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nge History

我还是讲那句老话 ：身教大于言：

形式为目的服务
身教大于言教，让该死的死掉


汉语是怎样被阉割的

█狄　马

胡适撰写公墓启

1916年的夏天，一群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凯约嘉湖泛舟游览。兴致正浓时，突然黑云压城，风雨交集，这帮青年男女就赶紧弃舟登岸，躲避风雨。慌乱中竟然弄翻了船只，弄湿了一个叫陈衡哲的女生的裙子。在场的男生任鸿隽就写了一首叫《凯约嘉湖上覆舟》的诗寄给胡适，内容不外乎“言棹轻楫，以涤烦疴 ”，“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一类。远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看了此诗，很不以为然，认为死的文字不可能写出好诗。任不服气，就写信和他辩论起来，后来，哈佛的梅光迪也路见不平，加入到任的阵营，和胡适叫起板来。几个朋友就这样今天一封信明天一张明信片地讨论起汉语的改革以至存废问题，最后竟掀起一场叫白话文的运动来。



白话通行以后，中国人口里说的和笔下写的基本取得了一致。一个生活在汉语文化圈中的人，不管他的程度有多低，也不管他是什么出身，只要他识得一千个汉字，就可以自由地表达和书写，不需要经过从私塾到县学、府学十几年的训练。“我手写我心”，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不需要考虑对仗押韵、破题入典等繁难规则。一个贫寒之家过去要三个到四个劳动力的艰辛劳作才能供养一个读书人的生活消费，现在只需要两个甚至一个就够了。因为白话的通行使得知识的获得和普及变得更为容易了。比如，在文言文时代，一个男人要向一个女人求爱，得从“开辟鸿蒙，谁为情种”写起，过渡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最后还要引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现在只说“我爱你”就可以了；过去人们谈生意，先得讲“义利之辨”，最后还要说“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之类，现在只说“我想发财”就够了。



因而，从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1917年算起，白话文成为中国人通行的大众语言差不多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在这一个世纪的岁月中，白话文和它的使用族群一样经历了许多历史的潮涨潮落，甚至直到今天也有人说，“五四”激烈地反传统是错的，白话文不及文言简洁，也缺少文言的音韵美，但没有人敢说，文言淡出、白话畅行从方向上就是错的。因为白话文运动是一场真正的草根运动。尽管提倡者从阶级的观点看已经很不“草根”，看银行的存款，他们中有的甚至属于上流社会人士，但他们的襟怀、他们的气量、他们着眼未来的目光使得他们超越了自身的利益羁绊，真正做到了大爱无疆。



我曾在一份旧报上，看到胡适为家乡安徽绩溪的一个墓园撰写的公墓启。这墓启的写作缘起是：1931年，安徽绩溪的地方贤达余亚青等42人，想在城区兴建一个“址源公墓”，就请当时绩溪籍的名人、著名学者胡适作为发起人并亲笔撰写了墓启。墓启不长，全文引用如下：



最文明的葬法，是用电火把死者烧成灰，装进一个小盒子，然后下葬，这办法既洁净又不占地方，又容易保存。



但我们这个时代，多数人还做不到这样文明的葬法，只好在土葬上想出比较方便的公墓办法。公墓办法是选定公共的墓地，做好坟墓，由私家务价分葬，每棺只许占一定的地。这个办法有几层好处：第一，可免去私家寻地做坟的困难；第二，可以定时安葬，免得停丧不葬；第三，可以破除风水迷信；第四，可以省地；第五，可以省费；第六，可以稍稍讲究建筑的壮丽，墓树的培养，而不必由私人独力担任，可不愁损坏了无人过问。



徽州是风水之学的中心，所以坟地也特别讲究。徽州的好山好水都被泥神和死人分占完了。究竟我们徽州人民受了风水多少好处呢？我们平心想想，不应该及早觉悟吗？不应该决心忏悔吗？

现在绩溪县的几位明白事理的人，发起在本乡建筑公墓。这是最可喜的事。我盼望明事理的同乡都能热心赞助这件美事。



——民国廿年五月四日胡适



我不知诸位看了这墓启有何感想，我只知道我自己读完了，竟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无论是胡适，还是稍后的陈独秀、钱玄同以及周氏兄弟，都已经靠古文在社会上取得了地位，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从古文中打拼了出来。按照人性趋利避害的原则，他们本不应该向给了他们荣誉和地位的古文开战；不仅不应该，文言文作为他们立身的资本，应该成为炫耀的工具、晋升的台阶才对，但没有，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从古文中来，但却自废武功，肩住古文黑暗的大门，向同时代以及后来的人大声喝道：“此路不通！”



