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務評鑑 腐蝕高等教育理想

週五, 六月 3. 2011

2011-06-03 中國時報 【邱天助】
 民國一○○年的「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已經進行一半,至五月底,共有三十九所大學接受評鑑,其餘四十二所則需在下半年完成。由於設計與執行上的諸多缺失,此次評鑑不但造成許多困擾,也引發更多的質疑。然而,在評鑑的壓力下,受評學校都是敢怒不敢言。

 評鑑本是品質管控的重要機制與工具,因此,沒有人會完全否定評鑑的功能與價值。但評鑑也有其限制與缺失,不當的評鑑、或過度迷信評鑑,都會造成長久且負面的影響。

 當前的高等教育評鑑大抵以標準化的格式與要求,對各校進行齊頭式、一致性的評比,忽視學校規模、條件或資源的差異。例如,將「國際化」列為主要的評鑑項目之一,但並非所有的大學都有發展「國際化」的條件,或都應發展「國際化」。「國際化」是當前國家主要教育政策,也是世界大學排名的重要指標,強調「國際化」事實上是因應進入「世界百大」的虛榮要求,這應該是「頂尖大學」必要的發展策略,實在不必把全國公私立大學都納入必備條件,讓大大小小學校都為國家政策背書。

 在評鑑的要求下,很多學校必須降低入學條件、提高就學優惠,勉為其難招收外籍生,或有名無實的開設「全英文課程」,無論在教育或經濟考量,都不符成本效益原則,只贏得「國際化」的虛名;況且,「高等教育輸出」的重點在學習的品質與內容,而非只是語言的友善與親近性。如果,在台灣學不到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只靠一口「洋經幫」的語言授課,傳授一些「次級品」的知識,實在無法吸引國外優秀學生來台就讀。除非把我們的教育當做「二手商品」,只想做生意賺些錢,那又另當別論。

 評鑑中列有巨細靡遺的參考效標,這種綁架式的效標評鑑,讓評鑑委員和受評學校動彈不得。評鑑學校就像標準化的商品驗收,只能按照效標評審和勾選。評鑑委員只能充當教育部的「劊子手」,難有「伯樂之明」。有些想要提出不同發展特色的學校,必須冒相當大的評鑑風險。最後,造成全國公私立大學辦的都一樣,只是教育部的聯合大學,毫無特色可言。

 此外,評鑑往往過度迷信一些量化的評量工具,卻深層的傷害教學本質。例如過度強調學生對老師的「教學評量」,造成教學逐漸討好學生的傾向。教師不敢教應該教的,只能教學生喜歡學的。大學淪為知識的零售商,教師變成街頭的叫賣員。過度迷信工具的結果,往往可以發現一個教學評量得到高分的老師,教室裡竟是學生在睡成一片。

 這次評鑑最可議之處在於混淆一般大學與科技大學的教育理念,讓受評學校不但無所適從,更是叫苦連天。一般大學與科技大學本是不同教育體系,發揮不同教育功能。前者重視基礎涵養、理論思維,後者是技術導向、職業導向。此次評鑑卻要求各校必須條列可資檢測的「基本核心能力」,並依此製作「學習地圖」。這種技職取向、能力本位的評鑑方式與要求,嚴重忽視「社會關懷」、「藝術涵養」、「人文精神」與「品德態度」,許多學術主管只好費心編造文章,搪塞了事。

 近年來,教育主管機關總是毫無批判性的運用評鑑制度與工具,未能提升教育品質,卻實質的傷害教育的精神與發展,讓教育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工具,也讓教育成為全球資本主義商品的幫辦。「宅神」朱學恒日前去士林夜市後,痛心的指出「士林夜市已經崩壞」。他提到:夜市品項單調,大多是賣十全排骨、羊肉湯、牛肉麵、花枝羹、臭豆腐、蚵仔煎,而且每家賣的都一樣;他形容蚵仔煎乾癟、臭豆腐不入味,連泡菜都感覺像是昨天才從游泳池撈上來的一樣,更別提羊肉湯毫無中藥味,像是染成肉色的橡皮筋一樣,久嚼不爛。希望,這種描繪不會變成台灣高等教育的未來圖像。(作者為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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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是所有人的問題

週五, 六月 3. 2011

2011-06-03 中國時報 【夏曉鵑】
 近來關於高等教育的問題,已有不少學者在媒體發聲。相信有不少民眾很疑惑:「高等教育是你們大學教授的事,與我何干?」事實上,台灣目前面對的高教問題,絕非僅是大學教師勞動條件,或各大學生存困境的問題,而是涉及台灣日漸嚴重的貧富差距加大、階級化的問題。

 「教育」在現代社會不僅是為了技能與知識的學習,更與社會資源分配息息相關。在社會資源分配較平等或階級流動空間較大的社會,子女能透過較公平的教育資源而獲得進一步發展的機會。反之,一個強化階級分化的教育體制,便會使父母的社經地位高度決定子女的發展,這在過去的帝制和印度的種姓制度中格外明顯。

 台灣的主流意識形態要我們相信:受教育是窮人翻身的出路。過去,確實有不少貧困家庭的學子,透過苦讀考取大學,繼而找到穩定和高薪的工作,改變自己的階級身分。然而,數年「教育改革」的結果,我們看到的卻是教育已然成為階級再製的幫凶。

 以國民教育為例,現今教育政策過度強調的親子共學,早已成了雙親皆需工作的一般家庭的沉重負擔;較富裕的家庭紛紛將子女送往安親班和補習班,由付費的老師替代親職完成子女的作業。但對經濟弱勢的家長而言,他們無力支付安親班和補習費用的結果,便是子女成績的低落(更別提無法提供子女才藝學習、課外活動參與等有助申請學校的資源),更因而造成日後升學的劣勢。

 階級化的問題也早已在高等教育發生。一九八七年,教育部開始改變過往高等教育的限制政策,使得大學大量擴張。表面上,大學數量激增大幅增加就讀大學的機會,然而,階級流動性並未因此增加;相反地,高等教育政策造成了「反向的所得重分配」的荒謬結果。

 台大經濟系駱明慶教授的分析指出,家庭所得高、居住在城市的學生,在聯考(或其他入學方式)有最好的成績,因而考上公立大學的機會最高。以「最高學府」台灣大學而言,台北市(尤其是大安區)人口成為台大學生的比例,便遠高於全國的平均值。然而,教育部高教政策的資源分配,明顯地向公立大學傾斜,從一直以來的各項補助,再加上近年的「五年五百億」,使得公立大學學生能受到的補貼遠大於私立大學學生。其結果是:家庭所得高的學生,有更高的機會考上公立大學、負擔較低的學費、獲得較高的補貼及享有更好的教育品質;相反地,家庭所得低的學生,較可能考上私立學校、付更高的學費、卻享有較低的教育品質。

 現今高等教育的「反向的所得分配」結果,與一般受薪階級所熟知的稅賦不公同出一轍:有錢人處處可節稅(甚至得到政府的獎勵投資等補助),一般受薪階級卻被層層課稅,且無所遁逃。因此,高等教育的問題,就是貧富不均的公平正義問題,與稅制一樣,是所有人的問題!

