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永遠是山 2019.04.08 原住民生態環境 作者：邱韻芳 山永遠是山 原住民永遠是原住民 不管往哪裡去 不管如何流浪 原住民永遠是原住民 中央山脈 中央山脈 原住民永遠是原住民 中央山脈 中央山脈 原住民永遠是原住民 （原音社〈永遠是原住民〉，收錄於1997角頭音樂發行《AM到天亮》專輯，詞／曲：許進德。 山永遠是山，但對於世代生活在其中的台灣原住民，以及把山視作是征服/利用/休閒/保育/調查對象的漢人來說，山，卻有著非常不同的意義。 邂逅山林與獵人 我的人生裡有很多事都是從大學畢業後誤打誤撞地踏入了部落之後才開始，認識山這件事也是。 第一次和原住民朋友進到山林裡是在1991年，當時逃離了數研所卻又還未考上人類所的我，因緣際會地進入多面向藝術工作室，參與由科博館委託拍攝的九族簡介片計畫。更幸運的是，多面向的負責人李道明老師完全無視時間與經濟成本地把簡介片當成了紀錄片拍，讓我得以在「原住民」尚未被正名的「古早」年代，有機會翻山越嶺去到不同的部落，接觸、認識不同的族群。對當時的我而言，每次進部落都像跨進另一個時空的魔幻寫實場景一般，如夢似幻卻又那樣地深刻真切，而其中好比電影畫面的諸多情節都發生在高山裡的布農族部落。 當年我們的主要報導人Dahu是玉山神學院畢業的年輕傳道，在台東利稻長老教會部落牧會，九族簡介布農篇裡的結婚、殺豬、小米收穫和打獵都和他有關。那一年，我和多面向同事跟著教會信徒老遠地從台東陪Dahu去到高雄另一個布農族部落迎娶美嬌娘，親眼看到六隻活生生的豬在族人俐落刀法和完美分工下變成一堆堆肉塊，分送給女方親友。我們也曾於傍晚從台北出發，天將亮之際抵達海拔1068公尺的南橫，在公路旁等待美得像童話城堡的利稻部落甦醒，而後在攝影機裡留下族人在灑滿陽光斜坡上採收黃澄澄小米的動人景致，再驅車趕回夜深的台北。不過其中最最難忘的，還是和Dahu一起跟著他的獵人大哥，沿著新武呂溪，一路蜿蜒進到山裡，以拍攝放置陷阱畫面為由，過了兩天如「山頂洞人」般的山居生活。 上山前Dahu說會住在大哥的獵寮，我以為是像田邊工寮一般的鐵皮屋或茅草屋，到了山裡才知道，所謂的「獵寮」其實只是一塊突出的岩壁和平坦的地面之間所形成的遮風避雨空間。我們就在這個開放式的天然獵寮住了兩天，過著烤火吃山肉，圍著火堆入眠，完全被大自然環抱的生活。至今我還清楚記得，用木炭煮出來的一粒粒米飯是如何地晶瑩剔透，白飯加山肉湯加山羊油炒青菜的搭配是多麼難以言喻的美味，以及夜裡被動物叫聲吵醒，睜開眼看見星空下獵人大哥撥弄著火堆的畫面。 這就是我的山林初體驗，從此獵人成為心中「最愛」。多年後，我寫了一篇有關狩獵的論文，主角是當時我在一個賽德克族部落作田野的主要報導人司霖。司霖出生於1962年，在部落裡，和他年紀相當還會上山打獵的男子不少，但像他一樣仍會使用傳統陷阱且樂在其中的就不多見。 賽德克的傳統陷阱分套腳的wasil和套脖子的duran，而司霖使用前者的機會比較多。為什麼呢？他告訴我，用套腳的方式獵物活的比較久，套脖子的話不用半小時就死了，如果沒及時去看陷阱動物就會腐爛，所以只在沒有木頭可作吊桿，或是石壁、懸崖這些不好放wasil的地方，他才會使用duran。 既然製作傳統陷阱要考慮這麼多複雜的因素，為什麼不用五金行買的夾子就好了呢？司霖說，夾子有比較重的金屬味道，嗅覺靈敏的動物尤其是山豬不容易上當。此外，夾子雖然方便但比較貴，而且到遠的地方一趟會放二、 三十個陷阱，帶夾子太重了。 「其實放夾子很簡單，我放夾子也會抓到，可是就不喜歡用夾子，喜歡放wasil。」為什麼喜歡用wasil？司霖耐心地對我解釋其中的緣由，他說夾子抓到的機率比較高，不管什麼動物只要踏下去都會抓到，不像wasil放久了，吊桿沒有彈性，抓到的獵物可能會跑掉。雖然如此，但他覺得用wasil的感覺不一樣，比較人性化，因為動物有脫逃的機會，也考驗獵人真正的技術。 接觸更多的獵人之後，他們有關山林的話語以及內斂、謙遜的特質讓我深深覺得，相對於把動物當做需要保護的「寵物」或「保育類物種」的「現代人」來說，獵人和動物的關係其實是更為平等，也是更尊重的，因為他們是彼此可敬的對手，而山林是同時承載了兩者足跡和生命經歷的所在。 