为了亲身践履他的白话文主张，这个实验主义大师，不惜用一种朴素得近乎简陋的语言书写白话，甚至连一个撰写公墓启的机会也不放过。我们今天不用说那些躺在课题经费上，靠“职称文章”糊弄人的学者、教授，就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敢不敢拿这样一种妇孺老幼皆可诵读的语体写文章？一代启蒙思想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良苦用心，即使在这样一篇不足四百字的公文中也毕显无遗。



被伤害的汉语



古时候人们说话和写文章为什么要用不同的语体？这个问题我想留给学者们评职称；但大体说来，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汉字难写，因为难写，所以只好节省些，把那些可有可无的虚词和衬词都省掉，最后就变得不好理解了；其次是为了节约书写成本。诸位知道，我国早期的字是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这样一来，不要说写长篇小说，就是记录政府工作报告，也得尽量省字。如果那时的一个部落酋长年终总结时，拿着稿子一念两小时，那得搞死多少王八？汉代以后文字记在竹简和布帛上，那也相当昂贵。如果把政府要员每天的讲话原原本本地记下来，天下人就都不要穿衣服了。



除了这两项不得已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人为原因，那就是书写者故意制造的繁难。文字这东西虽由民间产生，但一经产生就为特权者所垄断。先是“巫”，再次是“ 史”，最后是“士”，但不管是早期掌管意识形态的“巫”和“史”，还是后来人数更多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明确的倾向，那就是要把文字弄得繁难，弄得神秘。因为一变简单，村民愚妇都能口诵目念，他们的解释权就变得岌岌可危了。我们乡下人有病瞧不起医生，就请神汉来画符。符上的字没有人能识得，但神汉们说，它的威力也恰好就在没有人能识得。一个木匠、瓦匠来家做工，总要把他的行当说得神乎其神，说窗子上的图案有讲究，做上一个不吉的鸟，就要全家遭病。这家的婆姨就很害怕，每天做好吃的，小心伺候。泥瓦匠箍窑时，说只要他将铁器留在窑洞的砖瓦间，这家人就会有灭顶之灾。主人吓得觳觫，他提出的工钱就不敢还价。知识分子故意要将文章作得谁也看不懂，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特权者或阴谋家需要煽惑劳苦大众跟着他干的时候，文章就不能繁难了。洪秀全的“天王诗”虽然狗屁不通，但大都朗朗上口，易于背诵。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党八股，原因也在这里。你看人家不仅仗打得好，就连文章也作得这么通俗易懂，还不卷起铺盖跟他走么？



这时，特权者或阴谋家利用的只是白话易懂的形式，至于白话表达的内容，诸如，人类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明，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包括历史观、人生观，甚至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必须重新解释。说的时候当然冠冕堂皇，仿佛每个字、每个词都事关本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存亡继绝，但实际上，能否煽起对旧制度、旧圣贤的满腔仇恨，能否激起对新制度、新领袖的全面热爱才是决定每个字、每个词、每种理论是否继续存在的唯一依据。



当然，在字词的沿革问题上，古代的皇权主义者和现代的极权主义者略有不同：古代的皇权主义者是碰到皇帝的名字了，才换一个代替，叫做“避讳”；实在想玩新花样，旧的字词全部不动，硬造一个新的出来。如唐的武则天，就造了好几个字玩，“曌”只是其中之一。但可惜的是，文字这东西惰性很强，硬要当仓颉，没有人买账。最好的办法是仍然沿用旧的字眼，但完全改变这些字词的意义。现代的极权主义宣传家在总结古代皇帝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坚持不造新字，不改文法，“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好东西，且名之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在这方面受害最惨的，可能要数“人民”这个词了。正如我们大家熟知的，在凡事需要开口的地方，“人民”总是隐匿不见；而在需要沉默的时候，我们又总是发现它挥舞着拳头，和暴君站在一起。因为“人民”是一个抽象的“集合词”。它没有种族，没有父母，不穿衣服，不长头颅，更没有面目，有的只是数量和生殖能力。它有一个别名叫“灰色的大多数”。