 (作者為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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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 不等於台語文學

週五, 五月 27. 2011

2011-05-27 中國時報 【陳芳明】
 黃春明接受「百年小說研討會」的邀請,五月二十四日在台南的文學館演講,題目是「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在演講過程中,遭到一位據說是台語教授的鬧場,嗆聲黃春明不用台語創作是很可恥。當場還有人舉起布條抗議,顯然是有備而來。黃春明是宜蘭人,他的小說不僅在台灣受到歡迎;而且在亞洲、在國際文壇頗受尊重。他的文學風格非常接近土地,語言也極為活潑。故事中的人物具有鄉土意識,但他從不以鄉土作家自居,小說中的對白,也常常溶入台語句法,生動而親切,他也從不自封是台語作家。

 凡是閱讀黃春明的小說,都不能不受到他寬容的心懷所感動。他的台語傳播與感染,絕對毫不遜於以台語專家自命的運動者。在演講中,他特別強調,語言是在真實的生活中具體實踐,絕對不能藉由毫無統一的拼音語法訓練出來。他呼籲,如果是愛台灣就不要害台灣。

 在會議中鬧場的台語教授,有他一套苦心造詣的拼音系統,卻又與典雅的基督長老教會羅馬拼音出入頗大。長老教會的台語系統,已有長久的歷史淵源,他們在每天的禮拜過程中,在日常生活確切實踐。其影響力深入民間,傳播力量非常強大。絕對不是深鎖在學院裡的僵化教育,能夠相互比並。如果黃春明沒有使用台語創作是可恥,一位大學教授使用國語在會場抗議,才是真正可恥。

 台灣是一個多族群,多語言的社會。如果要定義台灣文學,就必須以台灣的歷史經驗與社會內容為依據。如果所謂台語是指福佬語,那麼如何定位客語、外省與原住民的作家?鍾理和是美濃客家人,他的文學作品從來就是以白話文創作。依照這位台語教授的指控,鍾理和不僅不能納入台灣文學,而且還有可恥之嫌。

 殖民地時期最成熟的台灣文學作品,幾乎都是以日文創作。那些令人難以忘懷的作家,楊逵、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吳濁流,沒有一位不是依賴日文從事創作。他們在小說中,除了少數台語對白之外,都寫出一手漂亮、流利的日文。他們藝術價值,到今天仍然呈現無可輕侮的尊嚴。他們使用殖民者的語言,卻完全無損文學中的批判精神。

 黃春明的小說<沙喲娜拉,再見>、<蘋果的滋味>,道出七○年代台灣社會最深層的抗議,對於美日帝國主義的批判,到今天仍然散發令人動容的精神。語言是負載思想的最好容器,只要能夠使藝術價值與抵抗精神真實傳遞出來,便無分台語與國語。何況,國語在現階段是各族群相互溝通的最佳平台。刻意彰顯特定族群語言的重要,無異是在傷害其他族群的情感。

 所謂台灣文學,並不等於狹義的台語文學。在本島與離島的任何族群寫出的所有作品,都是屬於台灣文學。語言傳播與訓練,不能永遠抱持受難心態,不能只是以脆弱的心情抗議,而是走進生活,介入社會,寫出具有高度藝術的文學,才能使語言健康起來。

 (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本文轉載自最新出刊的1736期《時報周刊》子午對流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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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罰則 黑心食品業者當然不怕

週五, 五月 27. 2011

2011-05-27 中國時報 【社論】
 最近,台灣民眾的腸胃很可憐,神經很緊繃,不是學校裡的營養午餐肉品含瘦肉精、禁藥抗生素、營養午餐容器有蛆,就是大街小巷賣的飲料含毒,搞得人心惶惶,頻問還能吃什麼、喝什麼。這種現象,只是指出一個事實,長久以來的食品安全把關問題不但沒有解決改善,甚至更嚴重!

 衛生署和檢方查出運動飲料竟然含有食品不准添加的塑化劑DEHP,震驚全國。幾天發展下來,幾乎難以收拾,中鏢、淪陷的業者與產品,從一開始的運動飲料、果汁與果醬,泛濫到刨冰、沖泡果粉、酵素飲品等;產品通路也從大賣場、超商,擴大到網路、夜市、傳統市場等。而且,不只不知名的小型或地方品牌出包,連台糖、台鹽、長庚生技、味全、黑松、順天堂等國營或民營大廠都中箭;加上業者坦承,含塑化劑的食品添加物起雲劑也銷往國外,風暴之大,已經與三年前的「三聚氰胺毒奶事件」不相上下。

 毒物學者說,DEHP影響生殖和神經系統,但可以靠停喝而代謝掉。但台灣不管老少,很多人幾乎天天要喝飲料,不管是珍珠奶茶、運動飲料或各式瓶裝果汁,幾乎日飲一杯,給孩子吃了「轉大人」的健康食品更是天天吃,在這樣的飲食習慣下,DEHP能否代謝完全,是要打問號的,國人的健康更令人憂心。

 出事後,行政院長吳敦義說重話,並迅速成立跨部會小組處理,嚴格要求四大超商與六大賣場體系,廿四小時內下架回收。業者鞠躬道歉、有發票沒發票,都可以退貨;還有業者主動送驗,就怕壞了即將來到的夏季飲料市場。看起來,政府和業者面對食品安全問題的態度和做法都有改進,和過去確實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民眾能安心嗎?這一波塑化劑之毒,範圍之大,至今難以想像停損點何在。照已被收押的主謀昱伸香料公司賴姓負責人的說法,他從十七歲當學徒時,就是這麼配方生產了,而該公司是台灣最大的問題起雲劑供應商。也就是說,千千萬萬、好幾代的台灣人可能已經喝了幾十年的「塑膠原料」而不自知!

 塑化劑毒飲對內危害民眾健康,對外重創台灣國際形象,堪稱「禍國殃民」。但照目前的《食品衛生管理法》,最重只罰新台幣卅萬元!不只違法添加塑化劑的業者擺明了不怕,一次次營養午餐出包的業者也罰不怕。黑心食品一賣幾十年,利潤早就超過罰則不知幾百上千倍;得標的營養午餐業者濫用不合格的肉品,獲利也絕不只卅萬,查到罰錢了事,學校還不能解約。

 這樣的規定與罰則,白紙黑字放在那裡,從來也沒人檢討,以致黑心業者放心大膽的違規違法,食品安全問題也一個接一個的爆不完。政府相關單位捫心自問:怎麼對得起全體國民與學童,怎麼有臉讓公權力淪為業者訕笑的對象!相對於大陸對三聚氰胺的處理,最後黑心業者是被槍斃,我們卻是直到媒體批露罰則太輕後,政府才想到可以採一案一罰方式,加重業者責任。但如此也只是罰錢而已,相對於不肖業者長期視毒害人體於無物的喪盡天良,有關單位更應該設法課以刑責!

