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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 九月 1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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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給老闆打造一款行動儀表板!

週三, 九月 13. 2017

之前研究過數據圖表的最佳表達方式。隨著手機端應用層出不窮,數據圖表也不斷沿用到手機端:健康、天氣、股市、商務、辦公。相比web端展示數據的空間優勢,App端要兼顧手持設備的便捷,要考慮行動端熒屏的大小和屬性,還要考慮視覺化圖表能否提升APP的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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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工作中,這一類的行動端圖表則更多地反應在報表上,可能叫行動端報表,行動儀表板,抑或是行動[url=http://www.finereport.com/tw/]數據分析[/url],簡單來講就是把常見的報表、數據分析報告投到行動端,用於業績指標監控和業務數據查詢。主要的受用者是經理人和管理者。

那麼到底如何設計出實用簡潔的行動端報表呢?本文試著藉助FineReport[url=http://www.finereport.com/tw/]報表製作[/url]與BI[url=http://www.finereport.com/tw/]商業智慧[/url]軟體,運用設計APP的思路,設計一個能隨時隨地查看數據、分析數據的行動端報表。

就使用者而言,行動端報表講究隨時獲取,所以在設計上,需要避繁就簡,直擊重點。可以從基本元素設計、儀表板主頁布局設計、數據選擇、報表層級設計這4個維度來展開闡述。

[color=#0000ff][b]1、基本元素設計[/b][/color]

數字和圖形是主要組成元素,佔據了報絕大多數版面,要達到更好的展現效果就需要發揮不同元素的特長。

[b](1)數字[/b]

數字的表達,直觀、簡潔,且佔用空間少,是最直接展示方式。例如股票中的大盤數據,一眼就能看到市場的當前指數。

在行動儀表板場景中適合應用於重點業務指標的展示,在報表的最顯眼位置放入諸多重點數字可以快速地一覽業務的全貌。

其缺點在於無法更深入的了解數字的背後的趨勢,佔比,分布等更深層次的含義。

舉例一:應用於產品「健康」中的數字展示

[img]http://www.finereport.com/tw/wp-content/themes/BusinessNews/images/2017091102.jpg[/img]

(左側:APP圖片來源iphone自帶「健康」。右側:報表圖片來源於「行動端儀表板>>儀表板素材>>數字」)

舉例二:應用於股票產品中的數字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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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APP圖片來源於「雪球」。右側:報表圖片來源於「行動儀表板>>日/月報體系>>銀行運營日/月報」)

[b](2)圖形[/b]

圖形在數據內容的表達上表現的更豐富,在視覺上也能達到更好的效果。在行動儀表板場景中適合應用於業績達成率、重點指標走勢等,以便用戶對業績現狀與趨勢有更加直觀的把控。但是,圖在APP中佔用的屏幕空間相比而言較多,豎屏3個圖形已經佔據全屏,如何放置更多的數據,必須要從設計上入手。

① 瀑布流

從上至下排列圖表,此時要注意以稍大的篇幅突出重點數據,弱化次要數據,盡量讓主次數據的圖表類型不一致,建議每個模塊單獨採用一種圖表類型,這樣使得整個頁面層次清晰,內容豐富,減輕用戶對數據展示的疲勞度。

② 輪播展示功能

即在同一塊圖形展示區域內輪換展示圖表內容,有效節省行動端的展示空間,避免大量的縱向滑動。

[b](3)表格[/b]

由於手機屏幕大小的問題,行動端只適合一些欄位較少的表格,豎屏情況下,不宜超過6列,還要看每列的內容情況,如果數據內容很多,會顯得很擁簇,視覺效果會大打折扣。

在行動儀表板場景中,純表格並不適宜,原則是:善用,少用。

[b](4)數字與圖形的聯動[/b]

上文所述,圖佔用空間但內容表達豐富,數字直觀但缺乏解釋度,我們需要把它們結合到一起,通過各種功能讓數據內容表達具有關聯性,操作簡單,數據更易解讀。

數字和圖形的聯動,需要考慮使用的便利性。一般用戶的思路是,看到一個數值,還要想看更詳細的內容,例如趨勢、佔比、對比等,就需要圖表聯動的方式。

數字與圖形聯動方式:

① 上下聯動

圖置於屏幕最下方,保持常態,上方是各種不同的業務、場景指標,點擊後,圖形會隨點擊的業務數據內容變化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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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1:APP圖片來源於IPHONE「股票」。右2右3:報表圖片來源於「行動端儀表板>>儀表板素材>>數字和圖形聯動」)

② 左右對照

左圖右數或者右圖左數的排列方式,一般適用於儀表板,對業績達成進度進行視覺化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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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於「行動端儀表板>>儀表板主頁>>名片」)

② 上下對照

最常見的上數下圖的排列方式,常見的通過柱形圖、折線圖、餅圖等圖表製作來對業務數據的趨勢、佔比進行視覺化分析,這裡不再舉例。

[color=#0000ff][b]2、行動儀表板主頁布局設計[/b][/color]

