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子摸象的心情

週一, 五月 14. 2018

瞎子摸象的心情
2018.05.14 考古陶器
作者:Captain Scar-Little

親愛的RJ老師,

收信平安!

我已經平安抵達X博物館,並且準備好要開始整理陶片了。館長人很好,介紹我認識了K教授。她答應讓我用她的考古材料進行分析,還設法幫我拿到十幾個其他老師發掘的遺址所出土的陶片樣本。所以現在我有18個遺址一共8976片樣本。謝謝老師幫我牽線!

到今天下午為止我已經把所有的樣本粗略地看過一遍,大概可以略分為淺橙色、橘紅色,和黃褐色的夾砂陶,以及灰黑色泥質陶。我還很興奮地發現A遺址與B遺址雖然一個在墨西哥一個在巴西,但是兩地都有一種暗褐色圓形陶器上帶有紅色的幾何紋裝飾,而且長的很像或幾乎一模一樣。我查過了關於這兩個遺址的文獻,以前從來沒有人證明這兩個遺址間有往來,我想我的論文題目有著落了!

我預備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從文化層的定年順序找出誰先誰後,然後討論兩地間的移民史。我的假設是:這種特殊的陶器所代表的人群認同與文化會隨著時間的演進逐漸向外擴散,在其交易圈內的邊陲地帶也因而會獲得少量的這種暗褐色圓形陶器。所以如果兩地是同一年代的話,我準備好好計算這種陶器在兩個遺址的比例,哪個遺址數量比例高,那個遺址就是代表這種文化的核心地區。

不知你認為我的構想如何? 根據我的估計,大概只要花三四個月我就可以完成分類了。真的迫不急待地要展開我的研究了!

興奮的摩拳擦掌的研究生S敬上

親愛的S,

接到你的信害我在喝咖啡的時候嗆到,還差一點被桌子絆倒。請你先回頭多唸點書再開始整理陶片吧!

如果你認為,只因為A地的暗褐色圓形陶器上帶有紅色的幾何紋裝飾跟你在B地所觀察到的陶器「長的很像或幾乎一模一樣」,而B遺址的定年較早,就表示A地的這種陶器是從B地引進的,或是由B地殖民到A地的陶匠做出來的,卻完全不考慮這兩種陶器從選料到成形到燒製都是用不同的手法,而且兩種操作鍊所做出來的陶器分別在AB兩地都有長遠的傳統用來製作其他種類的陶器,我只能說,差勁的邏輯就只會導出差勁的推論。這就是為什麼我在上課的時候一再提醒你們要開始研究如何從器物製作的流程(操作鍊)、其中環環相扣的選擇,來討論一個陶匠會因為他所屬的文化所帶給他的知識、所給予他的訓練、所允許他獲得的新知或實驗選項,而選擇利用什麼樣的材料與技術來製作一個物件。這些器物的屬性、組成要件,與功能性是如何與當地社會的日常活習慣的操作與社會想像互相連結,又為何要如此連結,這樣的連結在何時何地反映出當地社群的特色,才是我們進行物質文化研究的目的。

「操作鍊」(法文的”chaines operatoires”)的概念主要是為了要從人們製作器物的知識、技術/手法,與使用及撇棄此一器物的方式,來分析當地的社會關係而發展出來的。其最根本的假設,就是每個社會都有與其信仰價值觀、社會組織、知識體系等息息相關的獨特的內在邏輯來組織與發展將自然界的材質轉化為人工產品的技術以及相關的製作步驟。因此研究者可以透過記錄、分析一個社群如何針對不同材質的特性,發展出可以操控其物理性質的技術與手法,透過哪些步驟將其由自然資源轉換為物質文化的一部分,用來滿足社會所需要的、無論是實際上的以及象徵意義上的特定功能。然後從不同社會發展出來的不同操作鍊模式所反映出來的社會內部邏輯上的差別,去理解眾多社會之間的差異。一個社會所製造出來的眾多物件背後所展現的,是整個群體對於不同自然物質的分類與理解,對於各式科技的掌握度,對於操作選項的認知,去理解這些物件的操作鍊就會向我們不斷重複顯示這個社會中眾多不同層次與脈絡下的知識體系、技術層次、信仰,和與這一切相關的人際關係。所以要了解一個社會,就要盡量從它所擁有的不同操作鍊所製作出來的各式器物去看。仔細描述製作物件的步驟、所使用的工具或姿勢、所需要付出的勞力、所使用的材料應當具備的特性,以及使用方式,都是為了要述說這些物件,在哪種情境下,在什麼時空中,要特別表明,要特別建構出那些社會關係的過程,為了要找出那些無從宣諸於口的社會關係、性別意識、族群建構,以及價值觀等等的文化傳統是如何延續下去的。

陶器分析絕不僅止於比比看誰跟誰長得比較像。趕快多唸點書!

RJ


引自https://www.popchartlab.com/products/the-compendious-coffee-chart
親愛的RJ老師,

現在已經晚上八點了,我還在研究室還沒有吃晚飯。這裡的網路不大穩定,所以我打算寫完這封信就動身上路回旅館去了。

我找了幾篇相關的文章,也唸了其他學者怎麼進行操作鍊分析,我想我大概理解這是怎麼一回事了。不同文化的人會利用不同的操作鍊來製造器具,而我們可以透過陶片上遺留下來的製作痕跡來追溯從原料到成品的這段歷程。

文章中建議我先把所有的陶片特徵看過一遍再開始進行分析,因此我就照著這樣安排進度。這幾天正在練習要怎麼從切片觀察陶器製作痕跡,順便詳細描述每個我觀察到的特徵,可是因為要記下來的變數太多,例如摻和料的種類大小顆粒圓滑度與顆粒間的差異度、陶土的顏色是否一致有無經過搯洗、成形過程中是否留下摻和料排列方向的各樣痕跡或是陶器表面可否觀察到捏塑過程、施加紋飾的技術與調色、火候與燒製過程是否影響陶片的顏色、是否有使用痕等等等等,害我常常漏了要觀察什麼而把樣本拿出來反覆查看補寫紀錄,寫的我好煩躁啊! 我的眼睛已經看放大鏡看到要脫窗啦 ...