 另一個要檢討的問題是,這次之所以發現存在幾十年的塑化劑問題,竟然是出於食品藥物管理局一位媽媽檢驗員的「雞婆」,儘管塑化劑不是查驗對象,但她不放棄檢驗數據出現的異狀,鍥而不捨才追出全球首例「塑膠飲品」的大問題。

 那麼,民眾要問,目前的食品藥物管理還有多少漏洞?中央單位尚且如此,何況地方政府?化工產品日新月異,不肖廠商想方設法牟取暴利,調製「新配方」的功力永遠高政府一招;農委會日前就查到新式的瘦肉精,花了半年才破解。這些例子都說明,相關單位保護民眾食品安全的挑戰艱鉅,永遠不能鬆懈。

 衛生署即將升格為衛生福利部,一堆官員馬上就可以升官、加薪。但面對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問題,政府的檢驗把關能力也能相對升格嗎?納稅人都等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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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長壽:面對不了市場考驗技職教師應下架

週二, 五月 24. 2011

2011-05-24 中國時報 【何榮幸、高有智/專訪】
前言:技職教育是台灣競爭力重要環節,近年卻在升學主義下逐漸變調。許多技職學校迷失在升格風潮中,失去自己特色;許多技職學生則加入拚升學行列,未來前途茫然迷惘。本報特別製作「讓孩子走自己的路」專題,呼籲官方正視技職教育的重要性並加速改革,鼓勵家長、老師、學生打破升學主義迷思,讓「行行出狀元」的多元價值能夠真正落實。

 長期關心技職教育的公益平台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透露,為了改變「無實務經驗的博士攻占技職體系」現象,他曾自掏腰包聘請國際名廚,希望協助東部一所技職學校轉型,校方卻表示「部定課程無法接受」而作罷。他感概強調,技職教育應該堅持核心優勢,無法面對市場嚴苛考驗的技職教師應該「下架」,不分藍綠領導人更應檢視技職教育沉疴,著手提出解決方案。

 日前出版《教育應該不一樣》一書抨擊技職教育亂象的嚴長壽指出,此書不但獲得熱烈迴響,更有科技大學教授拜會他表示認同,「從范巽綠當教育部次長時,我就已提供技職教育建言,過去十年我不斷提出警訊,卻絲毫影響不了教育政策,因此希望家長、學生覺醒,形成選票壓力,改變技職教育現狀。」

 嚴長壽強調,他當初拜會教育部長吳清基發現「自己又做了一次豬頭」,沒想到出書後教育部只是解釋雙方秘書沒有敲定時間,「那根本就不是重點!」也許他要感謝教育部長在會面時的心神不寧,這樣他才會放手一搏,決定跳到第一線為學生請命。

 針對技職教育拚升格亂象,嚴長壽說,技職教育偏差已造成基層技術勞力短缺,無實務經驗的博士攻占技職體系、業師努力拚博士、技職教育以招生而非就業需求為導向,「如今要改回頭很難」,建立退場機制則是最後的選擇;眼前最重要的,還是讓技職體系找到自己的核心價值,從「學」走到「術」,再走到「藝」,這個「術」不只有「技術」,甚至包括從技術往上提升到精深的「美學與藝術」。

 嚴長壽並透露,他曾經想要協助東部一所技職學校轉型,願意出錢幫該校聘請國際級名師,包括法國和日本的廚師,校方卻表示無法接受,原因是教育部制式化課程中,根本沒有空間接受這樣的資源協助。

 在百般無奈下,他只好透過公益平台基金會設立「駐會廚師」,專門教學生做出一流壽司,並接受中輟生等特殊學生學習,並接洽餐廳提供學生實習機會,以強化當地的技職教育。

 嚴長壽強調,當前技職體系盲目崇拜學歷的虛榮感,一昧競逐「拚升格」的競賽,助長了「高學歷通膨」。他甚至說重話抨擊,缺乏實務經驗,無法面對市場嚴苛考驗的技職教師應該「下架」。

 他主張,技職體系的業師必須要經歷輪調與磨練,好比在學校教餐飲的業師,必須能夠跟高水準的餐廳或飯店合作,教職兩年就回到飯店擔任副主廚,而五星級飯店的副主廚也有機會到技職學校當老師,「如果學校的業師離開學校都找不到工作,沒辦法證明自己可以在業界生存,那他的學生有怎麼會有前途?」

 嚴長壽也憂心弱勢地區的教育資源問題,花東地區的部分學校,缺乏頂尖實務經歷的專業教師,有些考上證照就開始教書,沒有真正的實戰經驗,根本聘不到名師,造成「弱者愈弱,強者愈強」,「偏鄉原住民如果得不到一流的技職訓練,怎可能脫困?到台北也找不到工作。」

 總統大選即將到來,原本對官方已不抱期待的嚴長壽,仍呼籲藍綠領導人正視問題的嚴重性,提出對策讓技職教育重回正軌,藉此重建台灣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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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資優班,不能搞階級學校

週二, 五月 24. 2011

2011-05-24 中國時報 【朱敬一】
 政府官員既是公僕也是公民,做為公僕,我不便對外就已然定案的政策擅為批評;但做為公民,我當然該有理性分析與期待。到今天為止,十二年國教的案子迄未拍板,因此我必須站出來,以公民的身分,為台灣未來子孫的福祉講幾句話。如果此案送到行政院會,我也會以閣員身分表示意見。

 依據教育部的規畫,自一○三學年度起,免試入學的學生比例約有七成,但仍有三成學生要以某種轉型的基測競爭方式篩選入學。這些競爭入學的目標除了少數藝能班之外,就是所謂的「明星高中」。如果這三/七二分的兩軌升高中架構就能夠稱之為十二年國教,那麼我必須明明白白地說,做這樣規畫的人根本不瞭解何謂國民教育。

 依目前的升學制度,約有四成的學生是所謂「免試」入學。但是這免試者之中又包含了採計在校成績等申請模式,而在校成績其實也是一整掛小型考試的彙整,故免試也者並不是真的免試,只是考試方式不同而已,是「假性免試」。如今,規畫者要將這假性免試的比例擴充,由四成增加為七成,這能叫做十二年國教嗎?

 國民教育的內涵,其實是公民教育與通識教育,是要孕育孩子們的「基本溝通技巧與共同文化價值」,使他們將來成為國家社會的好公民。之所以國民教育要考慮延長,一則是因為外在社會變得日漸複雜,故共通的公民教育時程必須拉長,二則是因為社會漸趨富裕,國家也有能力支援較長的人才養成。

 既然國民教育的本質是公民與通識教育,那麼請問什麼叫做「明星高中」?「公民」有大小優劣、凡俗高雅之別嗎?在本應和光同塵的公民環境中,怎麼會有國家出錢支持的階級分殊呢?