俄罗斯的生物学家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实验：那就是在一堂植物学课上，教授让三个学生分别采集一株冬青、紫藤和狗尾巴草回来，结果三个学生很快就完成了；教授又让学生第二次出去，采集一种叫“植物”的东西，结果每个学生都空手而返。因为他们不知道“植物”是什么东西。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文学院“鉴于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授予《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孰料苏联政府却将此视为对社会主义苏联的进攻和污蔑。他们立即把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家协会；并威胁说，如果他要出国领奖就不要再回来了。为此，作家不得不宣布放弃领奖，并写信给赫鲁晓夫，恳求他不要采取驱逐出境的“极端措施”。



两小时后，文化部长波里卡尔波夫代表赫鲁晓夫，向帕斯捷尔纳克正式作出答复。他庄严地站了起来，以广场广播员的腔调宣布：同意帕斯捷尔纳克留居祖国。“不过人民的激愤，我们实在难靠自己的力量来加以制止，”波里卡尔波夫表示。这时，作家的厌恶已达到极点，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人民！人民！您好像是从自己裤子里掏出来的。”



在这儿，“人民”这个词是被随意使用的。谁有权力，谁就代表“人民”；谁是权力的中心，谁就是最大的“人民”；而且真正严重的是，像词语这种东西，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单元，作为一个系统的有机部件，你改了一个，其他的就得跟着改变。因而，我们看到，在极权主义泛滥的地方，遭到歪曲和篡改的词是成批量的，是呈团状粘连的。它几乎涉及了，在过去的年代里一直被正确使用的一切关于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词。如人性、人道主义、正义、真理、自由、平等、民主、解放、教育、改造、下基层、锻炼、表扬、批判、进步、落后、主流、大局、全面、片面、奉献、牺牲、组织、作风、做工作、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封建主义……只要是在过去的经典著作中有明确外延和内涵的词，无一例外都遭到了篡改。这种有意的篡改是由政治上的崇尚暴力导致的对汉语文化的全面伤害。它们或者被添加了新的意义，或者被抽去了旧有的美好含义，有的甚至干脆拧到了意思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去。



当然，更多的是与“人民”一样，它们的意义变得十分模糊，在何种意义下使用，全看有权使用它的人当时的需要。有时一个词既可以指事物的正面，又可以指事物的反面，而它们之所以还被继续使用仅仅是因为极权主义领袖和他的宣传家不能另造一套汉字。



白话文与“学报体”



国门洞开，西学东渐以后，人们逐渐弄懂了这些词的本来意义，尤其是互联网出现以后，人们获取知识和资讯的手段变得更为便捷。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获得客观而公正的资讯。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极权主义者从此变得善良，有意对自由思想、独立言论网开一面，而是说在书写和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的今天，旧有的封锁、查禁、垄断书号、强求舆论一致的做法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



当然，官话还在讲——世界上有官就会有官话——但底气已经不足了；谎言还在继续，但听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这时，就像其他任何有机体一样，极权主义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要寻求新的代理服务器。旧的打手、旧的阵地、旧的“棍棒+威吓”的手段，是越来越不合时宜了。要让人们相信并为之服务的价值仍然是正确的，必须要说服他们当中最优秀的，至少要让一般老百姓觉得，在他们群体当中，即使是那些教育程度最高的，甚至是那些留过洋的偶像级名人也和他们持有的目标价值一样，他们才会心安理得地付出。大学教授，多如牛毛的博士、硕士，豢养在各个学术机构里的作家、学者，就这样戴着浆洗过的假发披挂上阵了。



这是一种更为隐蔽，更为精巧的宣传策略。这个策略的实施步骤是：1，意识形态部门通过控制出版和“核心期刊”来控制这些作家、学者的发表权；2，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根据这些作家、学者发表的数量和级别来控制他们的职称与官位；3，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的后勤部门根据职称与官位发放猪肉、房子和逢年过节的赏钱。



这些机构和团体或者拿一些无聊的命题，比如杨贵妃是不是处女，武大郎卖的炊饼究竟是什么东西，咖啡为什么要加糖……来转移这些作家、学者的注意力，或者以不胜其烦的注释、索引和关键词来消耗他们的时间，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所谓的“学术论文”、“学术规范”都是以“学术语言”来实现的，因而控制和修订这些“学术语言”的标准才是问题的关键。