有了報表的展現元素,現在需要一個合理的布局方式將其融合到一起,讓用戶能直觀、迅速地獲取自己所需的數據。

並且考慮層次的設計原則,能對不同的數據對象進行分解與鑽取。

這裡本著分層設計、合理布局的要素,提供了4種主頁的設計方案,讓數據在各種布局中體現層次感。

[b](1)流式布局[/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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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關鍵指標均以平鋪的方式展開,開發簡單,能夠快速一覽數據內容。每一項指標中用戶關注的內容元素均需要表達完整,單一指標項佔據的篇幅不小。

這種模式雖然簡單,但是由於不在此基礎上做跳轉等導航,用戶要不斷下滑才能查閱到所有的內容信息,會帶來內容越多,體驗越差的問題。

應用場景:指標不多,數據內容為高粒度匯總的情況

[b](2)名片+鑽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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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業務或者場景進行分類,每一個名片代表一個業務或場景,名片內體現高粒度匯總的數據(重要指標),這樣可以一覽所有業務以及場景的總體情況。點擊超鏈進入下一頁,查看當前業務或場景分類下的指標狀態,遵循層次由總到細的原則,依照數據內容的粒度層次依次傳遞。

與流式布局的區別在於:加入了層級的設計思路,第一層指標匯總層不需要做到面面俱到,用戶可以通過鑽取的方式來獲取該指標相關的更多信息。

應用場景:均可

[b](3)九宮格式[/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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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宮格的利用方式,和名片+導航的方式類似,每一個九宮格,都是一個入口,可以是一個模塊的指標項,可以是一個應用的入口。

應用場景:均可

[b](4)TAB模式[/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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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內容能夠切分成若干個部分,切分的邏輯可以是同一層級,也可以是不同層級的。

應用場景:多個業務模塊,單獨的業務模塊有單獨的數據分析需求

舉例1:可以是匯總、細分模式的分析(如原型圖所示)

舉例2:可以是公司X個不同業務模塊的數據分析(如demo圖所示)

舉例3:可以是銷售、生產、財務等不同業務範疇的數據分析

總的來說

行動儀表板的主頁布局可以是複雜多樣的,但是唯一核心不變的是在有限的屏幕里,最直觀、無成本地讓用戶獲取自己最關注的內容,並儘可能提供追本溯源的渠道。

[color=#0000ff][b]3、儀表板的數據選擇[/b][/color]

IT部門為管理者定製行動儀表板,報表的布局、美觀很重要,但是數據的有效性依然是第一位的,如果報表脫離了數據價值本身,那再好看也沒有任何意義,這裡的數據選擇不展開來細說,以後有機會會單獨拿出來闡明。

但是需要強調的是,數據的最大時間粒度需要以天為粒度,否則不會讓用戶產生關注數據的慾望,用戶粘性無法產生。

[color=#0000ff][b]4、主頁與其他報表的層級設計[/b][/color]

將數據分層,將界面分層,利用層級設計的原則,有幾樣好處:

可以讓數據內容有層次感,符合於用戶的瀏覽思路,由淺入深,由總至細,讓用戶快速獲取重要數據指標
便於用戶的交互體驗
便於許可權分配時,不至於大面積留白
主頁與其他報表設計中運用的層次關係:

[b](1)邏輯關係[/b]

按照由匯總到細節的方式去做邏輯層,引導用戶按照這種思路去尋找自己的數據需求(上述的主頁層級均按照此邏輯關係展開)。

例如股票APP中,大盤行情都是在第一層級上展示的,並且利用了數字的展示方式,可以在一屏中一覽當日的所有市場行情。點擊某一個板塊,進入到本板塊的內容,相當於進入了下一層級,然後點擊具體的某一隻股票,這樣一層層,瀏覽邏輯清晰。

股票APP中的層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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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有利就有弊。多層次的設計,意味著操作次數的增加,去回的路徑會很長。有些數據會埋藏的很深,如果層次設計的不到位,用戶可能都找不到想要的數據(建議不超過4層鑽取)。

我們需要在整體框架與局部功能的設計上來優化。多層次設計實際上是一個思想,層次的設計實現不見得按照切換頁面方式來實現,最終目的是簡化用戶操作。

[b](2)機構層級關係[/b]

除此以外,可以按照公司機構關係來確立層級關係。

例如在上述主頁中,不同層級機構管理者均有報表查看許可權,通過SQL進行數據許可權過濾,不同層級的用戶只能看到自己所在層級(所在部門)的數據內容

再例如銷售日、月報demo中,每一個不同層級的管理者均有自己的主頁,能看到不同層級的報表內容,集團領導看到分公司的數據並一直下鑽到最小部門;分公司領導能看到下屬部門數據並一直下鑽到最小部門,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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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設定層級模式,僅通過一張明細表格來展示數據,會產生大量空白,效果不盡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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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以數據分析APP設計的思路角度對行動儀表板設計的一些拆解和分析,本文的介紹邏輯是從元素到結構,由淺入深的過程。在實際落地過程中,需要全局把控,從報表結構、數據選擇、主頁設計,元素搭配組合等方面著手設計,循序漸進,是一項不簡單的工程。

