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權與轉型正義」

週四, 九月 7. 2017

明天9/8是台大政治系的黃長玲老師
她常年研究轉型正義
曾擔任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
請大家一定要來聽喔~
9/8(五)1930捷運台大醫院站一號出口
「群體權與轉型正義」
黃長玲 台大政治系教授
+巴奈教你唱古老的歌

「mailumah-新武呂溪流域布農傳統家屋測繪」

週四, 九月 7. 2017

「mailumah-新武呂溪流域布農傳統家屋測繪」
是我和伙伴們今年申請的一個計劃,很需要大家幫忙投票(求~~
投票網址→http://www.taiwan4718.tw/event_new/vote_detail.php…
進入網頁後請記得先登入FB(右上角),再按下「我要投票」噢!

作為一位原住民布農青年,該如何訴說自己的身分?
因為沒有文字,我們的歷史寫在別人的筆上被扭曲、被想像,布農族不是沒有歷史,我們的歷史寫在我們所居住過的地方。
2013年開始,我跟著父兄長輩一次次的穿越山林找尋祖先的足跡,新武呂溪上游正是我們布農族自18世紀以來的故鄉,有著一座座的石板屋部落,家族之間透過聯姻與貿易交織為細密的社會網絡。

我們希望能夠書寫並測量這一座座的老部落,回到老家生活並用身體去記錄祖先的空間,將結合耆老的口述與生命經驗史以及考古學的科學研究書寫出屬於我們自己的歷史。

請支持我們的朋友幫忙花一點點時間投票,並分享幫忙拉更多的票,uninang~

[骨骸:關於死亡、挖掘與爭議]

週四, 九月 7. 2017

[骨骸:關於死亡、挖掘與爭議]

台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童元昭、黃維晨、巫淑蘭

馬遠布農族遺骸爭議,在近日的協調會上有了正面的發展。根據2008年的紀錄,台大醫學院解剖科藏有約1,580具/件人體遺骸,其中207具/件來自原住民族中的五個族群,120具/件得來自兩個平埔族群,其他多數為福佬人,亦有客家人的遺骸。或許我們可以試著把眼光由當前的爭議拉寬放遠,去探問遺骸主人如何死亡,遺骸何以被挖掘,而有機會一窺知識、國家、歷史與地方記憶間的關聯。

人種學/體質人類學的網絡-歐洲、日本、台北帝大與其他醫學院與博物館

台大醫學院解剖科所收藏的骨骸主要來自台北帝大醫學部。醫學部於1936年成立後,便聘任金關丈夫擔任解剖學第二講座的教授,負責解剖學的教學,並從事台灣各族群的「人類學」研究,其中人體測量的方法,對象包含活著的人與亡者遺骸。

金關丈夫帶領的研究方向,在日本與德國體系都稱為「人類學」,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體質人類學。在同一體制下,則以民族學來指稱社會/文化人類學。二次大戰前的體質人類學研究,以人體特定部位的測量建立指數,作為種族分類的參考,愈多不同「人種」的測量數據,有助於建立對特定「人種」的認識,並釐清其間的關係。此時的「人種」研究,由於人種分類過於簡化等問題,後世的學界甚至提出「科學的種族主義」的評論。

這一研究方向,並非台灣所特有,當時台灣學界不只是參考如慕尼黑大學體質人類學家Rudolf Martin發展出的判定骨骼性別及年齡的方法,Martin的研究室據傳也收藏有近70個基隆福佬人的頭骨。歐洲,日本的學術機構/博物館也零星收有來自台灣的頭骨,過程幾經轉贈、買賣,顯示出它在當時學術意義上的珍稀性,從而窺見當時軍人、醫生與解剖學家及收藏家間的政經及人際的網絡。 