要以一两句话来概括这些“学术语言”的无聊、枯燥与乏味是十分困难的，但大致说来有这么几条：1，简单的东西复杂化；2，感性的东西概念化；3，熟悉的东西陌生化；4，个性的东西平面化；5，腐朽的东西神奇化。比如，张大娘进城卖鸡蛋，他们说“论张氏高龄妇人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货币与鸡卵的等价兑换”；两条狗在野地里交配，他们说“两只犬科哺乳动物在地表的裸露处以身体语言表达情爱进而实现生命的创造与传递管窥——兼与某教授商榷”；……我手头拿一本社科杂志，随手一翻，就翻到这样一个标题——“结构性拆解：潜规则撒播与新官人叙事”，请问诸位，你们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文字自结绳记事以来，就是表达情意与记录事件的，但在这些作家、学者眼里，文字只是谋取饭碗和职称的工具，与思想、情意毫无关系。据《淮南子》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汉字的产生为何会使“天雨粟，鬼夜哭”呢？唐代文艺理论家张彦远解释说，那是因为有了汉字之后，“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但张先生没有见过“学报体”，见了“学报体”以后，我看他有可能改作“造化可以藏其密，故天雨雾；灵怪可以遁其形，故鬼唱歌”了。



胡适那一辈人因为从古文中来，看见了它的弊害，认为文学要发达，必然要革新工具。什么是新的工具？当然是白话文。但他们没有料到——或者料到了，但只能先做这一件——白话文作为一种工具，如果使用它的人不革新思想，那么，工具也只是一个工具。就像水果刀可以削苹果，也可以杀人一样，文言可以让人看不懂，白话照样也可以让人看不懂；文言可以装神弄鬼，白话也可以装神弄鬼；文言可以助纣为虐，白话也可以助纣为虐。一切全在使用它的人具备什么样的思想和目标。



有人说，眼前这种装神弄鬼、凌空蹈虚的学风是由当下的学术体制造成的，但实际上顺着体制的高杆爬到高位，吮到甜头的，又没有一个不是自鸣得意的。因而，就当下的学术环境而言，这种体制和这种学者是互为塑造的：有这样的个人，这样的体制就会畅行无阻；有这样的体制，这样的个人就会如鱼得水。诚然，不是所有学界中人都喜欢“学报体”，就像在文言时代，也未必人人喜欢八股文一样，但端着体制的饭碗，捞到里面油水的，即使是那些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人，又有几个真正走出来了呢？



我读文学史，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至少是在中国，都是由落榜生写的。《红楼梦》不消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和施耐庵生活的乱世，恐怕是想参加高考都没有的，《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倒多次参加过高考，但到“乡试”这一级，就再也考不上了，地方政府看他可怜，三十几岁时给补了个“岁贡生”，肄业于南京国子监，相当于今天的“定向委培”，毕业了不包分配。最差的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早年考了个秀才，看清了“ 科场”的卑污实质，就终生再没有经过“科考”。晚年住在南京，生活穷困潦倒，冬夜没有柴烧，就绕南京城墙跑几十圈取暖。为什么会这样呢？大概是因为这些文人士大夫在得意之时不可能也不想，撇开八股文用白话写作。原因很简单：“白话”不是科举应试语体，用今天的话说，不符合“学术规范”，不能升官发财；“小说”也不是科考项目，不能评职称，更不会发在“核心期刊”上，掏版面费也不行。只有等这些文人士大夫走到穷途末路了，才不得不放下架子，向民间寻找灵感和素材，从而写出了伟大的作品。



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里有一个结论：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认为“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在他那个时代，“活的工具”当然是指白话文，但问题是白话文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使用，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阉割和袭用，已逐渐又露出了死相。“死的工具”不可能产生“活的文学”。中国人要想写出“活的文学”，必须要敢于抛弃因袭的重担，用活的语言表达活的情感。



什么是活的语言？就是老百姓人人能听懂，人人能看懂的语言。当一个民族和时代的识字者，包括那些号称精英的知识分子都不敢使用自然语言，用一套莫名奇妙的语汇书写历史时，无论他是怎样不由自主，都表明他已经和魔鬼签字画押。因为语言不是单向度的符号，说到底它是思想的前夜。因而，就一个时代来看，语言就是人。语言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抛弃虚假造作的语言，就是抛弃一种外在于自己的命运；用活的语言说人话，做人事，就是撕毁和魔鬼签订的字据，创造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命运。