不過既然是給老闆做的報表,必然是一個不斷打磨的過程~~

從「中國人自己領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工作」談起

週三, 九月 13. 2017

百年一瞬
從「中國人自己領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工作」談起
2017.09.11 田野考古科學史 回應 0
作者:洪廣冀

這篇是我的第二篇芭樂文。在第一篇的〈真理公車亭〉中,我說明了「實驗室」這個地點如何成為「科學事實」的生產地;在這篇芭樂文中,我將試著說明另一個科學事實的重要生產地:田野。

如果說自然科學家的養成端賴在實驗室中長期專注的工作,那麼,就不少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而言,這個專業養成所便是田野。的確,如果你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學徒,那麼,在你的必修中大概少不了一系列關於田野實作、田野倫理、田野方法論與田野調查等課程;如果你不是,在目前大學的教育體系中,你大有機會接觸到各式各樣以田野調查為核心的課程,從而明白田野工作強調的觀察、搜集資訊、以身為度、設身處地等原則並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專利,而是各行各業在解決問題時的根本態度。這就像並非每個人都有機緣成為科學家、還是得在義務教育中學習「理論-->假設-->實驗-->接受或拒絕假設-->理論」的科學方法一般,該如何「將生活化為一處田野、如人類學與社會學家般地思考」允為當代國民的基本素養。

不過,做為一個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研究者,當我聽著我的人類學與社會學朋友們娓娓道來他們的田野奇遇、秘辛與酸甜苦辣時,我感到好奇的是,為何這些「如何做田野」—或者,更準確地說,「田野如何做出來」—的細節幾乎不見於他們最後出版的民族誌與論文中?為何翻開一本民族誌時,你讀到的不是這些細節,而是在「田野上」發生的種種深具社會與文化意涵的現象,彷彿田野就是個裏頭裝著很多「事實」的抓娃娃機,田野工作者可做的便是仔細操控那機器手臂,從中抓取得以對特定理論做出貢獻的事實?


Caption
我對於田野工作的興趣並非來自「如何把田野做得更好」這樣規範性的考量,也非來自「田野工作的知識論基礎」如此科哲式的反思—我的問題意識是非常實際的,就像是科技與社會研究者為何一開始會把實驗室當成研究對象時的發問:科學家明明在實驗室中做很多的事,像是開會、用餐、寫計劃、在儀器上放乖乖、在中元普渡時祭拜因實驗被犧牲的猴子、白老鼠、渦蟲與大腸桿菌等,為何這些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行禮如儀的小事總不見於最後出版的事實中?

必須指出的,就某些深受地理學影響的科技與社會研究者而言,之所以對這些行禮如儀的小事感興趣,我們並不是站在一個建構論的立場,即認為這些小事建構、扭曲與形塑學者們發掘出來的科學事實—相反的,我們關心的是,如果說實驗室與田野是如此重要的科學知識的生產地,那麼,這個生產地本身是如何被做出來的?要回答此問題,我當然可以列舉一系列的理論洞見,說明空間既非舞台也非容器,空間既是權力也是社會關係本身等—但在此我只想指出一點:不論從英文還是中文,「田野」或 “field” 一詞均已隱含該空間不是片荒野(wilderness),而是被開墾或耕作過的(cultivated)。任何做過田野的人都知道田野是需要耕耘的,而田野工作絕不是在無人的荒野上開疆闢土、勇往直前地搜集事實。只是,當田野工作者往往把這個耕耘的過程放在幕後、為讀者端出晶瑩剔透的事實時,做為一個科技與社會的研究者,我感興趣的便是這個耕耘的過程;我想要證明,目前關於田野與田野工作的研究,關心的多是研究者在田野上做什麼,而非他們到底如何把田野做出來。

在九月十八日上午十點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演講中,我想談的便是這個田野培育的過程。我的講題是:一個「不尋常的古董收集者」:畢士博、李濟與「中國人自己領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工作」。延續我對田野與田野工作的興趣,我想分享的並非一九二零年代於中國的種種震驚國際的考古發現,而是當時的田野工作者如何將「中國」此夾帶眾多意涵的詞彙收斂為值得研究、能夠研究,且具不可替代性的 「田野」。

業配文的部分到此結束—在過來的篇幅中,我想談談的是,以田野工作為核心的科學是如此多,為何我會選擇考古學?簡單來說,我想說明的是,當科學家的幕後告白往往變成科技與社會研究者的起點時,做為一個科技與社會的研究者,即便我根本還沒站上舞台,我自認有責任先揭露我自己的幕後告白。

帷幕緩緩地降下了,我走到了台前。以下便是我的幕後告白。


前往安陽視察的傅斯年(資料來源:中研院歷史文物陳列館
http://museum.sinica.edu.tw/education_detail.php?id=14)
我研究的對象都是科學史上的名人;關心的都是這些名人是怎麼煉成的;取向都是名人之所以有名,絕對不會是因為他把手錶放在鍋裡煮、被蘋果打到頭、在火車上偷做實驗被打到耳聾之類的,而是反映了這些名人的「社會興趣」(social interest)。在以七百頁的博士論文寫完皮革匠之子Asa Gray如何變成美國植物學之父後,我現在關心的對象是哈佛人類學博士、中國考古學之父、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創所台柱、臺大人類學系奠基人的李濟。至於為什麼我會對李濟感興趣,故事得從二零零六年說起。

