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可以流浪,教室可以流動


博士可以流浪,教室可以流動
2018.05.07 工作教學
作者:鄭肇祺

在秋意淺薄的九月,因家事之故,我從楓葉國匆忙地回到香港,正式結束留學生涯。本來打算再花兩年於外國打拼的我,連成人禮(畢業典禮)也沒有參加,赫然發現已經身處家鄉。為了應聘臺灣的教職,我氣急敗壞地在溫哥華苦等臺灣外交當局發出學位證明,一位剛搬到該市擔任專案教師的英國同學讓我衝了一星期的沙發,每天晚上,我們互訴著對茫茫前路的惶恐,頗有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感。登上回港班機的一刻,我帶著六年來剩下的三元加幣、兩箱一袋的書籍及田野資料,伴隨該同學的真誠祝福,正式進身流浪博士之列。

全球高等教育機構的教研職位目前只能容納少量博士畢業生,在我身邊的研究生大都無可奈何地成為流浪博士,面對研究、出版的壓力, 擔憂著未來的生計,有些還要尋求心理輔導。畢業後,有人打零工,有人在三、四間學校兼課,有人連續完成三、四個博後(Post-doc),有人在學術圈外創業。這一代的新任博士們已難以幻想自己是衣錦還鄉的狀元郎,能夠順利找到安身之所。事實上,能兼一門課使吃緊的生活喘一口氣,就已足夠讓我們喜出望外。在香港、臺灣等地的社會科學博士後機會並不多,博士生一般先以兼課開始。面對大學教職兼任化(Adjunctification),人類學徒到底能如何利用人類學知識來維持生計,同時實踐當初的理想?

我的「短期」參與觀察或許可以回應大學教職兼任化的困境,由於我的經驗處於學術機構的體制內外之間,在學術界之外直接參與了社區事務,因此也可帶出普及人類學知識的延伸討論。過去半年,我沒有例外地一邊尋找學術工作,同時從事不同工作糊口。幸運的是,我有機會以土著人類學徒的身份重新認識身處的社會,以及我的研究及田野。回顧這一段獨特的經驗,我發現在研究院時逐漸建立的專業知識、經驗及人脈已經發酵成社會及文化資本,除了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工作機會之餘,更讓我在體驗到人類學教育及實作的各種可能。在學院內外的經驗,讓我意識到流浪博士的行動力。同時,因為身份的轉變及身處體制外的彈性,流浪博士可能比體制內/非流浪者的人更能普及人類學知識。

流動中的共學教室

面對專上教育因兼任化及過於著重出版數字的風氣,我們需要的是打破學術的既有框架及結構,這方面很多人類學家及其他領域的前輩正在努力,本文在這裡要分享的則是香港的共學例子。作為體制外的流浪博士,我認為共學、社區大學等平台正好是我們發揮所長的地方。學生大部份是自願繳付學費吸收知識,同時也具有各種社會經驗,使導師在獲得與校園內不同的教學體驗之餘,也能享受沒有教學評鑑壓力的知識分享空間。

我的共學平台是一個傘後組織。我還記得自己在雨傘運動中,在網路世界裡感受催淚彈的無奈,那時的我,正在臺灣進行博士田野,和家鄉隔了一個臺灣海峽,雖然往來香港、臺灣的班機每天在飛,田野裡的資料搜集卻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我只能選擇留下來。九月下旬,白天雖身在外邊,我仍時時刻刻在滑手機,晚上則在電腦屏幕前查看香港方面的最新進展。到了十月中旬,我才能藉著回港參與學術會議的機會,親身踏足示威現場,在政府總部外見證市民席地而坐、罷課學生在馬路上自學自習的情景,也偶然成為龍和道上警民對恃的參與者(幫忙傳送物資)。我在香港農業的田野對象包括藍、黃絲帶及自稱中立、熱愛社會穩定的人士,因為只在香港短短三天,我沒辦法找來他們進行田野記錄,與中環一別三年後,留下的只有照片,以及去年重回現場後的失落感。