我还是讲那句老话 ：身教大于言：

形式为目的服务
身教大于言教，让该死的死掉


汉语是怎样被阉割的

█狄　马

胡适撰写公墓启

1916年的夏天，一群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凯约嘉湖泛舟游览。兴致正浓时，突然黑云压城，风雨交集，这帮青年男女就赶紧弃舟登岸，躲避风雨。慌乱中竟然弄翻了船只，弄湿了一个叫陈衡哲的女生的裙子。在场的男生任鸿隽就写了一首叫《凯约嘉湖上覆舟》的诗寄给胡适，内容不外乎“言棹轻楫，以涤烦疴 ”，“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一类。远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看了此诗，很不以为然，认为死的文字不可能写出好诗。任不服气，就写信和他辩论起来，后来，哈佛的梅光迪也路见不平，加入到任的阵营，和胡适叫起板来。几个朋友就这样今天一封信明天一张明信片地讨论起汉语的改革以至存废问题，最后竟掀起一场叫白话文的运动来。



白话通行以后，中国人口里说的和笔下写的基本取得了一致。一个生活在汉语文化圈中的人，不管他的程度有多低，也不管他是什么出身，只要他识得一千个汉字，就可以自由地表达和书写，不需要经过从私塾到县学、府学十几年的训练。“我手写我心”，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不需要考虑对仗押韵、破题入典等繁难规则。一个贫寒之家过去要三个到四个劳动力的艰辛劳作才能供养一个读书人的生活消费，现在只需要两个甚至一个就够了。因为白话的通行使得知识的获得和普及变得更为容易了。比如，在文言文时代，一个男人要向一个女人求爱，得从“开辟鸿蒙，谁为情种”写起，过渡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最后还要引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现在只说“我爱你”就可以了；过去人们谈生意，先得讲“义利之辨”，最后还要说“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之类，现在只说“我想发财”就够了。



因而，从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1917年算起，白话文成为中国人通行的大众语言差不多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在这一个世纪的岁月中，白话文和它的使用族群一样经历了许多历史的潮涨潮落，甚至直到今天也有人说，“五四”激烈地反传统是错的，白话文不及文言简洁，也缺少文言的音韵美，但没有人敢说，文言淡出、白话畅行从方向上就是错的。因为白话文运动是一场真正的草根运动。尽管提倡者从阶级的观点看已经很不“草根”，看银行的存款，他们中有的甚至属于上流社会人士，但他们的襟怀、他们的气量、他们着眼未来的目光使得他们超越了自身的利益羁绊，真正做到了大爱无疆。



我曾在一份旧报上，看到胡适为家乡安徽绩溪的一个墓园撰写的公墓启。这墓启的写作缘起是：1931年，安徽绩溪的地方贤达余亚青等42人，想在城区兴建一个“址源公墓”，就请当时绩溪籍的名人、著名学者胡适作为发起人并亲笔撰写了墓启。墓启不长，全文引用如下：



最文明的葬法，是用电火把死者烧成灰，装进一个小盒子，然后下葬，这办法既洁净又不占地方，又容易保存。



但我们这个时代，多数人还做不到这样文明的葬法，只好在土葬上想出比较方便的公墓办法。公墓办法是选定公共的墓地，做好坟墓，由私家务价分葬，每棺只许占一定的地。这个办法有几层好处：第一，可免去私家寻地做坟的困难；第二，可以定时安葬，免得停丧不葬；第三，可以破除风水迷信；第四，可以省地；第五，可以省费；第六，可以稍稍讲究建筑的壮丽，墓树的培养，而不必由私人独力担任，可不愁损坏了无人过问。



徽州是风水之学的中心，所以坟地也特别讲究。徽州的好山好水都被泥神和死人分占完了。究竟我们徽州人民受了风水多少好处呢？我们平心想想，不应该及早觉悟吗？不应该决心忏悔吗？

现在绩溪县的几位明白事理的人，发起在本乡建筑公墓。这是最可喜的事。我盼望明事理的同乡都能热心赞助这件美事。



——民国廿年五月四日胡适



我不知诸位看了这墓启有何感想，我只知道我自己读完了，竟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无论是胡适，还是稍后的陈独秀、钱玄同以及周氏兄弟，都已经靠古文在社会上取得了地位，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从古文中打拼了出来。按照人性趋利避害的原则，他们本不应该向给了他们荣誉和地位的古文开战；不仅不应该，文言文作为他们立身的资本，应该成为炫耀的工具、晋升的台阶才对，但没有，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从古文中来，但却自废武功，肩住古文黑暗的大门，向同时代以及后来的人大声喝道：“此路不通！”