那時的我,剛被哈佛大學科學史系錄取,在忙著打包之際,我在唐山購得杜正勝先生的《新史學之路》(2004)一書,準備好好認識傅斯年、李濟等略有耳聞、但遲遲不見廬山真面目的學術界名人。雖然我不準備到哈佛攻讀中國科學史,甚至也沒打算涉獵中國史,我總在迷惘之際讀上幾頁杜先生的書,希望能從杜先生所說的「前賢的鏡鑒」中得到一些啟示。即是在這樣「以人為鑒」的過程中,李濟的形象逐漸生靈活現起來。例如,在 「新史學與中國考古學」一章中,杜先生如此評價李濟於一九二六年的西陰村考古工作:

中國人的科學考古當從1926年李濟發掘西陰村算起,至今超過七十年。以這年為基點,五年前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J. Gunnar Andersson)發覺仰韶村,創造中國第一個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的概念;三年後中央研究院在小屯展開大規模、有計劃的殷墟發掘,揭露三千多年前的王都。總而言之,1920年代可以說是中國科學考古發掘的時代。(頁174)
緊接著,杜先生便帶入「二十世紀中國的新史學」的兩大派別: 疑古與重建。「疑古派證成古人認定的古史其實只是春秋戰國秦漢人的古史觀而已」,杜先生寫道,「重建派則在樓臺拆毀後的空地上重拾一磚一瓦,以建構新的樓臺,其所依憑的材料大部分是考古的證據」(頁180)。杜先生認為李濟便是重建派的關鍵推手—而讓李濟得以以「考古證據」建構「新的樓臺」的關鍵推手則是傅斯年及其於一九二八年創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至於李濟加入史語所的淵源,杜先生在「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下)」中做了如下說明:

傅斯年創立的史語所既要「發達我國所能歐洲人所不能者,同時亦須竭力設法將歐洲所能我國人今尚未能者亦能之」。最終目的是要「後來居上」,勝過西方漢學家。凡能達此目的之學者,皆在傅斯年聘請之列。(頁148)
儘管傅斯年與李濟素無淵源,杜先生緊接著指出,從李濟自哈佛返國後的文章中,傅斯年看出這位三十出頭的年輕人「兼具有『我所能而歐洲人所不能,和歐洲人所能而亦能之』」的本事(頁148)。


田野中的李濟(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資源網
http://ndaip.sinica.edu.tw/content.
jsp?option_id=2441&index_info_id=2084)
不過,杜先生也提及,在史語所的創所三巨頭(即傅斯年、陳寅恪與李濟)中,李濟與「外國人共事經驗最多,感受也最深」。杜先生寫道:

李濟在十二年(1923)回國,十四年開始與福利爾藝術館(Freer Gallery)的畢士博(C. W. Bishop)合作,包括有名的西陰村史前遺址發掘。十七年底轉任史語所後,雙方合作關係依然持續。發掘安陽,斯密索利恩研究所(Smithsonian Institution)資助中央研究院經費,李濟建議研究院宜出津貼。他向傅斯年傾吐心聲,說明建言的心路歷程:

完全是因為一時心血來潮,想硬硬骨頭。同外國人(即畢士博—筆者按)做事,不能不如此扎扎腳。他們面子上雖說是很客氣,心裏總以老前輩自居;對於我們這種窮小子,只是提攜獎勵而已,而自己以為是站在無所不容的地位。這也未嘗不是實在情形,不過我們實在覺得難堪;自然,能擺脫他們的勢力幾分就擺脫幾分;實在沒法子,也只得像那『猿人』似的彎著脖子走走再說,耐性等著那『天演的』力量領著我們上那真真的人的路上去。也許我們的兒子(應該說我的)可以替我們出這口氣,希望總要有的。

李濟和陳寅恪一樣,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頁145-146)
對於即將負笈美國、到李濟的母校就讀的我來說,讀到杜先生的文字,自然感到熱血沸騰。當時的我還在臺大森林所念博士班,對於當時學術環境對本土博士的歧視感到不滿,將近而立之年還在靠報工讀生工資才可勉強餬口感到自慚;我認為我是是留著長髮的三井壽,對著眼鏡發出閃光的安西教練說「我想打球」。


研究室中的畢士博(資料來源:福利爾藝術館檔案室)


七年很快就過去了,當時的我是個一無所有的哈佛博士。依然對未來感到茫然。很幸運的,我在杜先生所說的「斯密索利恩研究所」(以下改稱史密森研究院)有了個做博士後的機會。很快地,我就發現了關於李濟與畢士博的巨大收藏。為了要從無止盡的焦慮中掙脫出來,我開始了我唯一會的定心之法:抄史料。

即是在日復一日的抄寫史料的過程中,我對於李濟與其置身的學術網絡開始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說,我會很好奇,為什麼在跟傅斯年抱怨外國人「面子上雖說是很客氣,心裏總以老前輩自居」的幾個月前,李濟會致信畢士博(日期為一九二八年八月十六日):