流浪的人類學徒如何彌補缺席在家鄉的重大歷史事件,沒有全程見證的遺憾?還沒有在本地大學受聘的我,選擇了以公眾教育作為回家後的第一件事。一位在香港社區耕耘的大學朋友在雨傘運動後和幾位大學教授等人成立類似臺灣社區大學的共學組織,他們目標把大學知識普及到民間,打破學習的固定框架。在運動期間,大學生們主動席地而坐,熱切地和到場的老師與談各式各樣的知識、想法,與在大學教室內學生寧滑手機都不聽課的情境實有天淵之別。這種場景感動了這些老師,他們因而成立共學組織,同時也是對大學教研制度的反思。剛畢業回港的我,受邀以導師身份開辦人類學的田野研究課程,在兩個月之間的短短十數小時內,帶領共學者學習田野研究方法,並進行社會介入的反思。


圖一:共學課程的招生海報;海報由共學團體製作。
當次課程吸引了十八位在環境、農業運動中活躍的人士,加上數位有參與過雨傘運動的人,其中兩件事情讓我感觸至深。

兵荒馬亂地開辦課程後,我決定先以田野方法的基本教學為本,即是從安樂椅上的人類學家開始講到多點民族誌。然後,當然要提及人類學家在參與、觀察之間的各種拉扯。分享了過去九年的田野經驗後,一位共學者突然舉手發問:「那你有參與社會運動的實質經驗嗎?」我頓時語塞,我不是剛花了一小時解釋我在研究環境及土地運動時的個人經驗及位置(Positionality)的反思嗎?後來我在兩堂課之間花了一星期來思考這個問題,加上和這位共學者的接觸後我才發現,他是希望我能在他相關的社運組織工作上有所參與。細想回來,我正好是身處一個尷尬的學術位置──作為土著人類學徒,我離開家園六年了,雖然偶然和香港田野裡的報導人有聯繫,但並非實際參與近年的社會事件,繁重的研究及學校工作也使研究生時期的我,失去了對田野的熟悉度。我調整了心態,重新理解什麼是共學:既然視教室為平台,導師更應放下博士、老師、專家的光環,和共學者一起生產知識。

在適應了課堂氣氛後,我再嘗試提出一個討論方向──讓社會政策、社會運動和社群行動都開放予研究者進行社會影響評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SIA)。在香港,現時的政策SIA多是由外來者 (outsider)以問卷、訪問、上樓的方式進行,時間長短不一,而人與人的關係如何影響assessment的結果,以及當中的權力關係為何,在執政者甚至研究者的眼中,似乎毫無價值,更遑論受訪者的生命故事怎樣和社區連結。在「科學研究」的框架內,很多時候受訪者最後只能淪為「數字」。我原本認為,田野研究能改善問卷設計、訪問過程的互動,更甚之,在社區作一段時間的參與觀察,能加強我們反思每個政策、行動的意義。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卻感受到共學者沒有實際的人類學理論訓練以及閱讀民族誌的經驗,也沒有機會了解田野研究實際的運作,部份人也不需要用到SIA這工具,因此我想要把SIA及田野研究拼合討論是甚為困難的事。


圖二:和共學生於筆者的田野點的社區進行實習;圖片由共學者提供。
這兩個事件促使我重新設計修訂課程,並在第二季教授同一個課程時,透過個人網絡,直接把香港的兩位人類學朋友帶到課堂上,其中一位分享了她作為年輕女性對傘後社會運動的參與觀察時的經驗,另一位則分享了與少數族裔的男性及女性交流時的位置轉換,這除了即時具體化了我教學時的理論部份外,也因為將不同的人類學徒帶到教室現場,我讓共學者看到了研究者的血肉之驅。有了三個例子(包括我自己),共學者更清楚了解田野研究和其他科學研究的異同,在實習課的表現更符合我的預期,既能在三小時的實習時間掌握基本的參與觀察技巧,亦能分享到在田野當中的拉扯。


圖三:在夜市中實習參與觀察的共學者們;圖片由共學者提供。
我在共學課程中得到的回饋是,一些共學者透過著所提供相對廉宜的課程,正在觀察本地的人類學家在做什麼,也培養自己對學術的興趣,並思考是否進入本地大學的人類學碩士課程。在一個課程需要快二萬美元的情況下,進入校園獲得人類學知識的成本非常高,然而這不並能怪責本地的人類學系所,因為在大學財政資源分配不均的狀況下,一些研究院課程只能把學費提升,以確保教學人員的數量及品質。相對而言,對學位沒有需求、但對知識有渴求的人來說,這個碩士班的投資實在太大了。共學平台雖然不及學院在課程的設計、評審上要求嚴謹,但這反而是一個有利打破學街框架的空間,也是流浪博士把刀劍磨鋒的機會,當中的磨刀石,正是一些學習、反思人生經驗的共學者。