 在正常的公民教育環境裡,學生當然會在不同領域有特殊的才能,但是這種特殊性一定是在公民教育的後段發生,而不會「在托兒所階段就開始吸明星奶嘴」。此外,這特性一定是在某個特定領域的,而不是「萬事皆明星」式的階級化、標籤化取向的。總之,在十二年國教的後段,我們可以想像在若干高中的少數班級,有所謂數學資優班或音樂資優班,為性向早現的孩子們早做專業預備。

 換言之,在正港國民教育的觀念裡,各學校各年級可以有若干「資優班」,但不該有莫名其妙的「資優學校」;其學生可以在若干課程(如數學、美術)內容上與其他人不同,但平時的公民教育還是要在和光同塵的環境中,與所有學生一起成長。唯其如此,孩子們的公民教育才是正常的、健康的。

 台灣若干高中有其歷史特殊性、優越性;我自己也是「明星高中」的畢業生。面對這些歷史特殊性,我們可以容許一些例外,但不能顛覆整個國民教育的理念。例如,假若一般高中每個年級可以設三個特殊領域資優班,而自認為傳統優異的高中則可設五個或六個資優班,但該校其他絕大多數班級還是要以正常的社區或抽籤方式入學。如果有若干公立高中竟然大多數學生是以競逐方式入學,那麼我拒絕承認這是十二年國教。

 十二年國教是所有進步國家必走的歷程,它不是為了延長年限而推動,不是為了擴大假免試而推動,更不是為了實現誰的政見而推動。十二年國教設計得好,那是百年樹人的不朽功勛;但若設計不好,則是禍害子孫的百年罪孽。這件事,能不慎乎?

 (作者為中華民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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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應放手讓孩子為自己負責

週二, 五月 24. 2011

2011-05-24 中國時報 【社論】
 國中基測結束,一些考生和家長暫時鬆了一口氣,但也有的人還不敢卸下心頭的壓力,因為要等待放榜。今年比較有趣的是基測作文題目〈我在成長中逐漸明白的一件事〉,許多考生的反應認為書寫自己的經驗不算困難,不過,國文老師和專家提醒,要寫出「明白某件事」可能並不困難,但如果想要拿高分,就要寫出那個「逐漸」的感覺。

 國中是一個人由兒童時期進入青年時期的轉換,也往往是許多家長頭痛的「叛逆期」,親子之間有很多有待學習和溝通的事情,看到今年基測的國文作文題目,可能很多家長心中也隱隱然有感觸,一方面看到了孩子的成長,另一方面想起自己的親子之路,同樣也需要成長與改變。

 最近有部印度片《三個傻瓜》在台灣廣受歡迎,引起很多討論,劇情與歌曲也成為畢業季各校的熱門模仿橋段。《三》一片已在台灣上映半年,目前還在院線上映中,打破《阿凡達》成為近十年來台灣映期最長的外國電影。一部長達近三個小時、談論印度教育的電影為什麼會在台灣造成如此口碑?因為這部電影談到了許多人共同的問題:教育是什麼?以及,許多人心中共同的理想答案:教育應該是認識到每個人不同的天賦,找到每個學習者真正的熱情。

 孔子在兩千年前就有過「因材施教」的體會與演練,認為每個人本質、特長不同,教育應該因人而異。不過,在成功定義狹窄以及隨之而來的高度競爭之下,教育變成了大量製造的生產線,經過「教育」這個流程後,孩子被打造成一模一樣的產品。《三個傻瓜》裡,被父親期望做工程師的男孩,內心其實真正想做的是攝影師,但父親斷然拒絕;他的同學、一個出身貧困的男孩,帶著全家人的託付也進入了這個全印度一流的理工學院(每年四十萬人報考,僅錄取兩百人),卻因為壓力過大,成績並不理想,一再遭到教授為難後竟萌生放棄一切的念頭。

 這些飽受折磨的孩子、他們固執的父母,甚至是傲慢的教育者,都因理工學院另一名忠於自我、追求人生夢想的「異類」學生而改變了。電影的起承轉合毫無冷場,帶著歡笑與眼淚走出電影院的觀眾卻可能發現,現實處境不一定能夠如這部電影一樣,有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台灣或者不像印度那樣,人口爆炸,階級森嚴、競爭猛烈,教育的彈性也或許比電影中的印度來的大,然而,《三個傻瓜》能夠引起如此強烈的共鳴,說明教育,或者說,合適合宜的教育,依然是許多台灣人心中的渴望,而現行的教育體制與社會價值觀,是否能夠體現教育的本質與理念,也存在著值得討論的空間。

 最近,著名的社會觀察家嚴長壽出版了一本探討台灣教育制度與現象的書:《教育應該不一樣》,直言抱持過時觀念的家長,綁住了孩子;沒有方向的學生一味追求沒有實力與實際用處的文憑;此外,在選票壓力下,台灣的教育政策缺乏遠見,因而造成人力資源結構失衡的問題,其結果,不只是一整個世代的青春被浪費,也是國家社會長遠發展的危機。

 書中以實際的數據說明台灣的教育已面臨必須重新規畫的時刻,例如:目前大學院校每年可以收進的新生總數是三十萬人,但二○一○年大學畢業生是二十二萬七千人;二○○九年的出生人口為十九萬人,去年是十六萬六千人。按照這個趨勢,未來必然會有很多大學院校招不到學生,面臨倒閉。這是個迫切的問題。

 《三個傻瓜》以喜劇的方式,從微觀的角度提醒家長、教育主管者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質,幫助孩子找到學習的動力、實現人生的夢想;《教育應該不一樣》以嚴肅的口吻,進一步從宏觀的角度對台灣的教育政策提出建言,做正確的事,造就人才。

 雖然政府的教育政策會影響社會的資源分配,但無可諱言的是,父母的價值觀與態度,是最直接影響孩子教育的第一線力量,孩子最多的鼓勵與最大的壓力,往往就來自父母。因此,在親子關係與教育上,父母也有「要逐漸明白」的一些事,包括:認識自己的孩子,尊重孩子的熱情與專長所在,願意放手讓孩子學習為自己負責。許多孩子生命中的第一次重大考驗:國中基測,也許會是個好的起點。「十二年國教」這個議題,不妨從這個思考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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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貿易、無感復甦與所得分配惡化

週日, 五月 22. 2011

2011-05-22 工商時報 【社論】
國家統治疆域跟經濟活動馳騁範圍未能完全重疊,在有些地區甚至出現嚴重乖離,已被公認是全球化的最大特色之一,其實也是企業因應國際競爭與區域佈局的必然結果。惟近年來尤其盛行於兩岸之間的「台灣接單、海外生產」規模日益擴大,這種「三角貿易」現象是否會讓GDP(國內生產毛額)作為「景氣晴雨計」的功能失去準頭,甚至惡化台灣所得分配,確實不無隱憂。

 事實上,「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比例,在2010年時已超過半數(50.69%)。根據統計,海外生產9成以上指的是中國,其中資訊通訊產品更高達87%,其他依序則為精密儀器、電機與電子產品等高科技產業;至於傳統產業則相對較低,也跟近年來台商大量投資中國的產業分佈與比重大致吻合。