然而，在這樣一個人與大自然、土地隔閡越來越遠的年代，能與自然和諧共存，有著豐富山林知識的獵人不僅很少受到尊敬和珍視，還常常被被污名化為罪犯或兇手，就如Boxing樂團在〈獵人與兇手〉這首歌裡所說的「一個不小心（就）被關進牢裡」，儘管2005年通過的《原住民基本法》裡早已明訂，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因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之故，依法獵捕野生動物。 真正的獵人是不會去破壞山林的，因為獵人和動物和山林是緊密的「命運共同體」。然而那些在電視機前看到被殺的獵物時掩著口驚呼殘忍的人，卻很少會去關心動物數量變少甚至瀕臨滅絕的真正原因，其實是因為長年以來我們的山林受到了許多的破壞。 探討背後的原因太複雜，只要簡單的把獵人當作代罪羔羊，那麼，這一切就不關政府或其他人的事了。 誰是山林破壞者？ 1990年，在花東的銅門、紅葉部落，大家見識到了台灣山區土石流的威力；六年之後，賀伯颱風重創南投、嘉義、雲林等中部山區；到了2008年，八八風災更是猛爆性地發生在高屏山區，甚至造成小林村的滅村。當時，政府、輿論和重量級慈善團體--慈濟，眾口齊聲地把「原住民遷村，讓山林休養生息」當做防止日後災難再次降臨的解藥，隱隱指向「原住民是山林破壞者」。然而果真是如此嗎？ 在〈誰是山林破壞者？--論國土復育政策〉這篇文章中，地球公民協會執行長李根政指出，若要問現今山林破碎的元凶是誰，必需從台灣百年來的山林開拓政策和制度，以及現今的土地利用做全盤的探討。同樣地，黃淑梅導演在2015年所出版的《給親愛的孩子：台灣百年山林開拓史紀錄片》，也針對這個議題做了非常深刻的剖析。 在這部以影像為信，投寄給未來世代孩子的「家書」中，導演透過對災難的紀錄、學者和相關民眾的訪談，以及不同時期的官方黑白紀錄片，還原了台灣一世紀以來數百萬綠色生靈被殺戮的歷史： 縱貫台灣全島南北，超過3000公尺的中央山脈森林，從熱帶林到溫帶林及寒帶林，網羅各氣候帶的樹木，鬱鬱蒼蒼的大森林無止盡地綿延著，這裡的森林被視為是天然的，埋藏在此的富源的鑰匙，只掌握在勇敢的探險家之手，林野的面積佔全土的七成，其中最大的是阿里山。（引自1941年的） 在殖民者眼中，台灣鬱鬱蒼蒼的森林是巨大的財富。從1912年到1945年，日本人在阿里山砍伐之檜木大約佔阿里山森林的55%。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接手更徹底的掠奪，不僅大肆打撈日本人留下的殘材，挖採檜木樹根，連水源區及母樹林的森林都不放過。他們將阿里山的森林砍伐殆盡後，繼續往宜蘭及大雪山等山區開發，毀滅當地的原始檜木林。 「所有的森林看過去，每一棵樹上你們（國民黨政府）只想說那些樹上掛著新台幣或美鈔。」竭盡大半輩子做台灣森林保育和生態調查的學者陳玉峰，在紀錄片中做了如此沈痛的控訴。因為砍伐完檜木林之後，國民黨政府又把目標朝向中海拔山區，於1963年訂定了「林相改良」政策，也就是把他們眼中價值低劣的闊葉林於40年內完全拔除，換植為價值較高的針業林，以此把「劣質林相」變為「優秀林相」。就這樣天然林變成了人工林，但貪婪的心沒有止盡的時刻，「檜木林下面這層就是闊葉林，砍光光，山上的樹木都沒有了，再來拿溪邊的台灣櫸木。」陳玉峰憤恨的說。 此外，1961年，農委會的前身山地農牧局成立，開始號召全台上山下海進行開發，在政府政策鼓勵下，近五十年來，農業、畜牧業及觀光業急速地往山區開發和拓墾，守護台灣命脈的森林漸次消失，伴隨而來的是逐年擴大的災難。 所幸，仍有人抱著「愚公移山」般的精神，堅持守護著台灣的山林。屏東霧台鄉神山部落的魯凱族父子Lekeai與Sula，二十多年前就開始在自己的原住民保留地上種樹，進行天然林復育的工作。在紀錄片中接受訪談時，Sula翻譯爸爸的話說道，「以前祖父那個時候，他們沒什麼娛樂，都是去偷看那個剛剛出生的雲豹……」，這不可思議如同童話般的美好畫面讓導演忍不住悸動，進而喟嘆： 親愛的孩子，你們想想看，如果你們每天的遊戲就是躲在草叢看著雲豹媽媽帶著雲豹寶寶出來曬早晨的陽光，你還會忍心破壞他們的家，把他們賴以生存的森林砍掉嗎？ 然而如今，雲豹早隨著台灣中海拔森林的消失而近乎絕種了。 照片來源：https://hk.thenewslens.com/article/32213 揹起玉山最高峰 2013年，齊柏林導演的《看見台灣》在院線上映，票房破億，成為台灣電影史上最賣座的紀錄片。