通勤於學院與社區的流浪博士

第二個分享的例子是我在學院與民間通勤的經驗。機緣巧合下,我在本年初進入了位於田野地點一隅的大學,成為一個兼任教師。相對共學的課程,兼任教師是流浪博士最能「合理地」連結學歷與工作的身份:「我在大學教書。」這是我可以向長輩交代的身份,他們聽到了就不會管我能待在這個職位多久,只會欣喜兒子失蹤六年,原來還有能力找到正式工作。但如果我說:「我在社區教書。」他們就難以理解了,為什麼都拿到博士了,還要去社區中心教興趣班?或許如此,我聽過一些流浪博士通勤於三所學校之間,領著於工作時間跟本不相符的鐘點費,慢慢感覺到人生正在消磨畢業後剩下不多的意志。但是,受過人類學訓練的我們,何不希望能遊走於學院與社區之間?

人類學徒的行動力往往在校園內集得,然後在社區內體現。在完成共學第一季的田野研究課程後,關注農地問題的共學者邀請我協助他們進行香港最新的政策措施――農業園的相關行動。作為人類學研究者,我當然希望能參與觀察。因應香港農業政策的變化,加上個人身份的轉變(從學生成為學者),我也將行動研究引入到工作範圍內。但是,大學及研究院的訓練在應用及政策人類學的訓練相對缺乏,至於是由於類似的題目難以在學校裡教授,又或者是不被重視,這個不得而知。過去在研究型大學受訓的博士生,都先被訓練成獨立研究者,然後才建立及參與團隊的研究工作。近年,一些學系意識到博士生需要配備更多專業能力,方能在江湖上行走。我在楓葉國時,就碰上了一門專業能力(Professional skills)的課程,以及考古學家辦的「駐校考古學家」(Archaeologist in residence)計劃,讓在行政、學術、應用、政策、顧問工作等,有豐富實務經驗的各領域專家到課堂上進行分享。教學重點在於建立處理人際關係的溝通能力及道德,以促進各方面的合作,提升就業能力。作為人類學徒,當然需要配合個人的文化敏感度,靈活地運用不同能力。

回歸田野(Field revisit)後參與農業園的討論,使我建立了除了流浪博士之外的身份―─獨立於大學體制的行動研究者,合作對象則為大學內外的夥伴,如農夫、社區組織者、農業團體的參與者、大學導師、環保團體等。他們既是合作的團隊成員,也是堅實的報導人。參考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的道德指引, 行動研究者最重要的工作是把研究過程透明化:

To the communities ultimately affected by our activities we owe respect for their dignity, integrity, and worth. We recognize that human survival is contingent upon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a diversity of human communities, and guide ou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accordingly. We will avoid taking or recommending action on behalf of a sponsor which is harmful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munity.

要做到提供對社區利益無害的建議說來容易,但對任何一個研究者來說卻是難以完美的決定。我在參與行動研究的過程中,意識到不能單靠依賴共學延伸的社會運動網絡及組織,因為這種與雨傘運動有關的組織,接觸到的是香港社會中的特定社群。這時候,重啟過去以學生身份研究香港農業而得來的人際網絡就更重要了,因為沒有和各種持份者長期互動,我認為個人不能以全觀的目光,去給予對社群最無害的政策建議。於是,我重新開展了田野研究,一方面作為行動研究者,另一方面向其他已認識的持份者了解農業園對他們的意義。這種長期追蹤調查,雖然是人類學的傳統研究方法,但在學術工作朝不保夕的情況,更顯得難能可貴。「大學教書」這個身份,往往是我在表達自己想要學習報導人經驗的合理身份,因為在香港,除了大學之外,鮮有智庫、研究機構給人鮮明的「中立」形象。如果失去大學教職員這個身份,我會否成為一個「不會客觀、中立去做研究」的人?遊走於學院與社區之間,我發現自己正身處一個「彈性的學者」(借用Ong的flexible citizenship,這或可稱為flexible scholarship)的身份政治。一方面,我靈活運用了學院和社區的身份進行難以簡單解釋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我了解到一旦失去學院的身份,我可能陷入工作不被社區認可的難題。