 以總體經濟角度觀之,台灣三角貿易的淨收入已從2002年不到78億美元,佔該年GDP只約2.6%,大幅成長到去年的174億美元,並已達GDP的4%。此一數據乍看之下並不特別驚人,但如對照陸客全年絡繹不絕來台,去年消費總額也不過只佔台灣GDP的0.28%,且以GDP附加價值的計算概念來看則當更低,即可知道三角貿易淨收入(皆是附加價值),確實已是台灣GDP的重要成分。

 如從外貿數據來看,更可凸顯三角貿易的重要地位。以去年為例,被計入國際收支帳「服務貿易」項下的三角貿易淨收入,已佔台灣全年「商品與服務順差」(約298億美元)將近6成。如果依照主計處最新公布的預測數值,台灣今年5.04%的經濟成長率當中,源自國外淨需求的貢獻即佔4.01%,其餘部分主要為國內消費成長(2.13%),至於國內資本形成(投資)則反將萎縮1.05%。

 換言之,在台灣近年來民間消費與投資等內需不振,經濟成長動能主要來自國外淨需求(出口)情況下,更顯示持續增加中的三角貿易淨收入,已足以左右經濟成長的高低與組成內容。

 但問題不在GDP數據是否因此被高估,而在GDP數據跟國內實際經濟活動逐漸偏離,近來常聽到的「無感復甦」,或許就是三角貿易型態太過突出的後遺症之一。

 就定義而言,三角貿易的淨收入(商品賣出價/訂單收入減去買入價/支付海外生產之差額),而非總營收,依IMF權責制下(2005年起採用)納入GDP則毫無疑義,所以不算高估。理由在於台灣廠商看似只有接下外銷訂單,但也從旁提供了「規劃、調度、財務、管理、行銷、專利及其他技術等」支援服務,否則此類交易不會如此順遂,甚至無從產生。

 除了上述這種類似佣金的收入型態之外,也大概有4成左右的台商在兩岸或其他地區都有實際投資與生產線,透過此地運籌中心合理分配訂單,自然也構成了三角貿易。然而,三角貿易在其他國家的角色不致太過突出,因此所引發的外銷訂單與實際海關出口差距或背離,以及其他經濟指標彼此不再同步的現象,自然也未若台灣這般顯著。

 此外,由於三角貿易淨收入主要成為企業利潤,且在本地只雇用極少數員工,也必然會讓台灣所得分配不均的狀況雪上加霜。至於去年約有140億美元的「海外投資所得」淨額回流,在國際收支帳上則記入「經常帳」,此一金額如加入GDP則構成GNP(國民生產毛額),也都跟台商大舉對外投資密切相關,對所得分配的影響則近似於三角貿易。

 總的來說,三角貿易的確顯現出台灣現階段的比較優勢所在,然而由於「國內生產」的成分流失,所以儘管總體經濟成長表現不惡,但其數值顯然已跟國內的產業關聯、投資消費、勞工就業、薪資成長等經濟指標失去準確對應,相關併發症確實不可小覷。

 根本解決之道則在於讓大量外移的生產事業獲得適當填補,例如扶持中小企業的重新崛起、服務貿易的多元發展(而不只是三角貿易服務一枝獨秀),以及強調長期關係的整合生產而非量產等產業政策新思維,都值得政府與民間一同攜手投注更多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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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要有新農業政策

週三, 五月 18. 2011

2011-05-18 中國時報 【彭作奎】
 為確保國內糧食穩定供應,馬英九總統最近呼籲國人大口吃米穀粉麵包,積極推廣米食,活化國內休耕農地,並研議在海外開闢糧倉,種植六大進口糧食作物。希望在二○二○年把我國糧食自給率從目前的三二%提高到四○%。事實上,台灣農業部門出現糧食結構性「過剩與不足」並存的現象是台灣的宿命。因為以台灣自然賦予的資源,並不具備生產已開發國家高品質糧食消費的條件,必須仰賴進口。

 隨著國民所得提高,消費者的糧食消費結構與習慣都在改變。據統計,台灣每人每年米麵消費總量,由民國六十年的一六五公斤下降至目前的八十九公斤;換言之,穀類「直接消費量」減幅達百分之四十六,在WTO規範下,原有的稻田須以休耕方式因應,因台灣地處亞熱帶季節風地區,不適合種植玉米、大豆、高粱等穀物,須進口用來製造漁牧食品所需的飼料,穀物「間接消費量」的增加是糧食自給率下降的原因。

 近年來因職業婦女增加,家庭人口數減少,家庭外食比例增加,速食店林立,且麵食準備較方便下,更是造成米食大幅減少的原因。近年來在農政與相關食品研發單位及業者的努力下,除了加強米食消費的促銷活動外,也已開發出許多以白米為原料的速食及加工品,如御飯糰、米漢堡及微波速食產品等,使台灣白米消費量已穩定在四十八公斤,麵粉則維持在三十七公斤。要提高澱粉類食品的消費量並不容易,稻米增產是必造成政府收購及倉儲的壓力。

 綜上所述,政府必須在供給面及需求面創造提高糧食自給率的條件。就供給面言,台灣需要強而有效維持優良農地面積的政策與決心。因為台灣十年來,在帳面上已有相當於約一千七百七十座大安森林公園的耕地消失。其中有相當於十五個台北市信義區的面積,拿去蓋住宅與農舍,多為都市人買地蓋別墅,造成農田減少,農業生產力下降。而依據現行辦法用來蓋豪華別墅與狗籠住宅的農地,還算是農地,致登記為農民的人數持續增加的怪現象。

 換言之,台灣的農地一直被蠶食減少而不自覺,嚴重影響農作生產數量與質量。因此,為維護優良農田,政府應立即停止或廢止現行農宅興建辦法的實施,對購買農地未依規定使用者抽取農地占用稅,並凍結新購農地興建農宅三至五年,讓政府妥切研修農業發展條例,以維護農業生產環境。就需求面言,台灣需要更積極的兩岸農業政策,開拓台灣農產品的國外需求,促使休耕土地活化,改善台灣農產品生產結構。未來台灣的兩岸農業合作策略應有產業觀,全面性戰略,使台灣農業優勢最大化。

 因為台灣農產品在大陸銷售尚處於培育和發展階段,要形成穩定行銷管道和消費群體,還需相當長時間。因此,如何加速克服台灣農產品銷售至大陸的瓶頸,逐步探索建立更加符合兩岸特點、符合兩岸利益的合作機制與模式,從現在滯銷採購轉變為常態性的直接採購,讓與大陸的貿易合作產生提升台灣產業升級與生產結構的改善至為重要。因此,農業部門也應建立常態化互助和協商機制,促進兩岸農產品貿易機制化。

 至於開闢海外糧倉方面,依日本的經驗,不宜由政府主導。政府應以全球布局及開闢海外糧倉的觀點,輔導獎勵籌設民間成立具國際市場影響力的農產公司,運用台灣的技術、資金與品種,建立台灣品牌,利用大陸及全球適當緯度開發中國家為生產基地,種植糧食及優勢農產品,把台灣農業成為全球性的企業,擴大台灣農產品的需求,更能如國際知名的四大穀物公司,掌握世界糧源。