這部片讓許許多多人透過空拍影像親眼目睹台灣山林的創傷，感受到台灣土地的美麗與哀愁，而最後一個鏡頭，布農族小朋友在玉山頂上揮舞國旗、高唱古調的畫面，更是讓許多觀者感動落淚。 然而，感動的原因是什麼呢？是因為原住民孩童象徵了台灣豐富的多元族群文化，還是他們手中的國旗激發出大家的愛國心？我想進一步追問的卻是，在感動的同時，有多少人知道並且在乎，玉山是布農族和鄒族兩族的聖山，他們世世代代的祖先在這座山裡所留下的足跡遠遠早於中華民國這個國家的建立。 1990年代中期，開始了一系列以「玉山」為名的台灣學，把玉山作為台灣的象徵，並將玉山與台灣認同相互連結。然而，從神話傳說時代就和這座山休戚相關的原住族群並沒有因為這些「玉山運動」或「玉山學」的風潮而受到多一些的注目與尊重。就在《看見台灣》上映的隔年，一則標題為「登鄒族聖山需候補，達邦國小反彈」的新聞引起了我的注意。新聞是這樣說的，在畢業之前攀登玉山是阿里山達邦國小行之有年的傳統，過去都是以專案方式集體登山，這一年卻被玉山管理處駁回，要求21位師生拆散成兩梯次入山，而且必須排隊候補，引發達邦國小的反彈。對此玉管處回應道，自從玉山住宿區和露營區整建後，每日只能限制92人登山，為了維持公平性原則，才會取消專案申請。 也就是說，在玉管處看來，以專案方式讓鄒族學童攀登他們的聖山是「違反公平原則」的。看到這則新聞時，我腦海裡不禁浮現出《看見台灣》片尾原住民孩童在玉山頂上揮舞國旗那讓許多人感動落淚的一幕，覺得格外諷刺。在這個以漢人為主的社會裡，「原住民」--台灣這塊土地原本的主人--總是在主流社會需要時，如國慶日總統府前的演出、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的表演等，才會像裝飾品一樣被搬上檯面作為台灣的「象徵」，但，僅僅是空泛的象徵而已。 事實上從日治時期起一直到現在，絕大部分想要進入玉山的外（國）族人都必須要仰賴當地的原住民，主要是布農族人，擔任嚮導和揹工。有著粗壯小腿以負重見長的布農族人不僅揹登山客的食物、帳棚、行李，還有玉山上需要搭建硬體設施時所需的石頭、水泥等各項原料，而其中最特別的，就是中國國民黨黨國元老于右任的銅像。 于右任晚年於日記中抒發了無法返回大陸家鄉的唏噓：「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在他逝世後，國民黨政府決定籌建銅像作為紀念，並將之置於玉山極顛。1966年11月，兩位當時最優秀的嚮導/揹工--東埔部落的布農族人伍勝美和全桂林，以一個月的時間，將半身銅像和建造基座所需物品，漸次揹上主峰，完成了于右任葬於高山，懷大陸望故鄉的遺願。在1960至90年代期間，登上玉山的人幾乎一定會與于右任銅像合影，以證明自己登上了台灣的最高峰。 然而隨著解嚴和台灣本土意識的崛起，這座銅像成了爭議的焦點。1995年1月，謝長廷在立法院舉行公聽會，以「政治銅像破壞自然景觀」為由，主張拆掉于右任銅像，但未獲得結論。1995年11月初，銅像的頭部遭人鋸斷，雖經修補但已難回復原貌；隔年5月再度遭到破壞，這次整個銅像徹底消失，只剩下空蕩蕩的基座。 「阿公那麼辛苦的揹，為什麼有人要把它破壞掉呢？」在馬躍比吼的紀錄片《揹起玉山最高峰》裡，伍勝美年幼的孫子不解的問。他怕阿公傷心，不敢告訴他銅像的頭被人砍掉，沒想到阿公早就知道了，只是不願意提。對於當年辛辛辛苦把銅像揹上玉山的伍勝美、全桂林來說，這個矗立在台灣最高峰的「于右任」與統獨意識或任何政治紛爭都無關，而是兩人超凡負重能力的功績見證，也是家人心目中的榮耀。原本以為這個銅像會一直站在那兒，讓後代子孫知道他們的事蹟，但如今銅像被摧毀了，只剩下年輕時負重過度，換了兩個膝關節後再也無法爬山的雙腿。 比起于右任銅像所引發的種種意識形態爭議，這兩位布農族人以及他們家人的想法只是飄散在山林裡，輕如鴻毛的喟嘆啊……. 從獵人、揹工到巡山員（註一） 玉山國家公園是台灣第一座高山國家公園，成立以後在園區內訂定了諸多的禁令，包括嚴格禁止狩獵。然而弔詭的是，他們又不得不仰賴布農族獵人有關玉山的知識來管理這座公園。1985 年國家公園規劃與建立之初，便招募了第一批的巡山員，十位都是布農族人，有八位來自東埔部落，其中一位就是伍勝美的兒子伍榮富，另一位是完攀全球七大洲七個世界最高峰，甚至在2008年成為台灣第一位無氧登上世界第六高峰尼泊爾卓奧友峰的伍玉龍。