台灣體質人類學的發展與擴張,從人際網絡來看也體現了這樣的性質。台北帝大改制後,金關丈夫留用至1949年,他的同事中有教授繼續留在台大,也有人去他地,創辦醫學院解剖科,並發展體質人類學,延續了金關丈夫的研究方向與方法,也因而收集亡者的骨骸。在這研究傳統下,團隊的成果豐碩,也曾被邀至第八屆「世界人類學學會年會」發表演說。不過隨著新的研究視野與方法的引入,過去重視測量的人種學/體質人類學研究方式便逐漸淡出舞台。

城市擴張中的「廢棄墓地」/「無緣墓地」的整理

在近年火葬取代土葬之前,土葬的用地來源與規範一直是政府治理的難題之一。人口增加,城市向原先人煙稀少處(包括墓地)擴展,導致需要整理墓地以騰作他用。比如在1936年,金關開始台北帝大生涯的同年,嘉義市發展的過程中,拆遷了東區的墓地後,設置了學校,公園等公共設施。

金關丈夫於到任後積極尋求亡者的骨骸,多數便是透過挖掘廢棄墓地而取得。金關所收集的福佬人、客家人及平埔族群骨骸,來自西部的基隆、松山、烏牛欄、彰化、員林、西螺、太保、水上、長治與竹南等地的「廢棄墓地」或「無緣墓地」(無主墳)。雖然解剖學教室的出版物中並未述及開挖墳骨的脈絡,金關的挖掘活動可能與城市擴張過程中的「整理墓地」工作相呼應。

當進行公共工程需要挖動墳墓時,漢人一般會以萬善堂或有應公祠一類的陰廟安置無主骨骸並定期祭祀。嘉義市東區被拆遷的一萬多座墳,則由政府及各姓宗親會出錢,修建了一座納骨塔,留下了崇靈堂碑記記述。顯示官方主導的墓地拆遷,也以納骨塔的方式安置骨骸。但在一些我們尚不明瞭的情況下,金關團隊在挖掘墳墓後,得以將骨骸帶回到解剖科作為研究資料。

武裝鎮壓下幾經易手的骨骸

雖然金關曾表示台大解剖學研究室內所有種族的骨骼都是墳墓骨,但在金關到任之前,已經有醫生、警察、甚至人類學者開始收集台灣不同族群的人體骨骼,幾經輾轉,有些進入台大醫學院。

台大解剖科的部分骨骼承繼自創立於1899年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收藏。此校歷經數次改名改制後,於1936年併入台北帝大,改制為附屬醫學專門部。醫學校職員中,於1904-1909年間任職病理學/解剖學教授的今裕就極為主動的尋找人骨。爬梳已出版的論文,可以由幾個例子,看出20世紀初社會氣氛與醫學校官方/學校/醫學的位階。

在足立文太郎1907年的文章中,可知有數位南澳群、馬武督群泰雅族人與七腳川社人,直接或間接亡於軍隊鎮壓行動,亦有因未知原因被殺者,被今裕得知其埋葬地點後自行前往挖掘取走骨骸。有一位在台北醫學校附屬台北病院因結核病死亡的大嵙崁群泰雅族人,甚至遭今裕在病理解剖後製成骨骸標本。上述例子應發生在1904-1906年間,今裕留學德國之前。今裕為什麼會知道哪裡有人死亡?為何知道亡者埋身之所?文獻中並沒有紀錄,推測是透過日本軍方/警察而得知。
解剖科與官方/警察的合作關係,略可以由霧社事件中亡者遺骸的入藏過程摸索。金關於1936年4月開始帝大的職務,7月便至霧社發掘歿於1931年4月第二次霧社事件的亡者。據說當時是由霧社駐在所的警察協助將挖掘出的骨骸寄給金關。當地警察接著也將陸續發現的1930年5月霧社事件的亡者骨骸,一併寄給解剖科。甚至霧社事件後病故於埔里警察所的兩位族人,其遺體之後也被挖掘寄送。