为了亲身践履他的白话文主张，这个实验主义大师，不惜用一种朴素得近乎简陋的语言书写白话，甚至连一个撰写公墓启的机会也不放过。我们今天不用说那些躺在课题经费上，靠“职称文章”糊弄人的学者、教授，就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敢不敢拿这样一种妇孺老幼皆可诵读的语体写文章？一代启蒙思想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良苦用心，即使在这样一篇不足四百字的公文中也毕显无遗。



被伤害的汉语



古时候人们说话和写文章为什么要用不同的语体？这个问题我想留给学者们评职称；但大体说来，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汉字难写，因为难写，所以只好节省些，把那些可有可无的虚词和衬词都省掉，最后就变得不好理解了；其次是为了节约书写成本。诸位知道，我国早期的字是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这样一来，不要说写长篇小说，就是记录政府工作报告，也得尽量省字。如果那时的一个部落酋长年终总结时，拿着稿子一念两小时，那得搞死多少王八？汉代以后文字记在竹简和布帛上，那也相当昂贵。如果把政府要员每天的讲话原原本本地记下来，天下人就都不要穿衣服了。



除了这两项不得已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人为原因，那就是书写者故意制造的繁难。文字这东西虽由民间产生，但一经产生就为特权者所垄断。先是“巫”，再次是“ 史”，最后是“士”，但不管是早期掌管意识形态的“巫”和“史”，还是后来人数更多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明确的倾向，那就是要把文字弄得繁难，弄得神秘。因为一变简单，村民愚妇都能口诵目念，他们的解释权就变得岌岌可危了。我们乡下人有病瞧不起医生，就请神汉来画符。符上的字没有人能识得，但神汉们说，它的威力也恰好就在没有人能识得。一个木匠、瓦匠来家做工，总要把他的行当说得神乎其神，说窗子上的图案有讲究，做上一个不吉的鸟，就要全家遭病。这家的婆姨就很害怕，每天做好吃的，小心伺候。泥瓦匠箍窑时，说只要他将铁器留在窑洞的砖瓦间，这家人就会有灭顶之灾。主人吓得觳觫，他提出的工钱就不敢还价。知识分子故意要将文章作得谁也看不懂，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特权者或阴谋家需要煽惑劳苦大众跟着他干的时候，文章就不能繁难了。洪秀全的“天王诗”虽然狗屁不通，但大都朗朗上口，易于背诵。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党八股，原因也在这里。你看人家不仅仗打得好，就连文章也作得这么通俗易懂，还不卷起铺盖跟他走么？



这时，特权者或阴谋家利用的只是白话易懂的形式，至于白话表达的内容，诸如，人类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明，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包括历史观、人生观，甚至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必须重新解释。说的时候当然冠冕堂皇，仿佛每个字、每个词都事关本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存亡继绝，但实际上，能否煽起对旧制度、旧圣贤的满腔仇恨，能否激起对新制度、新领袖的全面热爱才是决定每个字、每个词、每种理论是否继续存在的唯一依据。



当然，在字词的沿革问题上，古代的皇权主义者和现代的极权主义者略有不同：古代的皇权主义者是碰到皇帝的名字了，才换一个代替，叫做“避讳”；实在想玩新花样，旧的字词全部不动，硬造一个新的出来。如唐的武则天，就造了好几个字玩，“曌”只是其中之一。但可惜的是，文字这东西惰性很强，硬要当仓颉，没有人买账。最好的办法是仍然沿用旧的字眼，但完全改变这些字词的意义。现代的极权主义宣传家在总结古代皇帝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坚持不造新字，不改文法，“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好东西，且名之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在这方面受害最惨的，可能要数“人民”这个词了。正如我们大家熟知的，在凡事需要开口的地方，“人民”总是隐匿不见；而在需要沉默的时候，我们又总是发现它挥舞着拳头，和暴君站在一起。因为“人民”是一个抽象的“集合词”。它没有种族，没有父母，不穿衣服，不长头颅，更没有面目，有的只是数量和生殖能力。它有一个别名叫“灰色的大多数”。