進入國家公園服務之後，這些所謂的「巡山員」參與了許多面向的工作，包括協助專家學者的保育研究調查、園內步道維修及災害步道搶通、緊急救難、古道巡查等，雖然肩負多重任務，但這些擁有豐富山林知識的布農族人在行政體制裡卻是佔居最底層的位置。 第一代巡山員在國家公園裡正式的職位是技工或工友，到了 1999 年，玉山國家公園之技工/工友的職缺已額滿，但仍有相關的人力需求，於是晉用了第二批巡山員，職稱為「約僱保育巡察員」，薪資與福利比技工/工友差，沒有退休金和考績獎金，僅有離職儲金。第三批巡山員，則是2010 年開始招募的「外包保育巡查員」，不屬於玉管處編制內人員，而是所謂的「派遣人力」，薪資和福利更不如前，沒有年終獎金、退休金、離職儲金，只有考評工作獎金，職務穩定性非常低，若玉山國家公園沒有這筆預算，這些新世代巡山員就沒有工作。 除了薪資、福利越來越沒有保障之外，更難以解決的是巡山員老化和傳承的問題。第一代的玉山國家公園巡山員都是從小跟著父親長輩上山的布農族人，接受獵人教育與維持生計的揹工工作，因此積累了豐富的山林知識。如今，狩獵變成了只能偷偷摸摸進行的「違法勾當」，這些新世代巡山員如何累積和傳承上一代有關山林的種種經驗與理解？ 山永遠是山，原住民永遠是原住民。然而，如果失去了山林，不再與山林有實質的以及情感的聯繫，原住民還能夠一直是原住民嗎？所謂的「原住民知識」又要從何處滋長？ 相遇在那端森林 照片出處：http://taiwanarttogo.com/index.php?f=4&t=2&c=23&id=2685 去年暨大舉行第十屆原民週時，我邀請了排灣族藝術家伊誕‧巴瓦瓦隆來放映他的紀錄片《相遇在那端森林》。片中伊誕描述了他獨樹一格的「紋砌刻畫」是如何在大自然，以及童年時於山林玩耍，看著長輩工作時留下的種種記憶裡誕生的創作歷程。八八風災後，伊誕的老家大社部落大部分族人被遷至山下的組合屋，僅有非常少數的家戶，堅持留在山上生活。因此受到伊誕畫作震撼的同時，我忍不住開始擔心，如果失去了山林，下一代原住民藝術家的創作還能夠這麼樣的獨特且有力量嗎？ 這就是我之所以堅持要在暨大和中區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舉辦山林體驗活動的原因。這兩、三年來，我和學生們先後跟著布農族、泰雅族、賽德克族和排灣族的獵人，進到內本鹿地區的美奈田山、南澳武塔舊社、能高越嶺，以及屏東的白鷺和望嘉舊部落，透過身體的實踐，學習有關這塊土地的知識。盼望透過山林的洗禮，讓這些原住民孩子有一天能像我最愛的獵人們一樣，不需要仰賴族服、歌舞這些外顯的符碼，就能夠自然而然，由內而外地展露出「原住民」的氣質和內涵。 儘管台灣政府和這個島上大部分的人不懂山的意義，儘管國家的政策讓許多原住民一直以來被迫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但在一些仍然堅持著在山林裡狩獵、生活，並留下生命印記的原住民朋友身上，我看到了希望。 願山永遠是山，原住民永遠是原住民。 ※註一：「從獵人、揹工到巡山員」這個標題來自我在暨大人類所指導學生高旻揚的碩士論文《玉山、國家公園與布農人：從獵人、揹工到巡山員》，這一小節有關玉山國家公園巡山員的資料也是取自於他的論文。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使用-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邱韻芳 山，永遠是山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708) http://mepopedia.com/forum/read.php?28,89256,89256#msg-89256 Sun, 31 May 2026 20:59:04 +0800 Phorum 5.2.7 http://mepopedia.com/forum/read.php?28,89256,89256#msg-89256 http://mepopedia.com/forum/read.php?28,89256,89256#msg-89256 2019.04.08 原住民生態環境
作者：邱韻芳

