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幸福路上」來到社會與社會學

週二, 二月 6. 2018

從「幸福路上」來到社會與社會學
Posted on 2018/01/26 by 巷仔口社會學
謝國雄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動畫電影「幸福路上」上映以來,勾起觀眾許多回憶,也激起非常多反響,作為社會學家的我亦不例外。以下我將從四方面來分享「幸福路上」與社會學家的邂逅:「幸福路上」觸動社會學家之處、社會學家由此而來的反思、電影與社會學二者攜手前行的可能,以及社會與社會學和動畫電影的關係。



【幸福路上,引起眾多的討論,社會學家也來參一腳了】


◎從「幸福路上」來到社會學
「幸福路上」透過一個出生在1970年代的台灣女生小琪,來探索自我、親情與社會變遷。小琪的自我追尋,是以家與親情(父母、外婆、表哥等)為核心,涵蓋了教育經驗(學校中禁說台語、補習、升學主義等)、經濟經驗(在報社中的工作)、政治經驗(白色恐怖、地方選舉、街頭抗議與社會運動)、性別經驗(守靈親戚們對小琪充滿性別期待的關心)、族群經驗(阿美族外婆被嘲笑只有「番啊」才嚼檳榔)、台美經驗(期待小琪到美國賺美金、駐台美軍與台灣女孩的子女)、宗教經驗(阿美族儀式)等。

第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本片的田野資料十分細膩。小學生涯中,沒有補習的學生在教室外罰站、媽媽到台北剪高級布料送老師、希望能彌補小琪沒有補習帶來的劣勢;小琪開始工作後,媽媽一直跟她討錢,看起來好像很愛錢,但在小琪出國時,卻將存起來的錢一次交給她。透過這些日常生活的細節,勾勒與烘托出人與人的關係質地,這是所有優秀電影的特徵,像是日片<橫山家之味>。

然而不同於<橫山家之味>,本片將台灣社會的重要事件(學校中禁說台語、白色恐怖、蔣介石去世、地方選舉、街頭抗爭、家庭代工、原漢關係等)帶入了主角小琪的自我追尋之路。由於這些重要事件構成了台灣社會戰後的集體記憶,這個連結讓1950年代之後出生的觀眾倍感親切,讓觀眾與主角、觀眾與這些重要事件,以及觀眾之間的「共感」、「連帶」,得以浮現。

「自我追尋」是文學與藝術亙古的主題,但社會學卻甚少直接面對。「自我追尋」攸關「存在感」(ontological touch),涉及支撐生存的軸心意義,如家與工作。本片小琪的自我追尋,鮮明地展現了存在感,是社會學值得學習之處。

◎社會學如是說:社會學想像、存在感與另類可能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本片連結了個人(傳記)、社會與歷史,展現了美國社會學家C. W. Mills所謂的「社會學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這個社會孕育出了什麼樣的男與女?」「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與時代?」,以及「在人類歷史上,這個社會處於什麼樣的位置?」

社會學想像的具體操作,是嘗試連結個人困境與公共議題,一般人很少將個人的困境與制度的安排與變遷連結在一起,但社會學的任務之一,就是連結這二者。本片將台灣社會變遷帶入主角小琪的生命史,即是社會學想像的實踐,從而讓本片有令人激賞的社會學質地。



【把小琪個人生命跟台灣社會變遷結合一起, 就是社會學家Mills說的「社會學的想像」】
連結個人困境與公共議題的一個途徑,是透過「結構」這個概念。以本片來說,可以偵測到的結構有家、國家、與資本主義(小琪的父親受僱於冰淇淋工廠後因受傷失業、小琪受僱於報社、家庭代工做外銷的聖誕燈飾等)。社會學對於這三個結構力量的實質內容研究,已經累積不少成果。在家庭生活上,我們歷經了家庭結構、夫妻關係、代間奉養、青少年成長、生育率大幅下降等大幅變遷;在政治生活上,我們歷經了威權體制與民主化,並且在省籍、族群與民族主義的利益與情感衝突中掙扎;在經濟生活上,我們是一個透過薪資勞動、市場與企業來維繫生計的社會,並且在1960年代之後有著相當程度的階層流動。對於各種結構力量的歷史發展,台灣社會學界的研究,也都有初步成果,這些都可以提供電影創作者參考。