俄罗斯的生物学家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实验：那就是在一堂植物学课上，教授让三个学生分别采集一株冬青、紫藤和狗尾巴草回来，结果三个学生很快就完成了；教授又让学生第二次出去，采集一种叫“植物”的东西，结果每个学生都空手而返。因为他们不知道“植物”是什么东西。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文学院“鉴于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授予《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孰料苏联政府却将此视为对社会主义苏联的进攻和污蔑。他们立即把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家协会；并威胁说，如果他要出国领奖就不要再回来了。为此，作家不得不宣布放弃领奖，并写信给赫鲁晓夫，恳求他不要采取驱逐出境的“极端措施”。



两小时后，文化部长波里卡尔波夫代表赫鲁晓夫，向帕斯捷尔纳克正式作出答复。他庄严地站了起来，以广场广播员的腔调宣布：同意帕斯捷尔纳克留居祖国。“不过人民的激愤，我们实在难靠自己的力量来加以制止，”波里卡尔波夫表示。这时，作家的厌恶已达到极点，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人民！人民！您好像是从自己裤子里掏出来的。”



在这儿，“人民”这个词是被随意使用的。谁有权力，谁就代表“人民”；谁是权力的中心，谁就是最大的“人民”；而且真正严重的是，像词语这种东西，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单元，作为一个系统的有机部件，你改了一个，其他的就得跟着改变。因而，我们看到，在极权主义泛滥的地方，遭到歪曲和篡改的词是成批量的，是呈团状粘连的。它几乎涉及了，在过去的年代里一直被正确使用的一切关于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词。如人性、人道主义、正义、真理、自由、平等、民主、解放、教育、改造、下基层、锻炼、表扬、批判、进步、落后、主流、大局、全面、片面、奉献、牺牲、组织、作风、做工作、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封建主义……只要是在过去的经典著作中有明确外延和内涵的词，无一例外都遭到了篡改。这种有意的篡改是由政治上的崇尚暴力导致的对汉语文化的全面伤害。它们或者被添加了新的意义，或者被抽去了旧有的美好含义，有的甚至干脆拧到了意思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去。



当然，更多的是与“人民”一样，它们的意义变得十分模糊，在何种意义下使用，全看有权使用它的人当时的需要。有时一个词既可以指事物的正面，又可以指事物的反面，而它们之所以还被继续使用仅仅是因为极权主义领袖和他的宣传家不能另造一套汉字。



白话文与“学报体”



国门洞开，西学东渐以后，人们逐渐弄懂了这些词的本来意义，尤其是互联网出现以后，人们获取知识和资讯的手段变得更为便捷。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获得客观而公正的资讯。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极权主义者从此变得善良，有意对自由思想、独立言论网开一面，而是说在书写和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的今天，旧有的封锁、查禁、垄断书号、强求舆论一致的做法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



当然，官话还在讲——世界上有官就会有官话——但底气已经不足了；谎言还在继续，但听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这时，就像其他任何有机体一样，极权主义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要寻求新的代理服务器。旧的打手、旧的阵地、旧的“棍棒+威吓”的手段，是越来越不合时宜了。要让人们相信并为之服务的价值仍然是正确的，必须要说服他们当中最优秀的，至少要让一般老百姓觉得，在他们群体当中，即使是那些教育程度最高的，甚至是那些留过洋的偶像级名人也和他们持有的目标价值一样，他们才会心安理得地付出。大学教授，多如牛毛的博士、硕士，豢养在各个学术机构里的作家、学者，就这样戴着浆洗过的假发披挂上阵了。



这是一种更为隐蔽，更为精巧的宣传策略。这个策略的实施步骤是：1，意识形态部门通过控制出版和“核心期刊”来控制这些作家、学者的发表权；2，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根据这些作家、学者发表的数量和级别来控制他们的职称与官位；3，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的后勤部门根据职称与官位发放猪肉、房子和逢年过节的赏钱。



这些机构和团体或者拿一些无聊的命题，比如杨贵妃是不是处女，武大郎卖的炊饼究竟是什么东西，咖啡为什么要加糖……来转移这些作家、学者的注意力，或者以不胜其烦的注释、索引和关键词来消耗他们的时间，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所谓的“学术论文”、“学术规范”都是以“学术语言”来实现的，因而控制和修订这些“学术语言”的标准才是问题的关键。