骨骸的新課題

馬遠後人猶有人記得當年挖掘的過程,霧社後人也有著對當年遺骸外流的記憶,除了這些少數鮮明的例子,幾個取得超過百具遺骸的地方還留有對大規模墓塚的印象嗎?是戰爭?還是疫病?地方對金關團隊取骨曾感到困惑,或造成傷痛或困擾嗎?是我們對祖先的記憶出現了缺口,還是我們所知的歷史僅是倖存者的版本呢?地方是否以其他、隱晦的形式保留了關於墓葬與挖掘的歷史記憶?醫學院解剖科所藏的1,580具/件人體遺骸,遍及閩客原各台灣族群以及琉球與海南島,在倫理之外,或許帶來更多值得深究的問題,如死亡與地方記憶,如殖民與傷痛。

近代醫學教育建立後,醫學校便有大體解剖課程,早期雖不如今天對「大體老師」的尊重,但總督府醫學校也曾在1902至1926年間舉行三次祭典,安慰在醫學人才養成上奉獻的1,064位亡者。多年後的21世紀,相關研究單位也許可以重新思索,如何安慰生者,與生者和解。

今年6月初,兩個澳洲博物館同意將收藏的愛努人骨骸歸還給所屬社群。愛努人訴求返還先人遺骨已有一段時間,雖不乏波折,但已然有所進展。啟發自愛努人的努力,琉球人也於6月5日成立「琉球民族遺骨返還研究會」,訴求返還流落各學術機構的琉球人骨骸,其中也包含台大所藏的數十具/個。僅僅參考我們週邊熟悉的地方,不須回溯到西方幾個經典的例子,已可知解剖學/人種學在二次大戰前的人骨需求與當前返還的訴求都是跨區域的時代議題,而人骨遺骸是我們當前的歷史課題,讓我們一起來正視並追索先人所給予的線索吧!

園˙ 緣˙圓:悼念人類學者李亦園院士

週四, 九月 7. 2017

民族所所長胡台麗寫了一篇追思文[園˙緣˙圓:悼念人類學者李亦園院士],原刊於2017年6月出版之《文訊》雜誌,第380期,頁79-83。現轉錄在這裡
園˙ 緣˙圓:悼念人類學者李亦園院士