山永遠是山 原住民永遠是原住民
不管往哪裡去 不管如何流浪 原住民永遠是原住民
中央山脈 中央山脈 原住民永遠是原住民
中央山脈 中央山脈 原住民永遠是原住民

（原音社〈永遠是原住民〉，收錄於1997角頭音樂發行《AM到天亮》專輯，詞／曲：許進德。


山永遠是山，但對於世代生活在其中的台灣原住民，以及把山視作是征服/利用/休閒/保育/調查對象的漢人來說，山，卻有著非常不同的意義。

邂逅山林與獵人

我的人生裡有很多事都是從大學畢業後誤打誤撞地踏入了部落之後才開始，認識山這件事也是。

第一次和原住民朋友進到山林裡是在1991年，當時逃離了數研所卻又還未考上人類所的我，因緣際會地進入多面向藝術工作室，參與由科博館委託拍攝的九族簡介片計畫。更幸運的是，多面向的負責人李道明老師完全無視時間與經濟成本地把簡介片當成了紀錄片拍，讓我得以在「原住民」尚未被正名的「古早」年代，有機會翻山越嶺去到不同的部落，接觸、認識不同的族群。對當時的我而言，每次進部落都像跨進另一個時空的魔幻寫實場景一般，如夢似幻卻又那樣地深刻真切，而其中好比電影畫面的諸多情節都發生在高山裡的布農族部落。

當年我們的主要報導人Dahu是玉山神學院畢業的年輕傳道，在台東利稻長老教會部落牧會，九族簡介布農篇裡的結婚、殺豬、小米收穫和打獵都和他有關。那一年，我和多面向同事跟著教會信徒老遠地從台東陪Dahu去到高雄另一個布農族部落迎娶美嬌娘，親眼看到六隻活生生的豬在族人俐落刀法和完美分工下變成一堆堆肉塊，分送給女方親友。我們也曾於傍晚從台北出發，天將亮之際抵達海拔1068公尺的南橫，在公路旁等待美得像童話城堡的利稻部落甦醒，而後在攝影機裡留下族人在灑滿陽光斜坡上採收黃澄澄小米的動人景致，再驅車趕回夜深的台北。不過其中最最難忘的，還是和Dahu一起跟著他的獵人大哥，沿著新武呂溪，一路蜿蜒進到山裡，以拍攝放置陷阱畫面為由，過了兩天如「山頂洞人」般的山居生活。

上山前Dahu說會住在大哥的獵寮，我以為是像田邊工寮一般的鐵皮屋或茅草屋，到了山裡才知道，所謂的「獵寮」其實只是一塊突出的岩壁和平坦的地面之間所形成的遮風避雨空間。我們就在這個開放式的天然獵寮住了兩天，過著烤火吃山肉，圍著火堆入眠，完全被大自然環抱的生活。至今我還清楚記得，用木炭煮出來的一粒粒米飯是如何地晶瑩剔透，白飯加山肉湯加山羊油炒青菜的搭配是多麼難以言喻的美味，以及夜裡被動物叫聲吵醒，睜開眼看見星空下獵人大哥撥弄著火堆的畫面。

這就是我的山林初體驗，從此獵人成為心中「最愛」。多年後，我寫了一篇有關狩獵的論文，主角是當時我在一個賽德克族部落作田野的主要報導人司霖。司霖出生於1962年，在部落裡，和他年紀相當還會上山打獵的男子不少，但像他一樣仍會使用傳統陷阱且樂在其中的就不多見。

賽德克的傳統陷阱分套腳的wasil和套脖子的duran，而司霖使用前者的機會比較多。為什麼呢？他告訴我，用套腳的方式獵物活的比較久，套脖子的話不用半小時就死了，如果沒及時去看陷阱動物就會腐爛，所以只在沒有木頭可作吊桿，或是石壁、懸崖這些不好放wasil的地方，他才會使用duran。 既然製作傳統陷阱要考慮這麼多複雜的因素，為什麼不用五金行買的夾子就好了呢？司霖說，夾子有比較重的金屬味道，嗅覺靈敏的動物尤其是山豬不容易上當。此外，夾子雖然方便但比較貴，而且到遠的地方一趟會放二、 三十個陷阱，帶夾子太重了。

「其實放夾子很簡單，我放夾子也會抓到，可是就不喜歡用夾子，喜歡放wasil。」為什麼喜歡用wasil？司霖耐心地對我解釋其中的緣由，他說夾子抓到的機率比較高，不管什麼動物只要踏下去都會抓到，不像wasil放久了，吊桿沒有彈性，抓到的獵物可能會跑掉。雖然如此，但他覺得用wasil的感覺不一樣，比較人性化，因為動物有脫逃的機會，也考驗獵人真正的技術。