其次,在「結構」如何連結個人困境與公共議題上,社會學的研究也提供一些洞見。台灣的社會運動研究指出,集體行動會如何觸動結構力量(如國家的暴力、家的壓力等),以及社會運動對於參與者帶來的啟蒙等。以高中生上街頭抗議來說,社會學會進一步探究街頭抗議的經驗,如何影響了小琪對於「國家」、「家」、「社會改變的可能」,以及「行動的可能與效應」的看法,細膩地分析其過程與效應,這說不定可以讓一系列感人的「人生體悟」呈現出史詩般的氣勢。

社會學所擅長分析的,是對「結構力量」的性質、呈現與效應,提出系統的、概念性的陳述,如:結構力量既促成也限制了個人的生命史,可以用來解釋「孰以致之」,同時也點出是否有改變的空間與其他的另類可能;結構力量如何被經驗為堅硬不變或者鬆動可變等;結構力量是否呈現、如何呈現(變形或者掩飾)、不同的呈現樣態帶來的效應等。這些知識庫藏,或可為電影創作者運用。

小琪的自我追尋體現了「存在感」。社會學晚近才開始探究「存在感」,也有一些初步發現。首先,存在感是一個綜攝的概念,融合了一個人各個面向的經驗與感受,並且以整體的角度來審視。其次,存在感與前面所提及的「結構」同位、但不同於「結構」,這是因為存在感涉及的不僅僅是理性的分析,也涉及了情感、情緒、價值關懷等另一個層次的、屬於生命基調的實在。第三、存在感既是體現在日常生活之中,也是推動人往前走的力量。最後,它在日常生活中體現,並且在意外事件發生時最容易浮上檯面,但卻只有在回顧與再現(如電影或者社會學研究)中才能浮現。

上述的論點,可以讓觀眾更有條理地來感受本片主角的尋尋覓覓(例行性的工作帶來的厭倦、夫妻對是否生育小孩的態度不一致帶來的難題、要不要回返台,但「我什麼都不會」等)、最後定位在原生家庭的「存在感」。本片細膩地呈現了主角在生活實作中打造出來的存在感,上述社會學的論點可以讓傑出電影的優點,可以更系統、清晰地呈現,成為電影創作的學術資源。

最後,從社會學的研究來看,自我追尋也有其他的可能,如參與公共議題與社區活動的自我實現(如從1980年代以來的社會運動與1990年代社區營造運動的參與者),或者追求超越此世的心靈修養(如當代的各種新宗教運動)。換言之,社會學可以開拓另類可能的自我追尋,提供電影創作者參照。

◎「幸福路上」攜手社會學:「我們是誰?」「我們在追求什麼?」
「幸福路上」的主角小琪,是1975年出生的台灣女生,她的生命經驗既有前一個世代的遺產,也不同於晚於她出生的世代。以與她的父母親年齡相仿的四年級世代來說,透過自身的努力打拼,經歷台灣出口導向工業化、經濟持續成長、平均所得增加,生活水平逐漸提高;另一方面,在威權政治體制下的各種箝制,也限制了公共生活的健全發展。1980年代末期,台灣社會經歷政治民主化與蓬勃的社會運動,讓公共空間在台灣浮現,而這正是本片主角可以上街抗議的背景。



【社會抗議的風起雲湧,讓社會中的個體小琪有了個人參與社運的空間】

相對於本片小琪的自我追尋最後定錨在家庭與親情,她的父母輩在追求的則是安穩的生計,比她的父母輩年輕、但比小琪年長的世代,則推動了台灣社會的巨變,她們在追求一個民主、自由、平等的公共空間。比小琪年輕的世代,面對台灣經濟發展的遲滯、中國大陸的威脅、科技的急速變遷,他們又在追求什麼呢?我們是否在追求台灣的主體性,不論是展現在國際地位的確認,或是在社會生活與文化上的自信?