幸好不是每片陶片都可以看到所有的製作過程,所以我能記下東西來的樣本在各遺址所佔的比例其實不算太多。但是這麼無聊的制式描述連我自己讀了都要睡著,我不能夠省略不寫嗎?

哀怨的菸酒生S

引自Anne Mayor 2010, Potters' tools in Mali: Production chains and technical traditions, Fig. 2
親愛的S,

「操作鍊」是用來分析一個物件是如何做出來的,別把它當成只是用來寫無聊的操作手冊! 當然你需要仔細觀察詳細寫下每一個步驟才能看出其中的關聯,但是千萬謹記在心:一個有經驗的陶匠才不會死板的每個步驟都照你所寫下的規條來做(所以千萬別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以免萬一有什麼重要條件與你所要求的不吻合就會導致製作失敗。你所要觀察的是他們隨機應變的能力有多強,在需要考慮該如何隨機應變的時候會下什麼樣的決定。操作鍊重點就是在於「環環相扣的選擇」: 一個操作鍊的群體,從那些選項中決定了要用什麼材質來製作陶器,用哪一種或是那些方式來搯洗或摻加什麼種類與多少的摻和料到陶土裡去。摻和料與陶土的選項如何影響他們下一步可以做出的器形? 他們從不同種的成形手法中選擇使用哪一種或那些方式來製作那些不同形狀的陶器,表面的處理與紋飾選項又有哪幾種,這兩這間是否存在著互斥還是互相加成的作用?他們用什麼樣的燒製方式來做出硬度多高的器具。與此同時,他們周遭不同操作鍊的做法所提供的選項,那些被他們採納學習加入原本的操作鍊當中,那些被拒絕?從這些比對當中才能逐漸理解不同文化下的操作團體是否會因為文化理念上的不同而故意採用與眾不同的方式來製作陶器。例如印度北部的陶匠會因為是要製作儀式性器具而避免使用驢糞(不潔淨)作為摻和料、也不會使用線切法(因為切斷嬰兒臍帶的時候是使用線切法,而分娩在當地文化中是屬於骯髒的過程)來將陶器從輪盤上取下來,以製作出符合宗教「潔淨」意念的陶器。而在製作日常使用的同一類型陶器的時候,就不會有這些限制。這些線索,都必須是基於你對陶片的觀察,再加上民族誌或是實驗考古的對照組,才有辦法進行下一步的推理的。

繼續努力下去吧,透過詳細記錄操作鍊的每個環節,找出不同因素之間的關聯性,看出各地陶匠的內在邏輯是否一致,最終你一定會看到成果的!

RJ




引自http://ch-archive.com/archive-years/february-1987.php
親愛的RJ老師,

收信安好!

過去這幾個月我都在唸這些沒完沒了的文獻,同時還得學著紀錄不同製作步驟的特徵,找出步驟間彼此相關的要素,我已經被這些陶片和研究報告搞得一個頭兩個大了,在我繼續奮戰下去之前,我想先問問你的意見。請老師救救我吧!

過去幾個月以來,我窩在實驗室裏面依照形狀、紋飾、肉眼可以觀察到的摻和料多寡、大小與顏色、陶器成形時所遺留下來的製作痕跡,以及器壁上可以觀察到的火候等等特徵,把我手上這十二個遺址的陶片做了分類。在分類的當下我有些猶豫: 有時候我覺得分出泥質陶和夾砂陶比較重要,因為我讀到陶土的性質會影響將來適合做出符合那些功能的器形。可是第二天我可能又認為泥條盤築法、輪製法,與板築法最能代表不同的操作鍊,因為我發現不論摻和料的種類為何,這些手法都會出現。隔幾天之後我開始懷疑其實燒製火候的控制才是重點,因為有的是還原燒有的是全氧化,我還找到幾片長得像千層派一樣的,還沒有搞懂他們是怎麼燒出這種怪東西的。

我發現這些不同的製作步驟之間有著交纏不清的關聯性。一個步驟關係到下一個步驟,可是它同時又會和另一個我原本以為沒有什麼直接相關的步驟有關係。然後我又發現原本我以為沒啥關係的步驟,其實也是有相當重要性的。所以待觀察的項目越來越長,未知數越搞越多。我還得重組各種看來彼此矛盾的脈絡,找出問題所在,然後再接著去找到適合的分析方法取得只能說是可能性比較大的答案。我需要一個確切的指標,引領我找到答案,可是我似乎永遠都確定不了任何事情 ...

無論如何我現在已經分出了幾類陶器,我認為每一種就代表一種不同的操作鍊: 第一到第三類陶是根據摻和料及陶土再加上製作手法的特性分出來的;第四到第六類陶是依據紋飾和成形手法分出來的(我沒顧得上細分陶土和摻和料的差別)。第七和第八類陶則主要是依據成形手法和燒製火候加以區分。大致上來說我認為在這十二個遺址裡面一共出現過八種不同方法(操作鍊)所製作出來的陶器,我接下來會一一統計不同類陶的數量以及它們在各遺址出土的總數與比例,然後我就可以開始寫出結論了。

我這樣分類沒有問題吧?前天K教授來巡察研究室的時候發現我這樣整理陶器,把我罵了一頓,說我的分類缺乏一致性,不知道我分出了甚麼鬼東西,以後其他人要是讀我的報告的話,一定不會知道我在做什麼。但是我認為那是因為她不懂什麼叫做操作鍊的關係。K教授還罵我都不唸她過去所寫的文章,她辛苦做出來的分類我都不參考。但是老實說我看不懂她是用什麼邏輯去分類的,那麼主觀的產物會有任何參考價值嗎? 而且反正她不是用操作鍊的概念去分類,她的文章我應該就不用唸了吧!

憤憤不平的研究生S敬上

親愛的S,

當然你可以用不同的操作鍊程序來建構器物的分類體系,但是這並不是它的主要功用所在。你可以使用不同的規則來建構你的分類系統:單一分類系統是以固定的特徵、固定的順序去區分物件,例如先看摻和料大小區分為泥質或夾砂陶、再根據製作成形的技術分為板築法或泥條盤築法;複合分類系統則可以使用互不相干的特徵來進行分類,這些特徵可以是基於完全不同的屬性,例如第一大類是含金屬礦物的夾砂陶,第二大類是釉面陶。然而這樣的分類應該是基於操作鍊來分的,目的是要寫出這個操作鍊的特徵,而不是停留在陶片或其他物件可以被分為幾大類上面。切記「操作鍊」的研究絕不等同於分類!