李亦園師走了的消息傳來時,我才抵達美東新英格蘭地區不久,準備參加布朗大學的會議。春寒料峭,整城盛放著如霜似雪源自中國的豆梨花,還間雜著花枝飄垂款擺的粉紅色哭櫻。滿溢不捨與悲痛之情,我在花樹旁徘徊又徘徊,那種奪目的淒美,如此驚心,像是為曾經在此地區駐留的李先生獻上一首春之悼歌。逗留期間,是怎樣的巧合和心神呼應,我在朋友帶領下,來到亦園師當年留學的哈佛大學,進入收藏大量考古學和民族學文物的Peabody博物館參觀,並調閱了十四件置於庫房的台灣泰雅族織品。
當博物館員在我眼前將一件件年代久遠的織品展開,我發出了驚嘆聲,也連想起亦園師與原住民,特別是泰雅族的情緣。他於1955年中研院民族所成立之初,便跟隨凌純聲所長展開來義鄉排灣族田野調查和文物採集,也參與馬太安阿美族調查的規劃。1958年,李先生得到哈燕社獎學金,前往哈佛大學人類學系進修。1960年獲得碩士學位後便在凌先生催促下返台,協助推展研究計畫。亦園師哈佛歸來後擔任總主持人的第一個田野調查計畫便是宜蘭縣南澳鄉泰雅族研究,完成厚厚兩冊「南澳的泰雅人」民族誌。他提到當年在南澳做田野時曾不斷換車,再步行九小時才進入孤處深山、通訊困難的金洋村。有次抵達後託下山的村人帶信報平安,對方卻忘了寄出,讓家人和凌純聲先生焦急得差點派人上山搜索。李先生說他「入山」時間超過半年,對泰雅族的感情特別濃厚,金洋村的長老並為他取了一個泰雅名字Takun。
當年李先生等民族所前輩在南澳泰雅族收了不少織品飾物和用具,入藏民族所博物館。今年二月初有南澳的泰雅族織女申請來民族所觀看、研究南澳織品,希望能分析織法,複製和用於教學。我隨著織女們一起在民族所博物館欣賞這批美不勝收的泰雅織品,有很多感觸。Peabody博物館收藏的織品中有幾件來自霧社,讓我不禁憶起另一起事件:亦園師在1973年兼任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代主任期間,曾寫信給閻振興校長,促成霧社事件主角莫那魯道的遺骸(總督府1934年移送台北帝大即台大保存)從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的標本簿上註銷,歸葬家鄉霧社。在晚近反思和文物回歸的浪潮中,世界各地博物館重新檢視與原住民社會的關係。李先生等前輩學者如知道民族所當年收藏的文物除了供學界研究,還能夠啟發原住民後代文化的傳承和創新,一定會很欣慰。亦園師的兒子李子寧也踏入人類學領域,擔任國立台灣博物館人類學組組長,積極推動原住民文物返鄉展示,是極優秀的接棒人。
我稱李先生老師,但大學時代是台大歷史系而非考古人類學系(後改為人類學系)的學生。由於對人類學產生濃厚興趣,便選修了亦園師在人類學系開的課,還不時懷著仰慕之心,到南港中研院民族所上課和借書。李先生1948年從泉州來台投考台大時進入的是歷史系,唸完兩年後才決定轉入較晚成立的考古人類學系,成為人類學系第一屆畢業生。也許同樣有歷史系的經驗,他對於我這位來自歷史系的學生非常關注和鼓勵。記得我在課堂上繳「應用人類學」期末考卷時,李先生對我說:「你如果要申請國外大學人類學系攻讀學位,我願意幫你寫推薦信」。李先生於民族所退休後,有一天來到我研究室,手中拿了一份我當年手寫的「應用人類學」試卷,說是他在整理檔案時發現的,交還給我保存。我接過發黃的試卷,一時說不出話來。
具有領袖魅力的李先生常在言行舉止中給予後輩包容而溫暖的支持,這是我最為感念之處。在學問上他雖然自己有所好,但很能欣賞別人不同的發展,並不要求學生亦步亦趨地成為他個人研究方向的追隨者。我英文博士論文My Mother-in-law’s Villag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Change in Taiwan出版前先出了個人第一本以短篇小說和報導文學筆法書寫的中文《媳婦入門》一書,請亦園師寫序。他謙稱自己習慣以專業「硬筆」寫作,寫這篇序有澀筆之感。其實,李先生的文筆非常好,發表了許多情理兼具的曉暢文章,擅於將人類學理念深入淺出地傳給一般大眾。他對於我異於尋常的嚐試給予很大肯定,認為書中文章將人類學的「心」與文學的「筆」結合,既能夠用研究者主位觀點「神入」研究對象的世界,又能以客位立場做到「神出」的境界,對在台灣農村的所見所聞作一科學又存在於文化脈絡中的合理解釋。雖為溢美之詞,但對當時年輕的我產生非常大的鼓舞作用,敢於作更多像拍攝民族誌紀錄片等實驗。