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追求,但世代之間必然會相互影響。社會學與電影各自以特有的觀點與技法來回應「我們是誰?」與「我們在追求什麼?」這兩個涉及台灣社會「集體身世」的大哉問。分進合擊,共成大業。

一個能問與敢問「我們是誰」與「我們在追求什麼」的社會,已經具備了寫出這個社會史詩的基本條件:史詩般的社會學與史詩般的電影。

◎社會、社會學與動畫電影:再現與做工
社會學與動畫電影的滋養來源都是社會。那麼是不是「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社會學?」「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動畫電影?」強調務實、生存與對等交換的台灣社會已經醞釀出傑出的小品式、散文式的社會學與動畫電影,是否有其他的可能,如史詩?

不論社會學或是動畫電影,都是對社會的再現。但是再現不僅僅只是前述的「反映」而已,它還有「打造」的意涵:透過反映社會,社會學與動畫電影也對社會作用與做工。

【跟昆德拉的問題類似:什麼才是電影唯一能夠發現的事呢?】

資料來源: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191756&width=289&height=386
捷克小說家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小說的藝術>中,問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唯有小說才能發現的事是什麼?他的回答:是「存在」種種的不同面向(如冒險、內在發生的事情、無人知曉的日常生活、介入人類決定的非理性、時光、神話等)。社會學長於分析人類實際存在的狀態(特別是與社會中與各種結構力量的搏鬥),動畫電影則善於探索人類實際存在的其他可能。結合二者(如以小說的形式來呈現社會學研究成果,或者在電影中融入社會學研究),那麼社會學與動畫電影都將邁向對社會做工之路,成為台灣社會的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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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謝國雄
2013 港都百工圖:商品拜物教的實踐與逆轉。 南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
研究所。

2015 <為什麼要重新概念結構/行動?> 《台灣社會學刊》56 : 199 -217。

2016 <我們身處在何處?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研究成果與挑戰> 中央
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中研院社會所的下個十年」會議,2016年10月4日至6日。

2017 <雲門舞集與國家交響樂團:台灣社會學國際化的兩條途徑> <<巷子口
社會學>> Posted on 2017/09/05。

昆德拉(Milan Kundera)(尉遲秀譯)
2004 小說的藝術。台北:皇冠出版社。

叩不叩首,It’s THE big question

週二, 二月 6. 2018

叩不叩首,It’s THE big question
沖繩「首里城祭」的身體政治
2018.02.05 回應 0
作者:趙綺芳

在沖繩(琉球),因為傳統的宗教體系、以及「大和世」(狹義指的是1879年日本政府廢藩置縣將沖繩納入日本帝國、廣義則可上溯自1609年日本九州薩摩藩擄走琉球國尚寧王之後)以來受日本對於民俗祭禮重視的影響,今日各地一年之中大大小小的祭典為數不少,重要的儀式大抵源自傳統信仰體系或農業循環,其中可分為氏族、村落、町、甚至縣(國)等不同層級,形成了繁忙的儀式年曆。再加上觀光熱潮的推波助瀾,各種以沖繩特色(民俗、樂舞、物產等等)為核心的現代祭儀應運而生,祭典已然成為沖繩當代文化展演中最顯著的平台之一。


source: http://oki-park.jp/shurijo/event/182
這其中,「首里城祭」可說是我近年來在沖繩觀察到的種種當代文化展演中最獨特的一項了,尤其當由認同展演、政治、與文化觀光的多重視角來看的話。自2006年開始,「首里城祭」是由非官方的「一般財團法人沖繩美之島財團」所組成之「首里城祭實行委員會」主辦,但是後援則包括許多沖繩縣、甚至日本政府的官方與非官方經濟振興組織、首里當地的地域組織、媒體等共同促成。這項祭典以沖繩縣首都那霸市內的世界遺產首里城為中心,「復原」一連串過去琉球王朝國王登基時的政治儀式,包括:1) 「古式行列」:琉球國王為了國家的太平與豐穰,前往首里附近的三個寺廟參拜;2) 次日的「冊封儀式」:源自1404年,由中國來的冊封使頒賜新王詔書與禮物,正式認可新任琉球王國的冊封儀式(琉球王國時代的最重要儀式);以及3) 第三日的「琉球王朝繪卷行列」:被冊封後的琉球國王、王妃,連同中國冊封使臣和兩國官兵移駕民間(現在主要以首里和著名的觀光商業區國際通)的遊行。