當我在十日離開你的時候,我的心情是糾結的,就像我在一九二三年離開溫哥華時一樣。在那個時點,我想我再也無法再訪美國—但不可能的事就在五年內發生了!人類的命運是多麼地難以逆料!在我待在美國這段時間,我不相信我已經說了夠多來謝謝你為我所做的。你知道很清楚,就像我也明白,有些感受是不能以詞語表達的。但至少我相信,在生命更高的國度中,地理界限並不存在。福利爾藝術館,萬歲!史密森研究院,萬歲!
同樣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八日,李濟又致信畢士博,告訴他已經決定辭去清華的職位,擔任甫成立的史語所考古主任,並前往安陽從事該所主持的殷墟挖掘。至於這個史語所到底是什麼樣的組織,李濟寫道:

在中國方面,該組織的催生者相當清楚地理解到,在近代科學的發展下,中國現在有多落後其他國家。同時間,他們對於現代國家在過去兩百年對中國所做的傷害幾乎是過分地敏感。所以,這是一種混和了急切的國族主義的「自卑情結」,使得整體情勢在中國方面難以處理。
緊接著,我又發現,與其說李濟在返國後是與畢士博「合作」,倒不如說他是畢士博手下的「博士後」。既然是博士後,就不時得應付老闆急著作出業績的壓力。例如,一九二七年三月二一日,畢士博致信李濟,指出若李濟不能在今年春天「秀出成果」的話,負責掌管福利爾遺產之應用方式的委員會將會拒絕撥給經費—也就是說,已經有個好的開始的西陰村挖掘將會無以為繼。李濟則於三月二十三日回信,表示他並不清楚「秀出成果」到底是指要他趕快完成西陰村的挖掘報告,還是要他趕快出田野。就他而言,李濟寫道,他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狀況」(a very embarrassed situation):他在清華的職位「多少是在臨時的基礎上」(more or less on a tentative basis),導致他必須教學來正當化他的位置;而同樣的,他與福利爾藝術館的聯繫也從未正式地確立。如果說羅紀不願意繼續支持他的考古事業,李濟寫道,他猜他應該就會失業了—因為清華沒辦法給他一個正式的職位。不過李濟說他對此不會過於擔心—因為「在中國疆界中,我想去那就去那」(I can go almost anywhere inside the boundary of China)。即便如此,李濟說他還是想知道他到底該做什麼以避免這樣的結果。


李濟於一九二六年主持西陰村挖掘時拍下的照片
(資料來源:福利爾術館檔案室)
相較於撰寫《新史學之路》時的杜先生,我自認為還在學術底層掙扎的我更能理解一九二零年代的李濟(至少我可以看到杜先生當時無法看到的外文檔案)。九月十八日當天,我要說的不是個寒窗十年終於一舉成名的讀書人,而是個長袖善舞、左右逢源卻又知所進退的學術工作者(持平而言,在李濟曾主持的考古挖掘中,沒有一件古物流失到畢士博手裏);我所體會的史語所,至少在創設初期,不是什麼與世隔絕的修道院,而是江湖好漢雲集的梁山泊。

之所以說創設初期的史語所是梁山泊—或者,更一般地說,以傅斯年、李濟等知識份子為中心的學術社群是梁山泊,目的在於強調,在那個外有手握豐沛資源的外國科研機構進駐、內有虎視眈眈的社會觀察家認為與外國機構合作即是賣國的年代,傅斯年與李濟等知識份子必得施展一些手段,才能在這內外夾攻下長出一點中國學術的主體性。

舉例來說,一九三零年二月,當畢士博來到北京,面會傅斯年,準備驗收已花了史密森研究院三千八百多美金、且由該院一手栽培之李濟主導的安陽挖掘,甚至據此要求分享安陽挖掘的 “credit” 時,他遭遇到傅斯年悍然地拒絕。面對畢士博的質問,傅斯年表示,安陽挖掘自始自終便是史語所構思與主導的事業,是史密森研究院自願提供經費,史語所並未主動要求;至於李濟,雖說在其主導安陽第二次挖掘期間(一九二九年),李濟的薪水是由史語所與史密森研究院共同支付,但這也是史密森研究院自願負擔李濟一半的薪水,與史語所無關。

畢士博大為震怒。在一封給福利爾藝術館館長羅紀(John E. Lodge, 1876-1942)的信中(日期為一九三一年五月八日),畢士博忿忿地寫道,他終於明白,傅斯年之流自始自終便不打算與史密森研究院合作。他會著手準備一份文件,畢士博宣稱,詳列史密森研究院與史語所的衝突始末,且在將之公開前,寄給傅斯年存參。一旦看到這文件,畢士博寫道,他預期傅斯年會羞愧地在口袋中裝滿重物,跳北海(北京北海公園;過去史語所的所在地)自殺。


李濟於一九二六年主持西陰村挖掘時拍下的照片
(資料來源:福利爾術館檔案室)