如果你要動手進行「操作鍊」的研究,第一步應該是先透過檢視當地過去的陶器分類,找出這些分類所反映出來的「操作鍊」模型,看看原先的分類是不是其實只是將同一種操作鍊模式下所製作出來的不同器形/不同選料/不同火候程度等等的差異分別出來而已。然後你可以根據你所觀察到的現象,去挑戰或補充說明其他人原先所找到的操作鍊模型是否合理。所以K教授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你必須先唸過並整理出重點來,之後在你的討論中才可以針對前人的貢獻提出你的新見解。

根據操作鍊的模型,你最終應該要找出來的,是在A這個操作鍊群體裡面,陶匠最注重的是如何製作出哪個特定形狀的陶器;在B操作鍊群體裡面,陶匠注重的是如何燒製;在另一個C操作鍊群體裡面,陶匠注重的是陶土與摻和料的品質勝於其他特徵或屬性。而且其他種的操作鍊裡面,A操作群體的陶匠所注重的成形過程對他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項目,且與他們的製陶傳統過程中所需要下的一系列決定無關。比如說,甲團體學會了總是用同一種陶土與燒製溫度來製陶,但是他們不會在乎用甚麼大小或種類的摻和料,所以手邊有啥就用啥;乙團體則學會總是要固定使用一種特殊的摻和料,但是對陶土倒是很隨意。因此你可以使用操作鍊來將甲團體所製作的陶罐根據其陶土與燒製溫度的特徵分為一類,而利用那種特殊的摻和料將乙團體所做的陶器分為一類,而不必去理會陶土的差異。甲乙團體各代表了一種操作群體(community of practice),透過不斷重複操作同樣的操作鍊來製作陶器。

你回頭看看你的分類,先把每類之間的差異所反應出來的操作鍊寫出來,我們再來討論。

要記得睡覺!

RJ


陶器製作流程示意圖(淡橘色箭頭是可以省略的步驟)
親愛的RJ老師,

對不起我這麼久以後才回信給你。

經過將近七個月的分析,我發現在遺址A以泥條盤築法做出來的夾砂陶(甲群組)器形最為多變,且數量最多,所以我認為這類陶應該就是在當地做的,而製作這類陶的操作鍊可以反映出A遺址的居民的文化認同。而在遺址A找到的那些專門用來裝水的夾砂大陶罐(乙群組),因為是使用板築法做出來的,而且數量稀少,所以這類陶應該是反映出另一種操作鍊,相對的也就代表著當地應該出現過另一不同文化的外來陶匠,專門使用這種特殊的手法來製作陶器。那些少量帶有特殊紋飾、以泥條盤築法做出來的夾砂陶器(丙群組),因為紋飾與BCPL遺址所出土的紋飾相似,所以我認為也應該是外來的陶匠移民或旅行到A地之後做的。當然也有可能是A地的陶匠學來的,這一點我不確定。A遺址還出現一種是以夾砂陶摻入些許羊糞的方式製陶(丁群組),雖然也用泥條盤築法,但是數量也很少,而且也可以在BDFJ這幾個遺址見到少量的樣本,所以我推測這應該也是外來貿易陶。

我還發現甲群組陶器在距遺址A直線距離約六十公里以外、隔著一條河的L遺址也是大宗,只是形狀變化比較少。根據數量的比例來看應該也是在當地做的。我認為既然A與L遺址的陶器都是用同一種操作鍊做出來的,而且還都是用河流中就可以取得的夾砂陶土,這要嘛代表應該是同一操作群體的陶匠在河流附近做好然後分送到兩地去的,要嘛就是會做比較多樣形狀變化的A地陶匠做好送到L地去的。我用這樣的邏輯,一共找出八個操作鍊所代表的主要遺址位於何處、各類陶的成品或製陶者可能去過那些其他的遺址,然後開始寫這整個地區的交易網絡圈,現在終於快寫完了。

可是剛剛我把我的成果給K教授看,請她給我一些意見。她竟然說,她從沒聽說過哪個文化的陶匠只用一種操作鍊來製作所有的陶器的。她說我太過強調操作鍊的一致性而忘記了人類隨機應變與創新改良的能力。她還說那些用板築法做的、專門用來裝水的夾砂大陶罐應該是與泥條盤築法做出來的夾砂陶是同一操作鍊下面的變化,因為用板築法做大型器皿比較容易;要是陶匠真的傻傻的用泥條盤築法慢慢堆出大罐子,罐子的上部還沒有做完,罐底的部分大概已經要全乾了。如果一個罐子整體的乾濕度差很多,這樣在燒製的時候罐子就會很容易裂開。她建議我去學學手工製陶再來寫論文。然後她還認為這些交易網絡都必須先看岩相切片分析所顯示出來的礦物種類是否反映出當地地質環境的特徵,才能確認那一類的陶器是不是都是在同一個地質區塊裡做出來的。像我這樣用數量比例多寡去推測陶器的原產地是極不可靠的。

我以為不同的操作鍊反映出不同的社會內在邏輯,不是嗎?難道同一個陶匠會使用不同的操作鍊來製作不同功能的陶器!?如果真是這樣,我應該怎麼辨認什麼是同一個操作鍊下的不同產物呢?

老師我想盡快畢業,岩相分析又很難學,這部分我可不可以留到等我畢業以後拿到博士後的工作再開始做?反正我唸到有些文章說,一地的陶匠如何選料,並非完全受到當地陶土的可用性或陶匠是否可以取得陶土的可及性的限制,而是受文化和社經環境,還有製作工坊的產量多寡等等的因素所影響的。所以在某些遺址中以外地陶土做出來的陶器其實占大宗。所以我認為我只要看各類陶的數量比例就夠了,不是嗎?

引頸期盼您的回答。

疲憊又困惑的研究生S敬上


「不可以做不一樣的東西!!」
親愛的S,

天哪!你怎麼會把操作鍊的概念誤用成這麼恐怖的樣子!?