 (作者為亞洲大學講座教授,台灣農村發展規劃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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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政策漠視女性需求

週二, 五月 17. 2011

2011-05-17 中國時報 【曾昭媛】
台灣自一九九三年就已邁入國際定義的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占七%以上),依據經建會推估,未來台灣失能人口將以每五年成長約二○%的速度急遽增加。長照制度攸關民眾權益,政府若能提供更充足與多元的服務,越能減輕人民的照顧重擔。尤其照顧牽涉到不同地區、性別、族群的多元需求,因此政府更應廣納各界民意參與討論。

 但制訂長照政策的相關委員會,長期以來黑箱作業,把民意當花瓶。這些長照會議資訊不透明,包括委員名單、設置要點、會議記錄,都未遵循《政府資訊公開法》上網公告。行政院「長期照護保險推動小組」,從○九年成立至今,即將屆滿三年,但總共才開過六次會議(上周五剛開過第六次會議),不定期召開,會議時間、議案內容,都由行政院政務委員掌控,受邀的社福團體代表和學者委員,被定位為諮詢性質而已,他們不知道決議會被行政部門推翻,還一直誤認為民間訴求已納入決策。

 例如過去曾決議政府應增加「家庭照顧者」的各項支持服務,包括諮詢、教育訓練、喘息服務等,是目前最缺乏的服務類型。但直到四月行政院院會定案,送至立法院的《長照服務法》草案,民間委員及團體才看到行政院竟然將「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從主條文中刪除,只在「附則」稍微提及。行政院的意涵很清楚:不希望民間太多辯論阻擋了決策速度,也不希望花太多預算在「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但對民眾而言,比立法速度更重要的是,政策內涵能否滿足各方人民的需求,而不是少數精英閉門造車的結果。

 這十多年來政府宣稱要建立長照服務體系,卻僅能提供少量的殘補式服務,至今全國只有約八萬多人使用政府服務。但根據衛生署二○一○年統計,全國高達約七十二萬人有長照需求,扣掉十八萬人選擇自行聘僱外籍看護來解決需求,剩下約四十六萬的失能者,純粹只依賴家屬或親友的照顧。而眾多孤立無援的家庭照顧者中,高達八成為女性,再加上外籍看護幾乎都是女性,政府如此忽視「家庭照顧者」的需求,等於是把照顧重擔繼續丟給本國和外國的女人,然後長照的相關委員會,仍然沒有邀請任何婦女團體的代表,可見長照政策並不重視性別正義和基層民意。

 檢視行政院版的《長照服務法》草案,在企圖統一現行各長照機構的管理辦法之外,主要增加的條文其實就是馬英九政府欲推動的「長照服務網計畫」及「長照基金」,但草案卻沒有說明計畫內容及基金運用原則,等於是空白授權,行政部門企望繼續用黑箱作業來決定計畫重點及經費配置,逃避國會和公民監督。

 行政院版草案第六條打算成立「長照諮詢小組」,以目前行政院「長期照護保險推動小組」的功能不彰看來,未來「長照諮詢小組」恐怕也僅聊備一格。因此民間廿七個團體所組成的「長期照顧監督聯盟」強烈要求,政府應成立由各界民意所組成之「長照審議委員會」,讓各項長照計畫措施必須通過委員會的討論及確認。

 以民間婦女團體參與已久的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為例,該委員會有專屬網站,公佈歷屆委員名單、歷次會議資訊,以及歷年的決議成果。懇切呼籲,政府在長照等重大民生政策,更應注意遵循「政府資訊公開法」,並重視委員會的治理功能及公民參與,落實這些民主社會公民監督的基本要件,尤其在各國已體認政府無法作到萬能的時代,擴大公民社會參與決策的廣度和深度,讓各項政策符合各界民眾需求,更為重要。

 (作者為婦女新知基金會資深研究員、長期照顧監督聯盟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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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應公開討論璞玉計畫

週一, 五月 16. 2011

2011-05-16 中國時報 【莊雅仲】
 日前新竹縣政府提出且由交通大學規畫的「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計畫,因為要徵收四百多公頃的優良農地,因此在園區預定所在的竹北社區引起激烈爭辯。建議這個由名校和地方政府聯合主導的開發計畫,應該在審議階段,以公共論壇的方式整合各方意見與聲音,建立一個公民社會模式。

 二千年時,當時稱為「璞玉計畫」的地區開發計畫,由新竹縣府和交大主導。當時由交大負責高鐵新竹站周邊非都市土地的開發規畫,計畫成立產業特定區,同時交大也可無償取得專區內的土地做為新校區。經過八年的規畫,這個計畫終於以「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為名,取得內政部初步同意函。目前可透過公共討論釐清爭議點有三項:

 第一,園區計畫所在的竹北東海里和芎林下山村,是在地公認的優良農地與溫馨客庄,值此糧食危機關鍵時刻,是否有絕對性的必要改開發成產業專區,這個問題需要從全國性甚至全球性的農業狀況來考量。如果總統所說糧食與農業是目前當務之急,甚至已經是國安層次問題,璞玉計畫實應改弦易轍,轉換成留農護農的農業園區獎勵計畫。

 第二,「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計畫所提出的SOC/IC設計產業發展計畫,是否真有必要性與前瞻性,應該重新考量。根據我詢問交大校內的電機人才,大家都認為該項產業在台灣的發展已大致就緒,過去十年來,國科會和經濟部也已分別輔導在現有竹科和其他園區基地內建立了足夠的研發和生產規模,似乎不須大張旗鼓另闢基地。竹北市已經承受了台大校區和生醫園區開發不成產生的不利影響,類似大範圍特定區的開發應該更加慎重考慮其必要性。

 第三,支持「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計畫一方提出竹北市都市發展的壓力,急需實施新的都市計畫範圍。但是檢視竹北自一九八五至二○○五年共提出的三次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加上後來增加實施的高鐵特區和台科大特區兩個都市計畫,竹北都市計畫區總共可容納約廿萬人口(不包括「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範圍)。竹北的確因鄰近竹科,過去十年約增加五萬人口。但以新竹縣政府相當自傲在過去廿五年陸續完成的新都市計畫來看,是否已有相當彈性與完善的公共設施可以容納未來廿年的人口成長,這需要統計數字的計算與人口學和社區發展的討論。

 作為交大一份子,過去半年來一直在思考有關「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與交大璞玉新校區設立的正反意見,深感需要集思廣益以釐清很多人和我的思考疑點。近日來有關台灣高等教育的目標因五年五百億問題吵得沸沸揚揚,大學實有責任證明自己在使用了如此龐大資源後,有能力也有責任就社會關心議題加以討論與思辨,遑論「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計畫還是由交大一手規畫完成的。吳妍華校長,請從校園開始推動對璞玉計畫的公開討論。(作者為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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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代工 何來原創

週一, 五月 16. 2011

2011-05-16 中國時報 【施正鋒、吳珮瑛】
 日前貴報報導了教育部第一期五年五百億只多了兩篇「自然」與「科學」的文章,而其他整體文章發表的數量雖有增加,但文章的原創性大減,此一話題至今未歇。諸多評論集中於獨尊SCI及SSCI指標的不恰當,我們則想探索缺乏原創性之根源?