我與考古學的糾纏並未隨著我的博士後時期的結束而結束。二零一六年 秋天,我有個可與活生生的考古學者共事的機會。「環境史導論」是我在臺大地理系任教以來首開的課程之一。在教過一學期後,我深深覺得,如果說環境史這門學問便是探索在歷史上的人地關係的話,歷史學者能處理的了不起數百年—與目前所知之智人的歷史昔比,可說是百年一瞬。因緣際會下,我認識了臺大人類系的江芝華老師,我們一同構思了環境史的新課綱:

相較於臺大類似的課程,「環境史導論」的特色在於其時空的縱深。從距今約兩百五十萬年至一萬一千年前的更新世(Pleistocene)出發,我們將一路往下追溯至十八世紀至今的「人類世」(Anthropocene)。我們不僅會討論智人(Homo sapiens)的演化,以及該物種與環境間的互動如何創造了所謂的「文明」;我們也會針對這群「文明化」後的智人如何在十八世紀以降發動了工業化,乃至於建立「資本主義」此生產模式,從而激烈地改變了地球環境,讓當前的地質學者陷入究竟要不要讓「人類世」列入正式地質年代的爭辯。結合考古學與歷史地理學的視野,「環境史導論」邀請各位同學一同來省思人類做為一個物種的過去,並據此思考我們到底有沒有—或者需不需要—一個共同的未來。
至於同學們的學期作業時,江老師提議,據她所知,是年下半年,會有支西班牙的考古團隊來到基隆的和平島從事考古挖掘,同學或可以在旁參與觀察,從中了解考故學家到底在現場都做些什麼?對於已經深陷在畢士博、李濟、史語所與史密森研究院之恩怨情仇的我來說,這當然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於是,當西班牙考古團隊在一家水餃店對面的停車場上搭起棚子、以電鋸破開堅硬的柏油路面時,我們已在現場守候。隨後幾個月,我們跟著這群西班牙人,緊盯著他們的一舉一動,試著以攝影機來說一個故事:不是一個關於這群考古學家到底從地下挖出多少寶藏的故事,而是一個關於停車場是如何轉化為考古田野的故事。

是的,寫到最後,這還是一篇業配文。現在帷幕緩緩地昇上了,燈光已經熄滅。現請各位觀賞這部由環境史導論師生自製的紀錄片:百年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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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廣冀 百年一瞬:從「中國人自己領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工作」談起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12)

我媽對我說,我們是來自中國的「山地人」

週三, 九月 13. 2017

我媽對我說,我們是來自中國的「山地人」
BY 讀者投書 · 2017/09/12

1960 年代的緬甸勐勇,最左的少女即為筆者的外婆。最左應為游擊部隊二軍軍長吳祖伯,後面兩位是台灣派去的教導總隊人員。1960 年代的緬甸勐勇,最左的少女即為筆者的外婆。最左應為游擊部隊二軍軍長吳祖伯,後面兩位是台灣派去的教導總隊人員。



「對阿!我們是山地人⋯⋯ 你外婆的媽媽是巫師。」兒時媽媽的一句話,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腦海。但一直到我 21 歲的那年,我才從舅公和表舅口中,第一次知道那個藏在我內心很久且不得而知的身分 —— 阿卡族。



「我們是南坎阿卡列(廖)車股*。南坎*(音近似:Na Kha)(註1)是我們的祖居地,在現在雲南西雙版納勐海縣內的南坎寨。在中國,我們這一族被叫做哈尼族(編按1),在西雙版納被特別叫做僾尼族,其實就是我們「阿卡」(編按2)。列(廖)車股*是我們的姓,少數民族的姓,是祖先流傳下來的⋯⋯」

也是在那個時候,我才真正知道帶我長大的外婆真正的名字叫做「布珠」*,阿卡話的意思是白白淨淨的小女孩。



被中華民國騙出自己的家鄉,我們的轉型正義何在?

為了這個不知道哪裡來的軍隊,他們離開自己的部落、族人與土地,他們的歷史正義在哪裡?「小弟我跟你講我怎麼出來的,那時候游擊隊到我們村子裡面來,他等於是招兵買馬啦!管你幾歲都給你抓來,給你排隊,他用騙的手段!

那個時候我們村子是真的需要槍,然後他說:『我帶你們去拿槍!』我大哥就跟我講「你不要去」,我沒聽,結果越走越遠⋯⋯ 過了幾條江。越走越遠,回不去了!⋯⋯」佤族的李大爹幾近憤怒地跟我講了這段話。聽著他敘述著當年如何從雲南瀾滄縣內的一個小部落被「騙」出自己的家鄉,我不禁問自己,到底有多少的少數民族耆老遭遇過這樣的對待?