你居然會問我,「難道同一個陶匠可以使用不同的操作鍊來製作不同功能的陶器嗎?」

當然可以!這就是為什麼操作鍊絕不等同於「文化」或「類型」。操作鍊是用來描述在同一個操作群體中所使用的製作步驟彼此間的相關性的,同一個人可以同時屬於不同的操作群體,而一個操作群體當然也可以同時會使用好多種不同的操作鍊來製作陶器。

舉例來說,早期的Ulua山谷的陶匠會使用沖積土來製作多色陶,他們採集陶土的時候是沿著河床上採集,哪裡有適合的土就拿來用;因此陶土中所夾雜雲母含量很不一致。他們通常會在陶土中額外摻沙,燒製的時候會用類似的方式調整火候而留下深灰色的核心、堅實的器壁,以及淡色的表面。他們追求的是陶器表面的平滑,淡色器壁上才可以再施加彩土加以裝飾。

在同一時期的Ulua山谷還有第二種操作鍊的存在: 他們也是隨意採集陶土、但不再額外摻沙來製作翻模式、小型專供儀式用的陶器與陶偶。而我們可以從製陶用的工具、燒陶的設施、敷在表面的彩色土,以及廢料等證據上觀察到,在這同一個操作群體中兩種操作鍊都有人使用。同時這裡還可能存在著第三種操作鍊: 他們與其他人一樣的沿著河床上採集陶土,也跟第一種操作群體一樣會在陶土中摻沙,但是他們在器壁表面上所施加的紋飾與色彩與第一種操作群體所製作出來的陶器不一樣,而且他們經常只製作罐形器。這些罐形器也不是每個遺址或工作坊都可以找的到,所以屬於這第三種操作鍊的陶匠人數可能比第一第二種操作鍊的人數要少。

因為他們同時知道且製作兩種不同材質的陶器,因此到了西元800年左右,他們當中的一些陶匠開始改進第二種操作鍊的選擇: 也就是不再額外摻沙,反而將陶土先搯洗過,只使用最細的泥;並做出更多類型的模具,來翻製新式的大型陶器。這些都是根據過往的第二操作鍊加以改良後的產物。因為陶土中含沙量變少了,他們也必須要改變器體的形狀與厚度來加以調適,燒製出來的陶器一般來說器壁較軟,且顏色多偏為橙橘色。所以我們可以推知雖然這群陶匠維持了原本在河床上隨地採集陶土的習慣,卻在西元800年左右開始選擇製作另一種材質的陶器,而選料上的改變也引發後續在陶器成形、器壁硬度,與表面顏色上的種種改變。到了晚期,連所有的罐形器也變成使用瀲洗過的細陶土來製作,即使體積較大的罐形器其實不適合用這樣細的泥質陶土來製作。我們因此可以推知罐形器這時候開始也是由同一群操作群體來製作了。

所以如果你到現在還是以為陶器就可以簡簡單單的等同於民族,或是以為單一種陶器風格/操作群體就可以直接等同於一個文化族群,那你可就大錯特錯了。要記得你找到的是操作鍊,不能直接等同是操作群體。你應當要關心的是以不同操作鍊做出來的陶器類別彼此間的關係為何? 你是否可以找出這些操作鍊所反映出來的規律,而判定一社會內在的邏輯?

雖然說,陶匠是不是會使用當地就擁有的自然資源來製陶,不單單是陶土本身的適用性,或是陶匠是否能夠取得可用的陶土就能夠決定的。但是在你無法判斷選料對於成形與燒製火候方面的影響之前,這並不是你可以直接排除原料與製作地點之間關連性議題的原因。

同時請你謹記:基於材質本身的限制,很有可能不同的文化中的陶匠,都會找出類似的操作鍊來製作陶器。你光看一兩項大的要素是不夠的。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複雜,但是考古學本來就是在處理複雜的古代人類社會啊!
醒醒,多用用你的腦子吧!

擔憂的RJ

親愛的S,

你的論文進度如何? 自從上次我們討論過之後,我已經有三個月沒有你的消息了,你還好嗎? 我聽館長說你後來因為銀行帳戶透支,搬到一位館員家借住,並且周末還去幫忙種芋頭賺點生活費。你如果需要幫助的話請不要瞞著我,我會盡量幫你找獎學金和經費的。

我知道以一個研究生所能掌握的資源,要能找出一個遺址內陶器的不同操作鍊就已經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更何況你要處理的還是多個遺址的東西。如果你已經回到學校,我們可以約個時間來談談要怎麼修改你的論文結論,才不至於落入過度解釋的錯誤裡面去。

非常擔心你的RJ

親愛的S,

RJ教授告知系上她已經三年沒有聽到你的消息。如果你看到這封信,麻煩你盡快回信給我。由於你本學期已達系上規定必須要畢業的期限,我們必須在七月底決定要不要把你在RJ教授實驗室的位置讓給新進的研究生。
靜候答覆。

系辦秘書GG


所以消失的S去那裏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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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ain Scar-Little 瞎子摸象的心情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61)

博士可以流浪,教室可以流動

週一, 五月 14. 2018

博士可以流浪,教室可以流動
2018.05.07 工作教學
作者:鄭肇祺

在秋意淺薄的九月,因家事之故,我從楓葉國匆忙地回到香港,正式結束留學生涯。本來打算再花兩年於外國打拼的我,連成人禮(畢業典禮)也沒有參加,赫然發現已經身處家鄉。為了應聘臺灣的教職,我氣急敗壞地在溫哥華苦等臺灣外交當局發出學位證明,一位剛搬到該市擔任專案教師的英國同學讓我衝了一星期的沙發,每天晚上,我們互訴著對茫茫前路的惶恐,頗有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感。登上回港班機的一刻,我帶著六年來剩下的三元加幣、兩箱一袋的書籍及田野資料,伴隨該同學的真誠祝福,正式進身流浪博士之列。

全球高等教育機構的教研職位目前只能容納少量博士畢業生,在我身邊的研究生大都無可奈何地成為流浪博士,面對研究、出版的壓力, 擔憂著未來的生計,有些還要尋求心理輔導。畢業後,有人打零工,有人在三、四間學校兼課,有人連續完成三、四個博後(Post-doc),有人在學術圈外創業。這一代的新任博士們已難以幻想自己是衣錦還鄉的狀元郎,能夠順利找到安身之所。事實上,能兼一門課使吃緊的生活喘一口氣,就已足夠讓我們喜出望外。在香港、臺灣等地的社會科學博士後機會並不多,博士生一般先以兼課開始。面對大學教職兼任化(Adjunctification),人類學徒到底能如何利用人類學知識來維持生計,同時實踐當初的理想?