共學的概念使我在不知不覺之間也把教室搬到田野。與部份參與田野課程的社會行動者一起於社區內討論事情時,我嘗試放下「學院派」的身份,透過分享研究經驗及方法,提醒了一些社會運動者可能一時看不出來的盲點(例如政府官員一律不肯溝通的前設)。這種介入,正是我在田野課中想加入的元素,而在參與實際行動時,自己卻實在地經歷了一次這個過程。後來我發現,原來有一些人除了對熱心農業,也同時對人類學感興趣。我的田野經驗可能是他們少有接觸的入門知識,我也更樂意和他們分享手上的田野研究、合作機會,培養對農業有田野研究能力的人類學徒。

流浪者們!成為挑戰教職兼任化的勇者吧!

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人生經驗如何影響了我的寫作歷程。流浪博士既是身處在體制外,我們也希望有一天能在體制內找到教研職位。因此,在流浪期間,我們還是面對出版、教學品鑑的壓力。我的方法是讓部份研究對象成為合作伙伴,這在田野研究中是教科書及論文不可能給予標準答案的行為。摸著石子過河時,我慢慢重新思考了過去的碩士論文,然後整理新搜集到的田野資料,利用參與學術會議的時間,重新書寫了相關論文。通勤於學校與田野之間,有時候累得透不過氣,有時候腦袋大塞車,有時候卻出現了靈光一閃的火花。


圖四:遊走與教室與會議之間:有關香港農業園之學術文章發表。地圖來源:田野資料 2018
被形容成學術階層下最底層的流浪博士,或許正是社會及學術機構的改革需要的動力來源。我是幸運的,藉著校園內外的網絡,我了解到香港社會正需要一個可以彈性控制時間的人類學徒,浮動在社會各個地方的教室裡進行研究及教學工作。共學的概念也和人類學特色的合作行動研究有所配合,我記得一位老師曾說過報導人其實是我們人類學家的顧問,為我們的工作帶來了不同且具有啟發性的建議。回想一下,我在不同教室講過的話、教授的內容,很多都是報導人跟我說的,而非單靠教科書形成的知識。普及教育,需要的是不同的地方知識,人類學徒多在校園之外,有可依賴的經驗、資源及網絡,或許能更有效地把地方知識放進不同場景的教學環境內,而當有一天有機會成為掌握權力的行政、學術領袖,我們要做的不是將大學教研職位兼任化,而是多元化。

出版的壓力和時間的分配,不只是流浪中的博士獨有的問題。就算已經在大學工作的教研人員,不少仍希望能直接在社區和不同人士接觸,透過合作行動研究將知識普及之餘,也從民間吸收更多養份,改革學校的體制。可是,他們和流浪博士一樣,面對著大量的工作壓力,可以說是穩定的工作消磨了他們的行動意志。流浪博士面對找工作的壓力,專任老師們則面對升等的壓力。由於教師兼任化的問題,專任老師們的出版要求更高,工作壓力也就更大了。如果跳出學校出版、升等、兼任化的制度再生產,我認為把部份社區工作、教學作為能力指標之一,未嘗不可,但更重要的是拒絕單純量化的指標,直正的問題在於將工作當作數字,成長作為必然。以人類學為例,要實現教研職位多元化,推動一種加強人類學普及教育和實作為主的社區為本學習平台,應是一個可行的路向。

展望未來,來自社會上的支持除了合理的薪酬外,我也期願各界為流浪博士去標籤化。博士是在學術制度下的產物,沒有大學就沒有學位。可是,博士們在找的平台,不一定是學校,而是一些可進行共學的地方。而結構性的問題,如薪酬水平、工作穩定性及外界對共學老師的尊重,有賴更多的創意方案、改革來解決。共學及合作行動研究是兩個可能性,我希望未來能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出現。我並非唯一在努力的人,身旁已經有十數個勇者了(例如故事/說書網站的編輯委員們)。盼望有一天,博士的流浪也是多元文化下的一個策略選擇,而非被邊緣化的群體的無奈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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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肇祺 博士可以流浪,教室可以流動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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