 戰後,台灣在全球性的製造業扮演代工角色,學術界也不免充當知識生產過程的買辦,毫不靦腆地進行移植。既然知識是昂貴的舶來品,為了獲得國際級大師的核可、背書或是加持,台灣學者必須百般討好、極力巴結,甚至不惜委身擔任助理,終究目標是搭上國際學術網絡的線、或是取得理論模型的獨家代理人。學術殖民於焉產生。

 所謂的學術殖民主義,是指在全球的學術分工下,由於知識生產、傳遞以及排序的不平等地位,處於中心的國家,如何透過學科的標準化、制度化以及社會化,強制邊陲國家的學者,集體接受在思想上的支配關係。過去,帝國是靠殖民的力量來進行直接控制;現在,即使殖民地紛紛獨立,前者依然可以藉著後者知識分子的學術倚賴,來遂行間接控制。此時,殖民者/前殖民者不必再仰賴鞭子或是繩子來操控,因為,這些學者已經習於彼此的羈糜關係、甚至於樂此不疲。

 在學術殖民主義的關係下,位於知識中心國家的學者,譬如美、英、法等,往往生產大量的研究成果;進而透過這些媒介,將想法以及資訊傳遞全球。相對之下,在知識上倚賴他人的國家,不論是在研究議程的設定、問題的界定、方法的援引、還是科學指標的訂定,本土學者都必須祈求外來和尚的背書。在心理層面上,這些學者除了被動、消極以外,更深層的因素是在學術上的自卑感,讓他們不敢有自主的想法。對於比較積極的人來說,最佳的策略,就是如何在這知識的軸幅當中挪身,盡量往同心圓般的網路貼近。

 因而,我們投在國內研究期刊上的成果,如果方法未曾見於文獻上,最常被問的審查意見就是「國外有人這樣做嗎?」彷彿只要引國外的阿貓阿狗文章就沒事,意思是我們不能有創見,且還投在國內期刊上,此也隱含,如果這是原創,怎不投到國外期刊?因此,最近大家討論熱烈的SCI與SSCI,量多質不精此為其問題之一。因大家只是不斷以不同的資料複製殖民者所研發出來的模型、方法,因此每篇看起來都千遍一律,差別只在於你做台灣、他做美國,而英、美是這些方法、模型的宗祖國,所以沒有人會(敢)去懷疑。

 此種現象就是一種垂直分工的學術倚賴,也就是中心國家透過想法的框架、出版的掌控、學位的授與、研究的挹注、教育的投資以及技術的轉移,進行研究地盤的圈地式行為,以確立「理論VS.實證」、「他國VS.本國」、以及「跨國比較VS.個案研究」的知識生產模式,來達到知識壟斷、以及邊陲國家倚賴的目標。

 所謂想法的控制是不可少的馴化機制,也就是說,必須確保原始的想法來自中心國家。首先,在思想上畫了一個實質的大圈圈之後,為了要使鴃舌南蠻之地的學者只會東施效顰,接下來,還要透過制度的建構,以滴水不漏的方式來從事結構性的節制,也就是挖了一圈又一圈的壕溝,恩威並重、習慣成自然,只要有學術上的酒池肉林,就能讓這些身陷知識銅牆鐵壁學者不加思索、照單全收,註定一輩子唯唯諾諾、癱瘓而不自知。

 我們真的毫無自信到國外什麼都是好的嗎?社會科學者的一些努力不過純然只是想造福國內的學子與解決國內的政經問題,卻經常被視如敝屣。國內學界的迷思是:大家永遠都認為,你如果這麼行,讓國外的人先認識你,沒有國際觀的人才會美其名說是在做本土的紮根工作。

 (施正鋒為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吳珮瑛為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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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政策 該換腦袋

週一, 五月 16. 2011

2011-05-16 中國時報 【呂紹煒】
 政府為無殼族覓殼的住宅政策,至今仍以政府興建、出售為主軸;其實,包括政府與社會,都該換個腦袋,多想想出租公屋的好處。其實,只要政府帶頭做好公屋出租,社會觀念是有可能跟著改變。

 民眾都有擁有自己殼的心態,除了源遠流長的有土斯有財觀念外,現實上是租屋可能面對幾年就要搬遷的困擾;此外,長期房價看漲的預期心理,也讓民眾期望享受資產增值的利益;未來,還可財留子孫。

 對所得較高、本來就有能力負擔者,當然甭討論,隨他去吧。但如所得較低,卻仍非攢下一間房子者而言,買了房子卻可能是一輩子要當屋奴,如此就未必上算了。

 拿現在台北都會區的各區域行情看,在台北文山區租一戶三十坪上下的三房之屋,租金大概一萬五左右;但如要購買同樣的房子,中古公寓大概要近千萬,新成屋則要一千五百萬元上下。

 再換算每個月要支付的房價,以貸款七成、利率二%,還款時間廿年算,買千萬公寓,每個月要支付三萬五千元,廿年下來,單是利息就要付出一五○萬元;如果是一千五百萬元的房子,每個月支付五萬三千元,廿年支付的利息是二二五萬元。現在是利率低點,未來利率必然逐步調升,購屋貸款者的負擔必然增多。坦白說,這個負擔是夠重的。

 但如果政府有公屋出租,租金是區域行情的六成多,你可能一萬元不到就能租到同樣房子,單是購屋廿年要付的利息,就夠你租十二年的房子。如果算本金一千萬,哦,夠你住八十三年哩。你還要買房子、當屋奴嗎?

 一旦政府公屋出租成為穩定的政策,你知道不會隨便提升租金、隨意趕人,購屋期望的「安定感、穩定性」有了;你也甭想「財留子孫」,反正孩子長大「不夠會賺」,還是有公屋租,不致於流落街頭。這時,出租公屋的吸引力就產生了。

 這次政府重啟住宅政策,令人失望的是仍是舊思維、老招式;不論是合宜住宅或現代住宅,都只是過去國宅出售政策的翻版,但國宅政策明顯是失敗,無法長期解決住宅問題。

 以政府已決定在機場捷運A七站興建的二千四百多戶合宜住宅為例,九五%出售,只有五%是出租的社會住宅。A七區位不錯,搭捷運進入北市只要十多分鐘;政府說每坪只要賣十五萬元以下;但同樣機場捷運線的A九、A十站附近的新房,每坪要賣廿六到三十萬元,差了快一倍。換句話說,買到合宜住宅者立刻現賺快一倍,這公平嗎?這就是馬總統的居住正義嗎?真的就解決了弱勢者的居住問題嗎?政府賣掉這二千多戶合宜住宅,讓買者大賺一手後,手上再無籌碼,只能跑到更遠的板橋浮洲再蓋合宜住宅。

 政府不換腦袋,改以公屋出租為政策主軸,唯一的理由就是官僚怠惰,因為蓋了就賣掉後即「沒我的事」,最簡單;出租則牽涉到後續長期的管理問題。不過,國外如星、港,公屋出租可占房屋的三、四成,顯然只要制度與法規明確,公屋出租是可以做好管理。差別在為與不為之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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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水利政策問題百出

週四, 五月 12. 2011

2011年 05月10日 蘋論
台灣大多數人不懂水利,但是都有個很常識性的疑惑:為什麼台灣經常下雨,但是水庫老是很快乾枯。台灣的年降雨率全球排名第2,卻名列全球最缺水國家的第18名。為什麼這樣?