「我跟我老公差了 40 歲,那不是願意的,是勉勉強強⋯⋯」講起這段搶婚過往,傣族(擺夷)的玉大媽眼神中透露的無奈,訴說著許許多多滇緬少數民族大媽們的共同生命經驗。講著家鄉西雙版納的潑水節,玉大媽開始與我唱跳起擺夷歌舞,與我的姨婆講起兒時模糊記憶中的擺夷話,「這個語言真的還沒有死亡!」我內心不禁一陣心酸,想著她們真的是台灣這塊土地上僅存的滇緬少數民族耆老,她們身上背負的是一段中華民國在建立過程中被埋沒的不正義。

我們的語言還沒有消失(註2),但正在隨著老人家的身影,離我們越來越遠。



台灣原住民族在總統道歉後,開啟了轉型正義的各項政策。但我們滇緬少數民族當年為了中華民國在異域叢林奮戰,少男被抓去當幼年兵,10 歲的孩子背著跟自己一樣重量的彈藥。少女不到 15 歲就被搶婚,在逃難的時候臨盆生產。

為了這個不知道哪裡來的軍隊,他們離開自己的部落、族人與土地,他們的歷史正義在哪裡?



我們被歷史遺忘,但我們從未遺忘自己

從沒想過媽媽兒時的一句「我們是山地人」,背後所蘊藏的是深刻的族群文化與歷史記憶,而我們正是那一群在歷史中被遺忘的人。「來的時候都很小,什麼阿卡、擺夷、老黑⋯⋯ 不記得了。」老人家每每講起自己的族群身份,總是會先講這句。

但真的是如此嗎?



邊放著我從西雙版納阿卡族部落朋友傳來的音樂,我的舅公與表舅不約而同地都唱出了一首阿卡族男女對唱的情歌:「『Osha mia lee amee o』*,意思就是『我好痛苦啊,是為了思念妳好痛苦!』男的唱給女的聽是『Amee』(阿悶)*,amee 是女人;女的唱給男的聽就是『阿威』*⋯⋯ 因為我們阿卡工作的時候,有的時候是中間隔了一個河谷,兩個山面對面嘛!這邊山唱歌對面也聽得到啊!他所思念的人在那邊他就唱啊!」

不只是歌曲,許多阿卡族重要的生活文化習俗,老人家其實也都記得很清楚,我的表舅甚至能夠追述五代祖先的名字,還能清楚講述禁止生雙胞胎的習俗。


「雙胞胎是鬼,不能要。」

「生雙胞胎給他弄死,拿那個我們在家裡面燒木材的灰,用那個灰把那兩個小孩給悶死,悶死拿去丟掉;然後他一家人不管有幾口,趕出這個村莊,去外面流浪一年⋯⋯ 這一年,任何人都不能跟他們講話,不能跟他們接觸。它的理由很簡單,我們阿卡講『錯呸』(tsaw peh),就是鬼附身,邪靈附身。就因為邪靈附身,你們那個家才會生兩個小孩,所以把你們整個家趕出去⋯⋯ 流浪,等你們把這個邪的東西弄乾淨,才可以回來。」

聽著家中耆老講著在泰國北部的親戚,講著當年逃難之前兒時在緬甸時的部落童年生活,我像是重新認識了自己,認識了我的家人 —— 從沒想過媽媽兒時的一句『我們是山地人』,背後所蘊藏的是深刻的族群文化與歷史記憶,而我們正是那一群在歷史中被遺忘的人。



除了平埔族群,別忘記我們;僅以此篇與原住民朋友和廣大的社會大眾分享。

並敬我已逝的外婆與所有在那個時代遭遇苦難的人們。

語言和文化並未消失,需要的是紀錄與傳承。

1960 年代的緬甸勐勇,最左的少女即為筆者的外婆。最左應為游擊部隊二軍軍長吳祖伯,後面兩位是台灣派去的教導總隊人員。
1960 年代的緬甸勐勇,最左的少女即為筆者的外婆。最左應為游擊部隊二軍軍長吳祖伯,後面兩位是台灣派去的教導總隊人員。


附註

所有*皆為族語,暫時無法以正確的羅馬拼音紀錄,若有相關語言學、人類學專業的專家有興趣,歡迎隨時來信聯繫,若能提供協助,感激不盡。
仍有部分耆老能夠完整、流利地以擺夷話溝通。


編按

在中國,阿卡族被稱為哈尼族(Hani),列名中國第 16 大民族,在文獻有「和夷」、「和蠻」、「和泥」、「離泥」、「倭泥」、「哈尼」、「斡泥」等外稱。祖居地為中國雲南,目前在緬甸、寮國、泰國、越南等國均有族人分佈,總人口約 175 萬。
一說,阿卡族(Akha)意思是「我是遠方來的人」。


延伸閱讀

行政院將正名平埔!但你知道為何是「平埔原住民」而非「平地原住民」嗎?
草莽沒有錯,草包才是問題──為什麼民進黨不應分開處理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關於作者

張博濤,台大森林系,大學時期遇見人類學後對原住民族土地議題甚感興趣。兒時曾被阿卡族的外婆在龍潭的干城五村帶大,但遲遲到這一年才解開自己的身世之謎。希望能逐漸投入族群文化的復振和耆老歷史的重新撰寫,回到異域尋根。

目前正希望能以紀錄片和書籍的方式重新記錄,期盼能找到與自己一樣有這樣血緣的人一起投入,歡迎以臉書方式聯繫瑪努文化工作室。

米田堡讓阿美族運動一級棒?遺傳影響表現,莫過度解讀

週三, 九月 13. 2017

米田堡讓阿美族運動一級棒?遺傳影響表現,莫過度解讀
BY 寒波 · 2017/08/31

世大運田徑男子百公尺金牌 Foting(楊俊瀚)本屆世大運田徑男子百公尺金牌 Foting(楊俊瀚)(Credit:《有線洄瀾》/CC licensed)


本屆世大運在台灣舉辦,本土選手表現亮眼,引發討論熱潮。台灣選手如此優秀,有學者提到和「米田堡血型」有關,該如何解讀?