接觸更多的獵人之後，他們有關山林的話語以及內斂、謙遜的特質讓我深深覺得，相對於把動物當做需要保護的「寵物」或「保育類物種」的「現代人」來說，獵人和動物的關係其實是更為平等，也是更尊重的，因為他們是彼此可敬的對手，而山林是同時承載了兩者足跡和生命經歷的所在。

然而，在這樣一個人與大自然、土地隔閡越來越遠的年代，能與自然和諧共存，有著豐富山林知識的獵人不僅很少受到尊敬和珍視，還常常被被污名化為罪犯或兇手，就如Boxing樂團在〈獵人與兇手〉這首歌裡所說的「一個不小心（就）被關進牢裡」，儘管2005年通過的《原住民基本法》裡早已明訂，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因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之故，依法獵捕野生動物。

真正的獵人是不會去破壞山林的，因為獵人和動物和山林是緊密的「命運共同體」。然而那些在電視機前看到被殺的獵物時掩著口驚呼殘忍的人，卻很少會去關心動物數量變少甚至瀕臨滅絕的真正原因，其實是因為長年以來我們的山林受到了許多的破壞。

探討背後的原因太複雜，只要簡單的把獵人當作代罪羔羊，那麼，這一切就不關政府或其他人的事了。

誰是山林破壞者？

1990年，在花東的銅門、紅葉部落，大家見識到了台灣山區土石流的威力；六年之後，賀伯颱風重創南投、嘉義、雲林等中部山區；到了2008年，八八風災更是猛爆性地發生在高屏山區，甚至造成小林村的滅村。當時，政府、輿論和重量級慈善團體--慈濟，眾口齊聲地把「原住民遷村，讓山林休養生息」當做防止日後災難再次降臨的解藥，隱隱指向「原住民是山林破壞者」。然而果真是如此嗎？

在〈誰是山林破壞者？--論國土復育政策〉這篇文章中，地球公民協會執行長李根政指出，若要問現今山林破碎的元凶是誰，必需從台灣百年來的山林開拓政策和制度，以及現今的土地利用做全盤的探討。同樣地，黃淑梅導演在2015年所出版的《給親愛的孩子：台灣百年山林開拓史紀錄片》，也針對這個議題做了非常深刻的剖析。

在這部以影像為信，投寄給未來世代孩子的「家書」中，導演透過對災難的紀錄、學者和相關民眾的訪談，以及不同時期的官方黑白紀錄片，還原了台灣一世紀以來數百萬綠色生靈被殺戮的歷史：

縱貫台灣全島南北，超過3000公尺的中央山脈森林，從熱帶林到溫帶林及寒帶林，網羅各氣候帶的樹木，鬱鬱蒼蒼的大森林無止盡地綿延著，這裡的森林被視為是天然的，埋藏在此的富源的鑰匙，只掌握在勇敢的探險家之手，林野的面積佔全土的七成，其中最大的是阿里山。（引自1941年的<南進台灣紀錄片>）

在殖民者眼中，台灣鬱鬱蒼蒼的森林是巨大的財富。從1912年到1945年，日本人在阿里山砍伐之檜木大約佔阿里山森林的55%。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接手更徹底的掠奪，不僅大肆打撈日本人留下的殘材，挖採檜木樹根，連水源區及母樹林的森林都不放過。他們將阿里山的森林砍伐殆盡後，繼續往宜蘭及大雪山等山區開發，毀滅當地的原始檜木林。

「所有的森林看過去，每一棵樹上你們（國民黨政府）只想說那些樹上掛著新台幣或美鈔。」竭盡大半輩子做台灣森林保育和生態調查的學者陳玉峰，在紀錄片中做了如此沈痛的控訴。因為砍伐完檜木林之後，國民黨政府又把目標朝向中海拔山區，於1963年訂定了「林相改良」政策，也就是把他們眼中價值低劣的闊葉林於40年內完全拔除，換植為價值較高的針業林，以此把「劣質林相」變為「優秀林相」。就這樣天然林變成了人工林，但貪婪的心沒有止盡的時刻，「檜木林下面這層就是闊葉林，砍光光，山上的樹木都沒有了，再來拿溪邊的台灣櫸木。」陳玉峰憤恨的說。

此外，1961年，農委會的前身山地農牧局成立，開始號召全台上山下海進行開發，在政府政策鼓勵下，近五十年來，農業、畜牧業及觀光業急速地往山區開發和拓墾，守護台灣命脈的森林漸次消失，伴隨而來的是逐年擴大的災難。

所幸，仍有人抱著「愚公移山」般的精神，堅持守護著台灣的山林。屏東霧台鄉神山部落的魯凱族父子Lekeai與Sula，二十多年前就開始在自己的原住民保留地上種樹，進行天然林復育的工作。在紀錄片中接受訪談時，Sula翻譯爸爸的話說道，「以前祖父那個時候，他們沒什麼娛樂，都是去偷看那個剛剛出生的雲豹……」，這不可思議如同童話般的美好畫面讓導演忍不住悸動，進而喟嘆：