要以一两句话来概括这些“学术语言”的无聊、枯燥与乏味是十分困难的，但大致说来有这么几条：1，简单的东西复杂化；2，感性的东西概念化；3，熟悉的东西陌生化；4，个性的东西平面化；5，腐朽的东西神奇化。比如，张大娘进城卖鸡蛋，他们说“论张氏高龄妇人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货币与鸡卵的等价兑换”；两条狗在野地里交配，他们说“两只犬科哺乳动物在地表的裸露处以身体语言表达情爱进而实现生命的创造与传递管窥——兼与某教授商榷”；……我手头拿一本社科杂志，随手一翻，就翻到这样一个标题——“结构性拆解：潜规则撒播与新官人叙事”，请问诸位，你们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文字自结绳记事以来，就是表达情意与记录事件的，但在这些作家、学者眼里，文字只是谋取饭碗和职称的工具，与思想、情意毫无关系。据《淮南子》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汉字的产生为何会使“天雨粟，鬼夜哭”呢？唐代文艺理论家张彦远解释说，那是因为有了汉字之后，“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但张先生没有见过“学报体”，见了“学报体”以后，我看他有可能改作“造化可以藏其密，故天雨雾；灵怪可以遁其形，故鬼唱歌”了。



胡适那一辈人因为从古文中来，看见了它的弊害，认为文学要发达，必然要革新工具。什么是新的工具？当然是白话文。但他们没有料到——或者料到了，但只能先做这一件——白话文作为一种工具，如果使用它的人不革新思想，那么，工具也只是一个工具。就像水果刀可以削苹果，也可以杀人一样，文言可以让人看不懂，白话照样也可以让人看不懂；文言可以装神弄鬼，白话也可以装神弄鬼；文言可以助纣为虐，白话也可以助纣为虐。一切全在使用它的人具备什么样的思想和目标。



有人说，眼前这种装神弄鬼、凌空蹈虚的学风是由当下的学术体制造成的，但实际上顺着体制的高杆爬到高位，吮到甜头的，又没有一个不是自鸣得意的。因而，就当下的学术环境而言，这种体制和这种学者是互为塑造的：有这样的个人，这样的体制就会畅行无阻；有这样的体制，这样的个人就会如鱼得水。诚然，不是所有学界中人都喜欢“学报体”，就像在文言时代，也未必人人喜欢八股文一样，但端着体制的饭碗，捞到里面油水的，即使是那些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人，又有几个真正走出来了呢？



我读文学史，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至少是在中国，都是由落榜生写的。《红楼梦》不消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和施耐庵生活的乱世，恐怕是想参加高考都没有的，《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倒多次参加过高考，但到“乡试”这一级，就再也考不上了，地方政府看他可怜，三十几岁时给补了个“岁贡生”，肄业于南京国子监，相当于今天的“定向委培”，毕业了不包分配。最差的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早年考了个秀才，看清了“ 科场”的卑污实质，就终生再没有经过“科考”。晚年住在南京，生活穷困潦倒，冬夜没有柴烧，就绕南京城墙跑几十圈取暖。为什么会这样呢？大概是因为这些文人士大夫在得意之时不可能也不想，撇开八股文用白话写作。原因很简单：“白话”不是科举应试语体，用今天的话说，不符合“学术规范”，不能升官发财；“小说”也不是科考项目，不能评职称，更不会发在“核心期刊”上，掏版面费也不行。只有等这些文人士大夫走到穷途末路了，才不得不放下架子，向民间寻找灵感和素材，从而写出了伟大的作品。



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里有一个结论：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认为“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在他那个时代，“活的工具”当然是指白话文，但问题是白话文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使用，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阉割和袭用，已逐渐又露出了死相。“死的工具”不可能产生“活的文学”。中国人要想写出“活的文学”，必须要敢于抛弃因袭的重担，用活的语言表达活的情感。



什么是活的语言？就是老百姓人人能听懂，人人能看懂的语言。当一个民族和时代的识字者，包括那些号称精英的知识分子都不敢使用自然语言，用一套莫名奇妙的语汇书写历史时，无论他是怎样不由自主，都表明他已经和魔鬼签字画押。因为语言不是单向度的符号，说到底它是思想的前夜。因而，就一个时代来看，语言就是人。语言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抛弃虚假造作的语言，就是抛弃一种外在于自己的命运；用活的语言说人话，做人事，就是撕毁和魔鬼签订的字据，创造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