我的「短期」參與觀察或許可以回應大學教職兼任化的困境,由於我的經驗處於學術機構的體制內外之間,在學術界之外直接參與了社區事務,因此也可帶出普及人類學知識的延伸討論。過去半年,我沒有例外地一邊尋找學術工作,同時從事不同工作糊口。幸運的是,我有機會以土著人類學徒的身份重新認識身處的社會,以及我的研究及田野。回顧這一段獨特的經驗,我發現在研究院時逐漸建立的專業知識、經驗及人脈已經發酵成社會及文化資本,除了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工作機會之餘,更讓我在體驗到人類學教育及實作的各種可能。在學院內外的經驗,讓我意識到流浪博士的行動力。同時,因為身份的轉變及身處體制外的彈性,流浪博士可能比體制內/非流浪者的人更能普及人類學知識。

流動中的共學教室

面對專上教育因兼任化及過於著重出版數字的風氣,我們需要的是打破學術的既有框架及結構,這方面很多人類學家及其他領域的前輩正在努力,本文在這裡要分享的則是香港的共學例子。作為體制外的流浪博士,我認為共學、社區大學等平台正好是我們發揮所長的地方。學生大部份是自願繳付學費吸收知識,同時也具有各種社會經驗,使導師在獲得與校園內不同的教學體驗之餘,也能享受沒有教學評鑑壓力的知識分享空間。

我的共學平台是一個傘後組織。我還記得自己在雨傘運動中,在網路世界裡感受催淚彈的無奈,那時的我,正在臺灣進行博士田野,和家鄉隔了一個臺灣海峽,雖然往來香港、臺灣的班機每天在飛,田野裡的資料搜集卻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我只能選擇留下來。九月下旬,白天雖身在外邊,我仍時時刻刻在滑手機,晚上則在電腦屏幕前查看香港方面的最新進展。到了十月中旬,我才能藉著回港參與學術會議的機會,親身踏足示威現場,在政府總部外見證市民席地而坐、罷課學生在馬路上自學自習的情景,也偶然成為龍和道上警民對恃的參與者(幫忙傳送物資)。我在香港農業的田野對象包括藍、黃絲帶及自稱中立、熱愛社會穩定的人士,因為只在香港短短三天,我沒辦法找來他們進行田野記錄,與中環一別三年後,留下的只有照片,以及去年重回現場後的失落感。

流浪的人類學徒如何彌補缺席在家鄉的重大歷史事件,沒有全程見證的遺憾?還沒有在本地大學受聘的我,選擇了以公眾教育作為回家後的第一件事。一位在香港社區耕耘的大學朋友在雨傘運動後和幾位大學教授等人成立類似臺灣社區大學的共學組織,他們目標把大學知識普及到民間,打破學習的固定框架。在運動期間,大學生們主動席地而坐,熱切地和到場的老師與談各式各樣的知識、想法,與在大學教室內學生寧滑手機都不聽課的情境實有天淵之別。這種場景感動了這些老師,他們因而成立共學組織,同時也是對大學教研制度的反思。剛畢業回港的我,受邀以導師身份開辦人類學的田野研究課程,在兩個月之間的短短十數小時內,帶領共學者學習田野研究方法,並進行社會介入的反思。


圖一:共學課程的招生海報;海報由共學團體製作。
當次課程吸引了十八位在環境、農業運動中活躍的人士,加上數位有參與過雨傘運動的人,其中兩件事情讓我感觸至深。

兵荒馬亂地開辦課程後,我決定先以田野方法的基本教學為本,即是從安樂椅上的人類學家開始講到多點民族誌。然後,當然要提及人類學家在參與、觀察之間的各種拉扯。分享了過去九年的田野經驗後,一位共學者突然舉手發問:「那你有參與社會運動的實質經驗嗎?」我頓時語塞,我不是剛花了一小時解釋我在研究環境及土地運動時的個人經驗及位置(Positionality)的反思嗎?後來我在兩堂課之間花了一星期來思考這個問題,加上和這位共學者的接觸後我才發現,他是希望我能在他相關的社運組織工作上有所參與。細想回來,我正好是身處一個尷尬的學術位置──作為土著人類學徒,我離開家園六年了,雖然偶然和香港田野裡的報導人有聯繫,但並非實際參與近年的社會事件,繁重的研究及學校工作也使研究生時期的我,失去了對田野的熟悉度。我調整了心態,重新理解什麼是共學:既然視教室為平台,導師更應放下博士、老師、專家的光環,和共學者一起生產知識。

在適應了課堂氣氛後,我再嘗試提出一個討論方向──讓社會政策、社會運動和社群行動都開放予研究者進行社會影響評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SIA)。在香港,現時的政策SIA多是由外來者 (outsider)以問卷、訪問、上樓的方式進行,時間長短不一,而人與人的關係如何影響assessment的結果,以及當中的權力關係為何,在執政者甚至研究者的眼中,似乎毫無價值,更遑論受訪者的生命故事怎樣和社區連結。在「科學研究」的框架內,很多時候受訪者最後只能淪為「數字」。我原本認為,田野研究能改善問卷設計、訪問過程的互動,更甚之,在社區作一段時間的參與觀察,能加強我們反思每個政策、行動的意義。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卻感受到共學者沒有實際的人類學理論訓練以及閱讀民族誌的經驗,也沒有機會了解田野研究實際的運作,部份人也不需要用到SIA這工具,因此我想要把SIA及田野研究拼合討論是甚為困難的事。


圖二:和共學生於筆者的田野點的社區進行實習;圖片由共學者提供。
這兩個事件促使我重新設計修訂課程,並在第二季教授同一個課程時,透過個人網絡,直接把香港的兩位人類學朋友帶到課堂上,其中一位分享了她作為年輕女性對傘後社會運動的參與觀察時的經驗,另一位則分享了與少數族裔的男性及女性交流時的位置轉換,這除了即時具體化了我教學時的理論部份外,也因為將不同的人類學徒帶到教室現場,我讓共學者看到了研究者的血肉之驅。有了三個例子(包括我自己),共學者更清楚了解田野研究和其他科學研究的異同,在實習課的表現更符合我的預期,既能在三小時的實習時間掌握基本的參與觀察技巧,亦能分享到在田野當中的拉扯。