「首里城祭」中除了「冊封儀式」之外,「古式行列」的遊行其實由來已久,其前身為「首里教育祭」,1960年當沖繩仍在美軍託管時期,為了慶祝琉球大學建校(由美國託管政府成立)十週年以及首里高校(日本現代教育的菁英培植機構)建校八十週年而首度籌辦於當年12月舉行,當時的活動除了遊行之外也有餘興和體能競賽。到了1978年,「復歸」日本(1972)時期,這項活動改名為「首里文化祭」,並配合日本國定假日「文化之日」(每年的11月3日)的提倡,突出首里地區的文化特色,加入了琉球王朝的古代儀典。主辦團體是唯一可稱代表首里(過去琉球王國國都)全域的民間組織—「首里振興會」(前身為「首里文化祭實行委員會」),去年(2017、平成29年)已是第52屆。他們負責邀請在地的祭司、學校或團體,在遊行行列中表演傳統藝能(包括祭歌吟唱、武術、古典與民俗舞蹈等等)或是現代藝能(如管樂等等)。


source: http://oki-park.jp/shurijo/event/182
因此今日的「首里城祭」可說是深化地域意識的新興祭典,而後來加上的冊封儀式「復原」,被認為「復甦琉球王國的華美」,而這個復甦的過程,卻是不折不扣的一場文化展演,具有所有扮演必備的條件:演員、服裝、舞台、觀眾等等,卻又揉雜了當代東亞國際政治而呈現相當複雜的過程。

為了炒熱祭典,「冊封儀式」中的必要角色:琉球國王、王妃,每年由「首里城祭實行委員會」公開向市民甄選,是「首里城祭」文宣的前哨戰,往往成為熱門話題,參與甄選的人也大多表達相當的期待。在我這兩年參與的「首里城祭」,獲選的國王氣宇軒昂、王妃則是雍容美麗,相當符合觀眾或市民的視覺期待。在這種視覺性的文化展演中起了關鍵作用的,還有相當考究的服裝、道具、與舞台。當琉球國王、王妃身著傳統琉球式禮服、高坐在由轎夫抬著的轎子緩刑於龍潭通或國際通時,沖繩縣的大眾、媒體或是為數甚多的觀光客,莫不熱切地注視或取鏡。


source: http://oki-park.jp/shurijo/event/182
服裝也幫助觀眾辨識行列中的「琉球官兵」和「中國官兵」。扮演來自中國「天朝」的「天使」者,身著我熟悉的清朝儀服,手上的武器、樂器也都明顯與琉球不同。事實上,「冊封儀式」與隨後的「繪卷行列」中,中、琉的政治與文化對話是一個重要的元素。以音樂的角度而言,在首里城中廣場上舉行「冊封儀式」時,兩國的音樂風格(中國:「御座樂」;琉球:「琉樂」)截然不同,與展演進行中的中琉官員呼應。而在「繪卷行列」中,遊行的奏樂「路次樂」也會呈現中、琉樂器和音樂風格的差異,就算是門外漢的觀眾,也不難辨認。換句話說,若從音樂的表現來說,中、琉的關係比較像是你來我往的對話,頗符合一般國家之間的對等關係。


然而,真正顯示中琉位階差異的,卻是在身體動作。在以1800年的「冊封儀式」為藍本復原的儀式中,有個關鍵的過程,就是琉球國王在拜領中國冊封使帶來的中國皇帝之「詔書」、「敕書」時,必須行最恭敬的叩首之禮。在我參與的兩屆「首里城祭」,扮演國王的男士,不論在行進或是敬禮時,都顯現出相當的莊重與有節,顯示出演出前的訓練效果。這些儀式的指令是由中國的司儀官以古典漢語行之,因此廣場周圍的各國觀光客,只要能懂古典漢語的人都聽得懂,但是為了其他讓國家的觀光客瞭解整個「冊封儀式」的流程,現場有日、英語的同步解說。因此儀式過程,可以感受到三種不同的觀眾群反應:操日語的日本國觀光客、廣義的Chinese-speaking peoples(來自台灣、香港、中國、星馬等地)、以及其他相當多元的歐美民眾。