親愛的孩子，你們想想看，如果你們每天的遊戲就是躲在草叢看著雲豹媽媽帶著雲豹寶寶出來曬早晨的陽光，你還會忍心破壞他們的家，把他們賴以生存的森林砍掉嗎？

然而如今，雲豹早隨著台灣中海拔森林的消失而近乎絕種了。




照片來源：https://hk.thenewslens.com/article/32213
揹起玉山最高峰

2013年，齊柏林導演的《看見台灣》在院線上映，票房破億，成為台灣電影史上最賣座的紀錄片。這部片讓許許多多人透過空拍影像親眼目睹台灣山林的創傷，感受到台灣土地的美麗與哀愁，而最後一個鏡頭，布農族小朋友在玉山頂上揮舞國旗、高唱古調的畫面，更是讓許多觀者感動落淚。

然而，感動的原因是什麼呢？是因為原住民孩童象徵了台灣豐富的多元族群文化，還是他們手中的國旗激發出大家的愛國心？我想進一步追問的卻是，在感動的同時，有多少人知道並且在乎，玉山是布農族和鄒族兩族的聖山，他們世世代代的祖先在這座山裡所留下的足跡遠遠早於中華民國這個國家的建立。

1990年代中期，開始了一系列以「玉山」為名的台灣學，把玉山作為台灣的象徵，並將玉山與台灣認同相互連結。然而，從神話傳說時代就和這座山休戚相關的原住族群並沒有因為這些「玉山運動」或「玉山學」的風潮而受到多一些的注目與尊重。就在《看見台灣》上映的隔年，一則標題為「登鄒族聖山需候補，達邦國小反彈」的新聞引起了我的注意。新聞是這樣說的，在畢業之前攀登玉山是阿里山達邦國小行之有年的傳統，過去都是以專案方式集體登山，這一年卻被玉山管理處駁回，要求21位師生拆散成兩梯次入山，而且必須排隊候補，引發達邦國小的反彈。對此玉管處回應道，自從玉山住宿區和露營區整建後，每日只能限制92人登山，為了維持公平性原則，才會取消專案申請。

也就是說，在玉管處看來，以專案方式讓鄒族學童攀登他們的聖山是「違反公平原則」的。看到這則新聞時，我腦海裡不禁浮現出《看見台灣》片尾原住民孩童在玉山頂上揮舞國旗那讓許多人感動落淚的一幕，覺得格外諷刺。在這個以漢人為主的社會裡，「原住民」--台灣這塊土地原本的主人--總是在主流社會需要時，如國慶日總統府前的演出、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的表演等，才會像裝飾品一樣被搬上檯面作為台灣的「象徵」，但，僅僅是空泛的象徵而已。

事實上從日治時期起一直到現在，絕大部分想要進入玉山的外（國）族人都必須要仰賴當地的原住民，主要是布農族人，擔任嚮導和揹工。有著粗壯小腿以負重見長的布農族人不僅揹登山客的食物、帳棚、行李，還有玉山上需要搭建硬體設施時所需的石頭、水泥等各項原料，而其中最特別的，就是中國國民黨黨國元老于右任的銅像。

于右任晚年於日記中抒發了無法返回大陸家鄉的唏噓：「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在他逝世後，國民黨政府決定籌建銅像作為紀念，並將之置於玉山極顛。1966年11月，兩位當時最優秀的嚮導/揹工--東埔部落的布農族人伍勝美和全桂林，以一個月的時間，將半身銅像和建造基座所需物品，漸次揹上主峰，完成了于右任葬於高山，懷大陸望故鄉的遺願。在1960至90年代期間，登上玉山的人幾乎一定會與于右任銅像合影，以證明自己登上了台灣的最高峰。

然而隨著解嚴和台灣本土意識的崛起，這座銅像成了爭議的焦點。1995年1月，謝長廷在立法院舉行公聽會，以「政治銅像破壞自然景觀」為由，主張拆掉于右任銅像，但未獲得結論。1995年11月初，銅像的頭部遭人鋸斷，雖經修補但已難回復原貌；隔年5月再度遭到破壞，這次整個銅像徹底消失，只剩下空蕩蕩的基座。

「阿公那麼辛苦的揹，為什麼有人要把它破壞掉呢？」在馬躍比吼的紀錄片《揹起玉山最高峰》裡，伍勝美年幼的孫子不解的問。他怕阿公傷心，不敢告訴他銅像的頭被人砍掉，沒想到阿公早就知道了，只是不願意提。對於當年辛辛辛苦把銅像揹上玉山的伍勝美、全桂林來說，這個矗立在台灣最高峰的「于右任」與統獨意識或任何政治紛爭都無關，而是兩人超凡負重能力的功績見證，也是家人心目中的榮耀。原本以為這個銅像會一直站在那兒，讓後代子孫知道他們的事蹟，但如今銅像被摧毀了，只剩下年輕時負重過度，換了兩個膝關節後再也無法爬山的雙腿。

比起于右任銅像所引發的種種意識形態爭議，這兩位布農族人以及他們家人的想法只是飄散在山林裡，輕如鴻毛的喟嘆啊…….