圖三:在夜市中實習參與觀察的共學者們;圖片由共學者提供。
我在共學課程中得到的回饋是,一些共學者透過著所提供相對廉宜的課程,正在觀察本地的人類學家在做什麼,也培養自己對學術的興趣,並思考是否進入本地大學的人類學碩士課程。在一個課程需要快二萬美元的情況下,進入校園獲得人類學知識的成本非常高,然而這不並能怪責本地的人類學系所,因為在大學財政資源分配不均的狀況下,一些研究院課程只能把學費提升,以確保教學人員的數量及品質。相對而言,對學位沒有需求、但對知識有渴求的人來說,這個碩士班的投資實在太大了。共學平台雖然不及學院在課程的設計、評審上要求嚴謹,但這反而是一個有利打破學街框架的空間,也是流浪博士把刀劍磨鋒的機會,當中的磨刀石,正是一些學習、反思人生經驗的共學者。

通勤於學院與社區的流浪博士

第二個分享的例子是我在學院與民間通勤的經驗。機緣巧合下,我在本年初進入了位於田野地點一隅的大學,成為一個兼任教師。相對共學的課程,兼任教師是流浪博士最能「合理地」連結學歷與工作的身份:「我在大學教書。」這是我可以向長輩交代的身份,他們聽到了就不會管我能待在這個職位多久,只會欣喜兒子失蹤六年,原來還有能力找到正式工作。但如果我說:「我在社區教書。」他們就難以理解了,為什麼都拿到博士了,還要去社區中心教興趣班?或許如此,我聽過一些流浪博士通勤於三所學校之間,領著於工作時間跟本不相符的鐘點費,慢慢感覺到人生正在消磨畢業後剩下不多的意志。但是,受過人類學訓練的我們,何不希望能遊走於學院與社區之間?

人類學徒的行動力往往在校園內集得,然後在社區內體現。在完成共學第一季的田野研究課程後,關注農地問題的共學者邀請我協助他們進行香港最新的政策措施――農業園的相關行動。作為人類學研究者,我當然希望能參與觀察。因應香港農業政策的變化,加上個人身份的轉變(從學生成為學者),我也將行動研究引入到工作範圍內。但是,大學及研究院的訓練在應用及政策人類學的訓練相對缺乏,至於是由於類似的題目難以在學校裡教授,又或者是不被重視,這個不得而知。過去在研究型大學受訓的博士生,都先被訓練成獨立研究者,然後才建立及參與團隊的研究工作。近年,一些學系意識到博士生需要配備更多專業能力,方能在江湖上行走。我在楓葉國時,就碰上了一門專業能力(Professional skills)的課程,以及考古學家辦的「駐校考古學家」(Archaeologist in residence)計劃,讓在行政、學術、應用、政策、顧問工作等,有豐富實務經驗的各領域專家到課堂上進行分享。教學重點在於建立處理人際關係的溝通能力及道德,以促進各方面的合作,提升就業能力。作為人類學徒,當然需要配合個人的文化敏感度,靈活地運用不同能力。

回歸田野(Field revisit)後參與農業園的討論,使我建立了除了流浪博士之外的身份―─獨立於大學體制的行動研究者,合作對象則為大學內外的夥伴,如農夫、社區組織者、農業團體的參與者、大學導師、環保團體等。他們既是合作的團隊成員,也是堅實的報導人。參考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的道德指引, 行動研究者最重要的工作是把研究過程透明化:

To the communities ultimately affected by our activities we owe respect for their dignity, integrity, and worth. We recognize that human survival is contingent upon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a diversity of human communities, and guide ou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accordingly. We will avoid taking or recommending action on behalf of a sponsor which is harmful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munity.

要做到提供對社區利益無害的建議說來容易,但對任何一個研究者來說卻是難以完美的決定。我在參與行動研究的過程中,意識到不能單靠依賴共學延伸的社會運動網絡及組織,因為這種與雨傘運動有關的組織,接觸到的是香港社會中的特定社群。這時候,重啟過去以學生身份研究香港農業而得來的人際網絡就更重要了,因為沒有和各種持份者長期互動,我認為個人不能以全觀的目光,去給予對社群最無害的政策建議。於是,我重新開展了田野研究,一方面作為行動研究者,另一方面向其他已認識的持份者了解農業園對他們的意義。這種長期追蹤調查,雖然是人類學的傳統研究方法,但在學術工作朝不保夕的情況,更顯得難能可貴。「大學教書」這個身份,往往是我在表達自己想要學習報導人經驗的合理身份,因為在香港,除了大學之外,鮮有智庫、研究機構給人鮮明的「中立」形象。如果失去大學教職員這個身份,我會否成為一個「不會客觀、中立去做研究」的人?遊走於學院與社區之間,我發現自己正身處一個「彈性的學者」(借用Ong的flexible citizenship,這或可稱為flexible scholarship)的身份政治。一方面,我靈活運用了學院和社區的身份進行難以簡單解釋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我了解到一旦失去學院的身份,我可能陷入工作不被社區認可的難題。

共學的概念使我在不知不覺之間也把教室搬到田野。與部份參與田野課程的社會行動者一起於社區內討論事情時,我嘗試放下「學院派」的身份,透過分享研究經驗及方法,提醒了一些社會運動者可能一時看不出來的盲點(例如政府官員一律不肯溝通的前設)。這種介入,正是我在田野課中想加入的元素,而在參與實際行動時,自己卻實在地經歷了一次這個過程。後來我發現,原來有一些人除了對熱心農業,也同時對人類學感興趣。我的田野經驗可能是他們少有接觸的入門知識,我也更樂意和他們分享手上的田野研究、合作機會,培養對農業有田野研究能力的人類學徒。

流浪者們!成為挑戰教職兼任化的勇者吧!