對我而言,觀眾微妙的反應差異,提供了我對「首里城祭」這一連串歷史復原的文化展演之政治複雜性很重要的理解:能夠聽、說漢語的廣義華人圈中,中國觀光客和某些港澳星馬訪客自然是看得津津有味、也不免流露出某種的優越感(有時候連來參觀的中國孩童們也會覆誦那些聽起來相當嚴肅的命令詞匯);在其他沖繩觀光區十分活躍的台灣觀眾則要嘛興趣缺缺、要嘛興奮拍照。歐美的觀光客很顯然地被整個儀式的慎重和華麗所呈現的異文化風情吸引,相當期待並投入,早早就佔據位子準備觀賞。


「冊封儀式」中最為糾結的可能是日本觀光客,或者我該說,日本/沖繩右翼份子。日本民眾或甚至政府的尷尬,自然可以理解,畢竟沖繩/琉球過去有個獨立的王國、並且被日本私下併吞了也是個不爭的事實。然而日本政府本身在1990年代後期興起的沖繩觀光熱,已經帶動琉球王國相關史蹟的活化(現有的首里城便是重建的),「首里城祭」不過是結合歷史與觀光的另一種延伸範例。然而,寫在教科書上的歷史、和展演出來的歷史,卻有著相當不同的效應,後者的強大感官性,對日本民眾或政府而言,或許遠遠超過當初所估量的安全界線。在2016年的「首里城祭」,當「繪卷行列」於沖繩最熱鬧的觀光商業區—國際通前進時,日本右翼份子群情激憤地駕著插著旭日旗的吉普車,在沒有管制的路口,對著前進中的行列用大聲公播放斥責的辱罵,並不時播放聽似愛國歌曲的樂音干擾。在2017年的「首里城祭」,右翼份子們則是在國王等行列進入首里城前組隊抗議,而當冊封儀式進行到一半時,也有舉著日本國旗的民眾大聲辱罵後離開。這些「雜音」都成了琉球王朝儀式復原中一個被迫注意的騷擾。


趙綺芳攝
其他的干擾,則來自日本網民對於扮演的琉球國王行叩首之禮的攻擊。Youtube頻道中,不乏有錄下「首里城祭」「冊封儀式」的日本青年,針對琉球王國向中國冊封使叩首的行動,謾罵其為「可恥的行徑!」,語言之強烈,相對於「首里城祭」中精心排練出來的琉球順從身體,形成強烈的對比。不知是否這樣的言論效應,2016年的首里城祭,琉球國王對叩首之禮,仍然行禮如儀。到了2017年,扮演琉球國王的演員,雖然風度翩翩、氣宇軒昂,行禮時已經不復叩首。

復原百年前的儀式盡畢,觀眾散去。大概不會有多少人注意到這些細微的身體表現差異,畢竟多采多姿的文化展演在今日的沖繩不勝枚舉。至於琉球(沖繩)人也一如過去歷史,謹慎地在中、日之間的權力較勁中尋求安全位置,而這樣的權宜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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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綺芳 叩不叩首,It’s THE big question:沖繩「首里城祭」的身體政治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45)

污染無定論?

週二, 二月 6. 2018

【時間】2018/2/5(一)19:30~21:30
【地點】想想人文空間
【地址】台中市中區民權路78號
【主持】楊宗澧|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執行長
【主講】何榮幸|《報導者》總編輯
房慧真|《報導者》記者
【與談】莊秉潔|中興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教授
【主辦】哲學星期五@台中志工團
六輕營運邁入20年,在科學戰爭下,「污染無定論」成了共識,我們看見一群被放逐在自家土地上的環境難民,我們看到污染如何被漠視,申冤的口如何被堵死。

「難民」並非有家歸不得,而是走,又能走到哪裡去呢?空污傳播比什麼都厲害,中央山脈以西,無人倖免。

究竟,地方政府監督管理六輕污染 時,碰到了哪些狀況與壓力?地方政府、學者監測六輕污染的結果,卻被中央政府一口否定,這是什麼道理?環保署為何執著於老舊不便的「標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