「黃人勤奮、黑人懶惰、原住民擅長運動……」在這個人種、種族、刻板印象滿天飛的社會,討論此議題很容易歪掉、誤會,不過也能趁機探討幾個觀念,希望各位讀者看完,能有些收獲。



我講的族群,可能不是你想的族群

遺傳學研究中的「族群」是什麼?台灣人習以為常用「黑人」、「白人」、「黃人」描述「人種」,可是遺傳學上,它們都不是精確的科學用語,也幾乎沒有嚴謹的論文會如此表達。

為了進行研究,以各種標準將人歸類是必要的。比方說以地理區分,住在東北亞地區的人叫作「東北亞族群」、住在歐洲的人叫「歐洲族群」。也能以「ethnic group」稱呼,像是「泰雅族人」、「漢人」(個人認為最達意,卻仍不夠好的翻譯是「民族」)。



藉由各種歸類法,可以得到不同的意義,傳達不同的訊息,但一種歸類,就是一個架構下的一種分類,僅僅如此,也只該如此而已,切莫混用不同的架構,又延伸解讀。比方說常見的刻板印象:猶太人就是聰明,擅長理財。



一種基因,一個人,一個族群

談「特定基因型」時,區分族群沒什麼意義 —— 對一個人而言,一種基因版本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跟他是什麼人,能歸類為什麼族群無關。遺傳與個人的關係,可以分成兩個方向探討。一方面,談「特定基因型」時,區分族群沒什麼意義 —— 對一個人而言,一種基因版本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跟他是什麼人,能歸類為什麼族群無關。比方說,一個人不管祖先是誰,其 Rh 血型陽性就是陽性、陰性就是陰性;輸血的時候不用管他是什麼人,管他 Rh 是不是陰性就好。

另一方面,比較不同族群的 DNA,的確可以發現許多遺傳變異,在某些族群中比例特別高。演化上看來,可能是隨機因素,如遺傳漂變或瓶頸效應,造成一種基因版本,在某族群中就是這麼普遍;也可能受到天擇影響,例如某基因曾對該族群生存有利,有助於適應其特定環境。(如研究很多的經典案例:EPAS1 基因與圖博人的高海拔適應〈丹尼索瓦人(下):翻轉人類演化學的古人種〉)



米田堡血型讓阿美族運動能力一級棒嗎?

遺傳適應(genetic adaptation)是研究遺傳學時,十分常見的題材,然而少數基因型和特定表現型之間的關係相當複雜。要如何思考擁有某一基因型,和成為體育健將的關係?把「體育」換成「考試」、「語言」等等項目,就不難理解了。


某些基因勢必會影響體育、考試、語言、唱歌等各方面的表現,然而從 DNA 到某一複雜、長期的行為表現,之間有太多影響因素。要得知兩者間有相關性,相對容易,但是要證實因果關係,卻十分困難。

阿美族中比例特別高的米田堡血型,的確在一些嚴謹的實驗設計中,證實與生理作用有關。然而要連結到特定情境中的表現,例如「日本官員找各地方台灣人來做苦力、開墾建設,曾比較台灣各種族的勞動成效,發現阿美族人最能耐『苦力』。這生理上的原因,百年後我們終於找到了」,絕對是過度解讀。



與人有關的議題,謹慎,再謹慎

對遺傳的過度解讀,可以演變為科學家與原住民族間產生誤解,水火不容的禍根。此一方面,馬偕醫院輸血醫學實驗室,與林媽利醫師有關的研究團隊,或許有更深刻的體悟才是。

米田堡血型是台灣某些族群的特色,無疑值得投入更多資源研究。此基因型可能與運動能力有關,毋庸置疑,但是此問題牽涉到複雜的人類行為,研究者談論時務必謹慎,再謹慎。



值得一提的是,某群人為什麼出產許多運動健將,可以由多元角度探討,而科學在其中絕對有其一席之地。假如以社會學角度出發,覺得遺傳學無關緊要,那是張飛打岳飛。要全面思考這些問題,社會學不可缺席,但社會學能提供的不過就一種看法,一種意識形態而已。

(本文作者為寒波,原刊於《新公民議會》。非經同意,不得轉載。)


世大運男子 100 公尺金牌 Foting(楊俊瀚)是阿美族人。 (翻攝自《東森新聞》)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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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索瓦人(下):翻轉人類演化學的古人種(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


關於作者

寒波,生命科學碩士、文學與電影愛好者、戳樂黨員,主要興趣為演化,希望把好東西介紹給大家。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同名粉絲團《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