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人生經驗如何影響了我的寫作歷程。流浪博士既是身處在體制外,我們也希望有一天能在體制內找到教研職位。因此,在流浪期間,我們還是面對出版、教學品鑑的壓力。我的方法是讓部份研究對象成為合作伙伴,這在田野研究中是教科書及論文不可能給予標準答案的行為。摸著石子過河時,我慢慢重新思考了過去的碩士論文,然後整理新搜集到的田野資料,利用參與學術會議的時間,重新書寫了相關論文。通勤於學校與田野之間,有時候累得透不過氣,有時候腦袋大塞車,有時候卻出現了靈光一閃的火花。


圖四:遊走與教室與會議之間:有關香港農業園之學術文章發表。地圖來源:田野資料 2018
被形容成學術階層下最底層的流浪博士,或許正是社會及學術機構的改革需要的動力來源。我是幸運的,藉著校園內外的網絡,我了解到香港社會正需要一個可以彈性控制時間的人類學徒,浮動在社會各個地方的教室裡進行研究及教學工作。共學的概念也和人類學特色的合作行動研究有所配合,我記得一位老師曾說過報導人其實是我們人類學家的顧問,為我們的工作帶來了不同且具有啟發性的建議。回想一下,我在不同教室講過的話、教授的內容,很多都是報導人跟我說的,而非單靠教科書形成的知識。普及教育,需要的是不同的地方知識,人類學徒多在校園之外,有可依賴的經驗、資源及網絡,或許能更有效地把地方知識放進不同場景的教學環境內,而當有一天有機會成為掌握權力的行政、學術領袖,我們要做的不是將大學教研職位兼任化,而是多元化。

出版的壓力和時間的分配,不只是流浪中的博士獨有的問題。就算已經在大學工作的教研人員,不少仍希望能直接在社區和不同人士接觸,透過合作行動研究將知識普及之餘,也從民間吸收更多養份,改革學校的體制。可是,他們和流浪博士一樣,面對著大量的工作壓力,可以說是穩定的工作消磨了他們的行動意志。流浪博士面對找工作的壓力,專任老師們則面對升等的壓力。由於教師兼任化的問題,專任老師們的出版要求更高,工作壓力也就更大了。如果跳出學校出版、升等、兼任化的制度再生產,我認為把部份社區工作、教學作為能力指標之一,未嘗不可,但更重要的是拒絕單純量化的指標,直正的問題在於將工作當作數字,成長作為必然。以人類學為例,要實現教研職位多元化,推動一種加強人類學普及教育和實作為主的社區為本學習平台,應是一個可行的路向。

展望未來,來自社會上的支持除了合理的薪酬外,我也期願各界為流浪博士去標籤化。博士是在學術制度下的產物,沒有大學就沒有學位。可是,博士們在找的平台,不一定是學校,而是一些可進行共學的地方。而結構性的問題,如薪酬水平、工作穩定性及外界對共學老師的尊重,有賴更多的創意方案、改革來解決。共學及合作行動研究是兩個可能性,我希望未來能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出現。我並非唯一在努力的人,身旁已經有十數個勇者了(例如故事/說書網站的編輯委員們)。盼望有一天,博士的流浪也是多元文化下的一個策略選擇,而非被邊緣化的群體的無奈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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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肇祺 博士可以流浪,教室可以流動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60)

「母職」是女人專屬的喃喃自語——成為母親前後,太魯閣藝術家林介文創作的兩個角色

週一, 五月 14. 2018

「母職」是女人專屬的喃喃自語——成為母親前後,太魯閣藝術家林介文創作的兩個角色
BY 讀者投書 · 2018/05/06

林介文 2015 年為新城火車站所做的《織路》。林介文 2015 年為新城火車站所做的《織路》。



林介文(Labay Eyong,太魯閣族)早期即經常透過作品直探女性性徵、挑戰藝術家身體之敢曝,但真正在女性主義的範疇裡開拓出一個更廣闊的討論空間,或許是從她進入母職,即成為母親之後。

有趣的是,這個空間的拓闢,並非全然是因循著既有的、西方的知識系統演進,而是在藝術家重返太魯閣族文化體系、以「我是女人了」作為一種宣言後,並次而起的創作母題。



女人的宣言

早在 1976 年,美國女權詩人 Adrienne Rich(註1)的《女人所生》(Of Woman Born)就已試圖為母職論述開啟新的視野。Rich 認為母職作為一種「體制」,當然是必需被摧毀的,但是女人在母親身分中的「經驗」,可以發展出有別於父權體制的思考方式,成為對抗父權的力量。自此,母職論述有了新的格局,女人的如何經驗、如何力量,也就成為了往後母職研究的重點之一。

然而林介文的「母職」,還依傍著一個更悠久的文化系統 —— 在她走入母職(並於 2015 年提出作品《織路》、2016 年《孕育生命的人》)以前,她先宣稱自己「是女人了」(如 2014 年作品《我是女人》)。而這個有點「危險」的女人宣言,是建構在太魯閣族的文化語境裡的。

在太魯閣族的傳統文化中,女孩首先要學會織布,才可以文面;文了面,成為合格的女人,才可以結婚。《我是女人》是林介文在學會織布、符合此造「女人」資格後,以織布為主體展出的作品。它使林介文的「女人宣言」在傳統文化與西方知識系統中各自產生了意義,而在這些或許矛盾、或許相融的意義之中,她繼續地「成為母親」。



遂當林介文近兩年來的母職創作不僅能獲得傳統文化上的肯定,還有主流知識系統的背書後,我們回望那有點危險的、挪用了古典社會語境的「女人宣言」,不禁會想著,這個可能會被西方知識邏輯重新檢視的女人資格論,在埋進了台灣當代原住民族以「傳統」為本位的主流論述裡以後,是否就達成了一種不需要對話的和解,或不必深究?這裡的女人,是不是還能找到另一種具有現代性別意義的詮釋途徑?