亦園師的寬廣胸襟和識見讓他成為許多領域的開拓者,無論在學術或學術行政工作上都有很多建樹。泰雅族研究之後,李先生展開漢族研究。他先在彰化海邊的泉州厝村落做田野,對於村廟中的「童乩」現象特別感興趣,為漢人民間宗教研究開拓新境界。我記得在台大修課時曾在李先生引領下到基隆路一間神壇看童乩附身舞動的民俗治療活動,給予我很大的震撼。亦園師也是台灣海外華人研究的先驅。他1966年前往馬來亞的麻坡鎮做田野,出版了《一個移植的市鎮》專書。1968年李先生擔任民族所副所長,同時接受中研院院長託付,成為最年輕的代理總幹事,有不少革新之舉。1970年他接續凌純聲先生,成為民族所第二任所長,並以合聘身份在台大人類學系任教。亦園師大力提倡將人類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學門整合的行為科學,在台灣人文和社會科學界掀起一股新浪潮。其間出版的最受矚目且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他和楊國樞合編的《中國人的性格》。李先生除了忙碌的行政和教學工作,1982年還接受台灣省民政廳委託,主持一個應用人類學式的研究,完成《山地行政政策之研究與評估報告》。一般公認是那時代對原住民政策改進和原住民族群意識提升最有影響力的一本書,也促成解嚴後中央級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成立。
亦園師於1984年為國立清華大學設立「人文社會學院」,擔任院長。他邀請我去該學院新成立的社會人類學研究所(後分立為人類學研究所和社會學研究所)開課,我因此有機會身歷其境,體察他開疆闢土的氣魄和才幹。李先生清大人社院院長六年任期將滿之際,於1989年又受邀籌設另一重要的民間財團法人機構:蔣經國基金會。他說:雖然冠以一個政治人物的名字,但執行的卻是純學術的工作,在國際間以經費資助,推動漢學研究、中國研究和台灣研究。在他宏觀、縝密、純學術考量的領導下,此基金會在國際學界建立了很高的聲望。蔣基會設立的同一期間,兩岸開放探親,亦園師返回泉州家鄉探望母親和姊弟,也和大陸學界搭建了直接溝通的橋樑。多年來李先生發揮人類學者的敏感度和比較視野,將到歐洲各國的業務考察訪問和數十次大陸之旅視為另一種形式的田野。大陸行更令他的內心「出現澎湃的激情,甚至不知自己是一個觀察者還是一個參與者」。李先生將飽含人類學味的所思所感,化為通俗文字發表,情真意切,發人深省。
亦園師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又是受儒家思想滋潤的謙謙君子。我每次和他交談,那誠懇而不虛矯的言詞都深印我心。記得李先生說過,他的人生算是順遂圓滿,有體諒他的妻子和兒女相伴,而且一直有貴人相助,在學問和工作領域不斷拓展。他特別提及台大傅斯年校長當年在他從歷史系降轉考古人類學系時,同意他維持獎學金並加以鼓勵的恩情。他身體還硬朗時,每逢傅斯年、李濟、高去尋等恩師的祭日,都會去他們墳前祭掃。近年李先生心臟不好、眼睛看不太清楚、耳朵也要很大聲講話才聽得見。但我每次去他家中造訪,談話結束時,他都堅持伴隨走過庭院,送我到門口,再微微欠身道別。這樣的身影動作,讓我離開後還久久停留在那畫面中,難以回神。
李先生的旅遊文章中有一篇非常神奇,命名為「黄檗緣」。他描述造訪京都仿照福建「黄檗山萬福禪寺」建造的同名禪寺時,脫離導遊,來到寺中一個庭園,聽到一位日本僧人面對窗內,以泉州腔的閩南話和另一位「長眉過目、額突如山」的老禪師說話。老禪師滿臉深刻縐紋,「不像是這一世代的人」,居然以泉州話招呼李先生,和他展開一席對談。老禪師講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日本人的庭園都喜歡把細砂石爬疏得井井有條,就是要藉這種外在的秩序來訓練自己內心的合理與有條不紊,是譬喻;而中國人藉外在的風水以求得內在的福份,是感應」。李先生因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的建築要設計一個中庭,便請教禪師應如何設計一個具有現代中國意義的庭園,以引導學生作內心的思考。結果老禪師搬出一套線裝書,翻開曾子天圓篇的一段,要李先生唸出來:「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老禪師指點李先生:「天是自然的比喻,而地是指人為,從這一觀點去讀曾子天圓篇,你的庭園就在其中了」。
上述如真似幻的對話,包含李先生體悟的道理和追求的意境。曾子天圓篇那段接下去的文字是:「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由興作也」。亦園師的肉身雖逝,但他的精氣文章仍在圓天方地中流轉,繼續啟發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