「受到傷害的心靈」。正是這一經驗，使得他在湯英伸事件發生當下，寫信給湯英伸鼓勵他、安慰他，畢竟原住民被漢族汙名化乃至異化迄今仍常發生，而在短篇小說集《城市殘酷》中，瓦歷斯．諾幹特別將〈中秋之前〉、〈這，悲涼的雨〉等篇章輯為「城市殘酷」，用以見證原住民自部落至城市的殘酷考驗與個人的體會。

「事實上，漢族的統治正義始終有待商榷。」瓦歷斯．諾幹指出，所謂統獨問題與原住民何干？長期以來，漢族何嘗探問原住民「被統治的意願」？何嘗正視原住民的需求與存在的核心價值？從這個脈絡來說，瓦歷斯．諾幹以為，藝人葉瑋庭在中國大陸節目之所以被視為失言，「乃是從漢族角度的論述出發，是漢族中心論，也是漢人沙文主義。」一語道盡身為原住民的「位置」向來被「他者」（the other）化的困境，儘管早於1984年，「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成立，緊接著「廢除吳鳳神話」、「還我姓氏」以及「還我土地」等一連串原住民運動發聲，促使原住民獲得了空前的注目，然而對於漢人而言，究竟是否真的理解原住民？

族群只是一個印記而已

「即使是『原住民文學』這樣的詞彙也是有問題的！」瓦歷斯．諾幹指出：「它將族群特性模糊化了。」已逝的霍斯陸曼．伐伐即曾對此表達不滿，認為自己的文學是「布農族文學」，而非「原住民文學」。

瓦歷斯．諾幹以為，從1986年第一代原住民書寫迄今，發展時間還不超過三十年，「是不是不要那麼快地去定義它？」畢竟說起來，所謂原住民書寫其實是「原住民漢語文學」，是有許多值得再深思之處。他認為過去講究「原住民書寫原住民」才算原住民文學，這是局限了原住民文學的發展，「一切應該回到文學書寫的本身，先談文學，再談原住民文學。」瓦歷斯．諾幹笑說，很多學者、研究生致力於探析「原住民文化」而非「文學」，忽略了文學的關懷為何？「畢竟族群只是一個印記而已。」瓦歷斯．諾幹這麼告訴年輕一輩的創作者，不僅關心族群命運，也宜有更縱深的視野去觀察與面對，所以在即將出版的下一本短篇小說集《戰爭殘酷》中，刻意調度了大量的越戰、車臣戰爭等畫面，欲向世人證明原住民文學不只有部落這一題材。

瓦歷斯．諾幹以為，讓人看得懂、看得下去，才有可能感動讀者，「即使是被視為羅曼史的瓊瑤小說，只要它能觸動讀者，它的價值何嘗輸給文學史收錄的作品？」瓦歷斯．諾幹認為小說創作讓他「看到另一個自己」，而閱讀小說的真諦在於「願意冷靜下來以理智看待世界」。「太多時候，語言的交鋒使得我們無法好好說理。」瓦歷斯．諾幹表示：「這時候，小說扮演了讓人恢復理智的中介。」他回顧自80年代初迄2007年集結於《城市殘酷》的小說作品，認為這是「一個小說初學者如何探究小說藝術的歷程」。從1980年發表於《聯合報》副刊的〈祭〉，到1990年發表於《民眾日報》副刊的〈都是銅像惹的禍〉，瓦歷斯．諾幹自剖此時期的自己偏向「寫實的摸索」，而自2000年後則開始定型。

對於小說創作的意義，瓦歷斯．諾幹將之視為「如何讓作品、讓自己更加完整」？他指出過去採取「加法」寫小說，「不斷將衣服穿在身上」，現在則是用「減法」的方式看待作品，「誠如把我擺在山裡是最像我，也是最自在的我。」瓦歷斯．諾幹期許能有那麼一天，足以透過小說、透過創作去完成一生追尋的那個「完整的自己」。

現實能為作品帶來力量

一直以來，做戮力於創作的知名文化運動者，許多讀者以為瓦歷斯．諾幹早已出版過小說集，但令人吃驚的是，《城市殘酷》恰是他第一本集結的短篇小說。他解釋，相對於小說，散文更能直接對社會提出觀察，而在原住民意識抬頭的那時期，對於原住民處境不吐不快的心緒，使得散文成為最直觀、最有效的工具。

至於詩，近年來，他大力提倡二行詩，乃是對現代詩過於「艱深晦澀」的反思，他認為二行詩具有二種功能：一，直觀的理解，也就是對於現實的感受；二，想像力的實現，也就是針對直觀加以想像。他認為詩是一座山的金礦，而散文則是山林，至於小說則是一座小山，如何翻山越嶺有賴小說家的功力，也是他面對小說的謹慎心情。目前致力於三百五十字的微型小說撰寫，瓦歷斯．諾幹認為小說之所以名為小說，即離不開故事、人物、情節，因此不能因為篇幅短小就捨棄小說該有的條件，他認為近來所謂的「最短篇」就有走偏鋒的情況，不少「最短篇」像詩或像幾句座右銘。

瓦歷斯．諾幹建議年輕一輩的作者，創作小說宜回應社會的觀察，也宜貼近現實，因為現實能為作品帶來力量。而多看、多思考以及多寫作是有志於此領域者的不二法門，尤其是閱讀，他經常在閱讀的過程中探究細節，因為細節成就大事。「國外的漢學家之所以不看重台灣小說，在於他們感受不到台灣小說的精美與縱深。」瓦歷斯．諾幹以為，新一代投入原住民文學創作者愈來愈少，且媒體也愈來愈不重視，許多原住民文學只能轉往文學獎發表，他認為這非常可惜，真正的文學創作者應能表達自己，不被世事模糊了意志。

那不由使人想起，在更早之前，早於他還未至城市求學時，在部落裡，遠遠望見對面山腳下萬家燈火，他大叫著：「星星怎麼掉下去了？」然而，星星並未跌落，反而成為他筆下熠熠發光的精靈，它們引導著我們，一步步看見部落之美、之苦、之暗傷，也層層帶領我們穿越叢林、穿越山嵐以及水氣，目睹那人與天地、人與萬物之間的良善與美好。

城市的殘酷，成就了部落的寬容與溫暖，而那恰是瓦歷斯．諾幹在《城市殘酷》裡意欲展現的全部，也是令我們低沉再三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