Adrienne Rich 認為女人在母親身分中的「經驗」,可以發展出有別於父權體制的思考方式,成為對抗父權的力量,為母職論述開創新的格局。(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 CC-BY-SA 2.0)



誰的危險

上一代女人的經驗並不被記錄在家國歷史當中,即便如今歷史的單線性已被推翻,女人的身體記憶,也並不容易被納入大多由男人司掌的各種發言場域裡。2015 年,林介文為新城火車站(太魯閣火車站)做的大型裝置作品《織路》面世。她將自己和 30 多位織女的手織布編進一個大型的、子宮狀的立體鋼架中,鋼架高高掛起,下方連著一管出口,宛若陰道。

這一年間,林介文學會了織布,「是女人」外,她還成了母親,《織路》是為記錄女人、記錄母親,但是從這個龐大子宮生衍而出的,並不只是一個孩子,或一件裝置作品而已。



《織路》之初,林介文即一邊向女性耆老學習織布,一邊重探她們的記憶,梳理太魯閣與她的部落 —— Ihownang(紅葉部落)之間的歷史。

原來日殖時期,日本政府為取得太魯閣的山林資源,強迫當地原住民遷至花東縱谷,而 Ihownang,就是這個被迫遷徙的族群最後落腳之一處。林介文為這段歷史做了《織路》,遂如若子宮可視為人的原初之地,那麼這個座落於太魯閣的子宮、藝術家試圖從陰道之口接引而出的,就是這段重回藝術家生命裡的,近一世紀以前那一個個揹起 ubon(傳統織布工具)、攜家帶眷的女人,當年的遷徙史。


上一代女人的經驗並不被記錄在家國歷史當中,即便如今歷史的單線性已被推翻,女人的身體記憶,也並不容易被納入大多由男人司掌的各種發言場域裡。她們,唯有透過另一個也在「成為女人」的女人,才有可能被書寫與承繼。

藝術家以一段女性記憶的回返,提醒了「太魯閣火車站」作為一個現代空間的政治意涵,所以危險的「女人宣言」危險在哪裡?回到《織路》的脈絡中,它最大的躁動與威脅,並不是加入女性主義式「女人該如何」的性別論爭裡,而是指向殖民歷史、家國史觀,還有總是忽略女性生命經驗的男性敘事。



於此,路非只是路,女人也並不只是女人了。肩起「女人」之名者,並非在固化一個族群對「女人」的資格審查,而是以新的方式承繼一組多重的、悠久的母體。

「女人宣言」至少要先做到了這樣,藝術家才終於整裝上陣,步入母職。


林介文 2015 年為新城火車站做的裝置作品《織路》。(攝影/呂瑋倫)



前世今生

2016 年《孕育生命的人》算是一次完整的母親宣言。作品延續「編」與「織」的技法,將育子的日常,刻進一貫的纖維雕塑裡;母親生活中的瑣碎細節,與纖維的細緻特質相互呼應,藝術家揚棄了「宣言」的偉大想像,反而透出一種幽默的喃喃自語。

林介文在母職的身體實踐中得到了創作動能,姑且不論此間動能是 Adrienne Rich 所稱母職的創造力與喜悅,還是什麼其他的,至少,我們能透過《孕育生命的人》,看見它對藝術創作產生的積極意義 —— 而這當然是專屬於女人的、母親的經驗與思考方式了。



藝術家復返太魯閣族語境的「女人宣言」成為了母職的一種過渡,當母親們透過「經驗」與「力量」正典化了母職在女性主義論述中的位置,我們或許也終能把「女人宣言」從父權意義裡釋放出來 —— 林介文的這兩個角色是一種前世今生;沒有兩年前那重磅的女人宣言,母職敘事不會如此有力。而兩年前那寫了一半的《我是女人》,也終於在兩年後,得到了階段性的完整與接續。

(本文原標題為〈母職之前、女人之後——林介文作品中的兩個角色〉,原作者為呂瑋倫。非經同意,不得轉載。)


《織路》最大的躁動與威脅,並不是加入「女人該如何」的性別論爭裡,而是殖民歷史、家國史觀,還有總是忽略女性生命經驗的男性敘事。(攝影/呂瑋倫)



附註

Adrienne Rich(1929-2012),猶太裔美國詩人、散文家、女權主義者、女同性戀者,許多人認為其作品「將女性與女同性戀所受的壓迫,帶入詩歌領域」,作品曾得過美國「美國國家圖書獎」(1974 年)、「博林根詩歌獎」(2003 年),及加拿大「格里芬詩歌獎」(2010 年)。


延伸閱讀

牽繫情感的太魯閣族手織布:林介文的織布之路
不是為了傳承,是為了我自己 跟身體靠很近的藝術家 —— 林介文 Labay Eyong

2018兩岸學生暑期夏令營活動

週一, 五月 14. 2018

活動目的
為積極推動兩岸學生交流學習,建立兩岸合作互動關係,探討兩岸自然科學教育推廣方式,特別辦理兩岸學生暑期夏令營活動,增進兩岸學生對自然科學學習與研究的興趣。
運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各項資源,包括蒐藏研究人力、展示和教育資源,規劃認識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及自然探索野外研習活動,以提升兩岸學生對大自然的喜愛,激發保護的意識。
主辦單位: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財團法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文教基金會。
協辦單位:浙江自然博物館。
活動日期:7月8日至15日共8天。
活動名額:正取10名,備取6名。
活動費用:每位18,500元。
活動對象:對自然科學有濃厚興趣、體力可以接受挑戰的國中在學學生、應屆畢業生,或國小應屆畢業生可報名(2002/09/01- 2006/09/01)。

洽詢電話:04- 23226940轉分機766,王寶晶小姐;或分機670,吳景達先生。
注意事項:
活動行程多為野外觀察需徒步,請斟酌學員體能再報名。
活動費用經繳交後,若因學員本身之因素需退費者:
(1) 於活動開始前第三十一日(6月7日)以前通知者,退還活動費用百分之九十。
(2) 於活動開始前第二十一日(6月17日)至第三十日(6月8日)以內通知者,退還活動費用百分之五十。
(3) 於活動開始前第二十日(6月18日)以內通知或未通知不參加者,恕不退還活動費用。
(4) 退費手續費由退費金額中扣除。
遇天災或傳染病流行等特殊狀況時,本館得視情況取消原訂活動或更改行程。
請逕行列印家長同意書、學員基本資料表。
如有更正事宜,即時於本館網頁公告。

講題:3D Imaging Techniques and Morphometrics in Palaeo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週一, 五月 14. 2018

演講公告:

講題:3D Imaging Techniques and Morphometrics in Palaeo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講者:Dr. Florent Détroit
Archaeologist, Paleoanthropologist,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Paris

時間:2018年5月23日(星期三) 15:00-17:00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文學院修齊大樓7樓會議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