應清理水庫淤積
專家告訴我們,台灣的地勢陡峭,東西短窄,南北狹長;偏偏中間一條南北縱走的中央山脈,使得河流都是東西向,很快就流進海裡。辦法是興建大量水庫集水,但水庫也不能建得太大,淤泥長期堆積使水庫淺碟化,只要下雨量少,水庫立刻見底,下游就要限水。
興建水庫問題很多,像是難保安全,一旦破堤下游居民立即沒頂;也影響水庫四周生態與環保。怎麼辦呢?常識性的想法有:海水淡化、廢污水回收淨化後再利用、抽取地下水等。但這些手段不是以環境破壞為代價,就是成本太高。
剩下的辦法就是限水。台灣用水最多的產業是農業,因為水價低廉,農業用水包含大量的浪費。如果限制農業用水,就必須停灌、休耕,但也是暫時性手段,不能長期使農民休耕而影響生計。如果還是久旱不雨,接下來就要限制工業用水,最後是限制民生用水。
目前最該做的就是清理淤積。如果各水庫都能挖清所有淤積,水庫活化後用水就不是問題。但淤泥難清,費用高昂,光是活化白河水庫需要數十億元,工期長達一、兩年,農民怎麼辦?
人為的問題也多。成大校長,水利專家黃煌煇認為政府態度不積極,不管是找水源還是保育,很多該做的事沒做。工程會主委李鴻源也說,水庫上游的主管單位從林務局、水保局到水利署,無法有效管理,應該統整。兩位的意見就是官僚主義沒有能力解決問題。


輔導農業精緻化
農業用水浪費嚴重,政府應該輔導農民往更精緻化的方向努力,減少浪費,例如缺水的以色列,採取滴灌方式灌溉。專家們一致批評政府不用心,不能只會發休耕補助金。此外,廉價用水的時代已經過去,應仿效進步國家大幅提高水價,拿來清除淤泥,從事長遠的集水計劃,並重新思考台灣整體產業的分配與需要,制定對環境友善的節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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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荒 病急亂投醫

週三, 五月 11. 2011

2011-05-11 中國時報 【彭明輝】
今年春雨創下七十六年來的最低紀錄,而梅雨量銳減,以致全國陷入嚴重的水荒。因此水利專家紛紛建言蓋水庫,而李鴻源則在民視訪問時表示「台灣的農業用水所佔百分比偏高」,暗示要減少農業灌溉用水。

 解決水荒有許多可能方案,按其後遺症由小而大排列,應是:一,將既有高達二二%的自來水漏水率徹底解決;二,合理調整水費,以價制量;三,貫徹河川與水庫上游管理,減少水文破壞與水庫淤積;四,調整產業政策,降低工業與民生用水需求。我把減少農業灌溉用水與建水庫當作萬萬不得已與萬不得已的後備方案,因為後遺症太大。

 台灣的各領域的專家從來沒人去想一個真實的問題:根據牛津大學最新的研究,十年內全球石油供應量將僅達需求的一半,使得油價猛漲,而將今天用戶中的一半逼出市場。跨越太平洋的穀物運輸經濟效益最低,屬於會最早被迫退出市場的客戶群。如果穀物不再跨越太平洋,台灣每年消耗的八、九百萬公噸穀物中只有一百萬公噸的米是自產,其他穀物要從哪裡來?亞洲的糧食無法自足,大陸進口大豆與玉米的量分別佔全球排名第一和第五。如果毫無節制地把灌溉用水撥給工業和民生用途,十年後我們吃什麼?

 殷鑑不遠,二○○八年油價漲到每桶一二○美元時,玉米在美國上船每公斤五元,在台灣下船時每公斤十一元(運費六元),行政院因而被迫特許從大陸進口玉米。此外,全球氣候極端化導致全球主要農糧產地紛遭三十年來最大水、旱災,乃至於百年來最大降雨量和洪澇,以致於全球糧食儲存量從二○一○年五月的八二.四天急遽降到二○一一年二月的六十九天,低於安全存糧的七十天。今年上半年全球又是水旱災不斷,加上福島事件使日本農、漁業減產,全球距離第二次糧食危機已經近在咫尺。我們還要為了工業與民生用水的浪費而犧牲農業嗎?

 過去十年的政策無視於農業價值,使得農學院紛紛改系名,率先離農,而年輕人也不願投入農業。因此,十年後我們最需要提高糧食自給率的時候,將找不到農民。那時候,我們吃什麼?如果倚賴從大陸進口,那將意味著台灣自主性的徹底消失,從此無須再談統獨。

 文化大學的劉廣英教授在公視「有話好說」裡提醒觀眾,雨量銳減的主因之一是:台灣上空氣溫升高,引起微氣候變化,而使得降雨帶東移到花東外海。假如這是事實,蓋水庫將是牛頭不對驢嘴的錯誤方案,而應該針對氣溫升高與微氣候變化的原因找對策。無節制的高耗能產業與油電補助當然是促成氣溫升高的首要因素,但是國外文獻也指出:農田灌溉面積減少會導致地面與上空溫度上升。果如此,減少灌溉面積有機會將降雨帶進一步推向東移,以致降雨量進一步減少。這是我們要的後果嗎?這是水利與經濟專家要的後果嗎?

 高油價對原物料缺乏的台灣將帶來極端嚴峻的衝擊:公共運輸體系薄弱的台灣,如何解決高油價下的運輸困境?能源缺乏的台灣,如何在高油價下避免四座核電廠變八座?油、電、糧齊漲的長期趨勢下,競爭力薄弱的產業如何轉型,失業與貧富差距問題如何解決?在一窩蜂的論文炒作下,這些攸關台灣存亡的議題都沒有人在研究。

 此外,國內中壯年的學者專家研究領域過度侷促狹窄,因此政策建議與決策過程嚴重地眼光短淺,視野狹窄。五年五百億立意良善而禍害無窮,農業政策也是只顧今朝而不顧明日,而產業與能源政策更是無視於高油價即將帶來的嚴峻衝擊。這一群專家、學者既沒有跨領域的整合能力,也沒有跨時間的視野、思維。他們到底會把台灣帶向光明,還是萬劫不復的沉淪?(作者為清華大學動力機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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