從獵人、揹工到巡山員（註一）

玉山國家公園是台灣第一座高山國家公園，成立以後在園區內訂定了諸多的禁令，包括嚴格禁止狩獵。然而弔詭的是，他們又不得不仰賴布農族獵人有關玉山的知識來管理這座公園。1985 年國家公園規劃與建立之初，便招募了第一批的巡山員，十位都是布農族人，有八位來自東埔部落，其中一位就是伍勝美的兒子伍榮富，另一位是完攀全球七大洲七個世界最高峰，甚至在2008年成為台灣第一位無氧登上世界第六高峰尼泊爾卓奧友峰的伍玉龍。進入國家公園服務之後，這些所謂的「巡山員」參與了許多面向的工作，包括協助專家學者的保育研究調查、園內步道維修及災害步道搶通、緊急救難、古道巡查等，雖然肩負多重任務，但這些擁有豐富山林知識的布農族人在行政體制裡卻是佔居最底層的位置。

第一代巡山員在國家公園裡正式的職位是技工或工友，到了 1999 年，玉山國家公園之技工/工友的職缺已額滿，但仍有相關的人力需求，於是晉用了第二批巡山員，職稱為「約僱保育巡察員」，薪資與福利比技工/工友差，沒有退休金和考績獎金，僅有離職儲金。第三批巡山員，則是2010 年開始招募的「外包保育巡查員」，不屬於玉管處編制內人員，而是所謂的「派遣人力」，薪資和福利更不如前，沒有年終獎金、退休金、離職儲金，只有考評工作獎金，職務穩定性非常低，若玉山國家公園沒有這筆預算，這些新世代巡山員就沒有工作。

除了薪資、福利越來越沒有保障之外，更難以解決的是巡山員老化和傳承的問題。第一代的玉山國家公園巡山員都是從小跟著父親長輩上山的布農族人，接受獵人教育與維持生計的揹工工作，因此積累了豐富的山林知識。如今，狩獵變成了只能偷偷摸摸進行的「違法勾當」，這些新世代巡山員如何累積和傳承上一代有關山林的種種經驗與理解？

山永遠是山，原住民永遠是原住民。然而，如果失去了山林，不再與山林有實質的以及情感的聯繫，原住民還能夠一直是原住民嗎？所謂的「原住民知識」又要從何處滋長？

相遇在那端森林


照片出處：http://taiwanarttogo.com/index.php?f=4&t=2&c=23&id=2685
去年暨大舉行第十屆原民週時，我邀請了排灣族藝術家伊誕‧巴瓦瓦隆來放映他的紀錄片《相遇在那端森林》。片中伊誕描述了他獨樹一格的「紋砌刻畫」是如何在大自然，以及童年時於山林玩耍，看著長輩工作時留下的種種記憶裡誕生的創作歷程。八八風災後，伊誕的老家大社部落大部分族人被遷至山下的組合屋，僅有非常少數的家戶，堅持留在山上生活。因此受到伊誕畫作震撼的同時，我忍不住開始擔心，如果失去了山林，下一代原住民藝術家的創作還能夠這麼樣的獨特且有力量嗎？

這就是我之所以堅持要在暨大和中區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舉辦山林體驗活動的原因。這兩、三年來，我和學生們先後跟著布農族、泰雅族、賽德克族和排灣族的獵人，進到內本鹿地區的美奈田山、南澳武塔舊社、能高越嶺，以及屏東的白鷺和望嘉舊部落，透過身體的實踐，學習有關這塊土地的知識。盼望透過山林的洗禮，讓這些原住民孩子有一天能像我最愛的獵人們一樣，不需要仰賴族服、歌舞這些外顯的符碼，就能夠自然而然，由內而外地展露出「原住民」的氣質和內涵。



儘管台灣政府和這個島上大部分的人不懂山的意義，儘管國家的政策讓許多原住民一直以來被迫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但在一些仍然堅持著在山林裡狩獵、生活，並留下生命印記的原住民朋友身上，我看到了希望。

願山永遠是山，原住民永遠是原住民。

※註一：「從獵人、揹工到巡山員」這個標題來自我在暨大人類所指導學生高旻揚的碩士論文《玉山、國家公園與布農人：從獵人、揹工到巡山員》，這一小節有關玉山國家公園巡山員的資料也是取自於他的論文。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使用-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邱韻芳 山，永遠是山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708)]]> cmchao 生活 Tue, 09 Apr 2019 17:28:50 +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